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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提到占地拆迁的农民，很多人一定是羡慕嫉妒恨的感受。其实，人们一定没有想过，农村的宅基地及其地上物，那往往是几代人的财富积累。一朝变现，是否还能造福几代人呢？ 出于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我住进了房山区一个由5个村子组合而成的社区。4年多了，耳闻目睹了很多转居农民的酸甜苦辣，羡慕之余，也发现，在表面的光鲜下，他们仍然是值得社会关注和帮助的弱势群体。 得了钱和房子，日子并没有富裕多少 多数家庭除分了房子之外，大多数拿了几十万元的补偿款，超过100万元的很少。房子是简装修的，如果重新装修一下，再买一辆车，剩下的钱并不多。多数家庭都会把富余出房子租出去，出租价格根据居室数量和面积是1000多至3000多元不等。有的村子会经营，村民会得到额外的出租底商的收入，最多的每人每月可分得2700多元。需要说一下，虽然转了居民，村委会还存在，仍然管理着原来的村民们，小区里还架设了高音喇叭，有广播时，大家都跑下楼在外面听，因为在屋里听不清是哪个村在广播。很多人用不惯抽水马桶，也有的是为了省水钱。院里仍然盖了一个较大的公共厕所。 自来水水碱很大，不好喝，小区里设有几个净水机，买卡接水的那种。有的人为了省钱，把净水机旁边的下水道盖撬开，用桶接净水机排出的水提回家里用。 大家对物业费是抗拒的，有钱的、没钱的都不交，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李大伟，是我所知道的得房子和钱最多的一个。原来他家是临街的二层小楼，拆迁后，得了6套三居至一层的单元房和补偿款290万。他家租出去了两套房，又在更边远的地方买了两套房，没有出租，等着升值后卖出。老李有两个女儿，大的上班了，小的在读高中，父亲早逝，母亲在7个儿子家轮流住着，每家住3个月。他们所住的三居室做了精装修，购置了全套高档的红木家具。买了两辆中低档的汽车，剩下的钱全部买了投资保障型的商业保险。老李现在在一家商场当夜班保安，他老婆在大学做保洁。全家人仍然是舍不得吃穿，过着和原来一样的日子。 有人富了一阵子，然后变得比以前还穷 田中华，是个60多岁的光棍汉。分了3套房和60多万元钱。他不会开车，却买了辆车，雇了一名司机给他开车。仍然没有结婚，却找了两个女人和他一起住。4年之后的他，车子和女人都没有了，房子只剩下了一个一居室，靠每月17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平时骑着三轮车捡废品卖。听说以前当农民时，他是个种菜的高手，尤其是擅长种黄瓜。 除了年轻人，多数人从事不稳定的简单劳动 没有地种了，没有专业技能的人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男的做保安、绿化，女的以保洁为主，少数当商店售货员。郊区的工作岗位其实本来也不多，能找到这样的工作都是下大力气托人的。有几个跑出租的，在市里合租了房，每周回家一次。很多人买了车以后，有跑滴滴的，更多人则是跑黑车，因为竞争激烈，每天赚到的钱很少，多数只有几十元的收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节衣缩食地吃那点老本儿。 梁建柱，45岁，花了5万元，托人找了份在火车站给火车加水的工作。每两年签一次合同，4年前工资是每月2000多，现在涨到了每月4000多，三班倒。这份工作很难得的，他们那一批一共40多人，都是给了介绍人5万元。工作不算很累，只是冬天冷、夏天热，没有吃饭的时间，只能趁着没有车的间隙抓紧吃两口，也有人索性不吃，下班回家吃。他们的工作证可以免费坐公交车和地铁。一起去的那40多人，有几个人没干多久就不干了，有辞职的，也有被辞退的，等于平白扔了5万元。多数人坚持了下来。老梁正托人换工作呢，还是在火车站，他想去清运火车上的垃圾。他说，那活儿很肥的，车上人啥都扔，衣服、帽子、太阳镜、没动过的吃的喝的，甚至连手机都有扔的，废品可以卖钱，吃的可以拿回家喂狗。 有人走了歪路，变得一无所有 一下子得了房子和钱，总会有人走歪路，尽管是极少的人，因为都是村民，轰动效应是很强烈的。 王宝玉，50多岁，得了几十万元和三套房。拆迁那会儿正赶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买了辆奥迪A6L，挂在婚庆公司，拉婚庆的租车活儿。没过多久，他赌博的毛病犯了，先是输光了钱和车。不到一年，就把原来计划给两个儿子结婚用的两套两居室卖了。两个儿子和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带着母亲去市里租房住了。后来听说他把仅有的一套房也卖了，人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丁志军，不到40岁，身高近2米，白净帅气，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很像机关干部。他是后来染上了毒瘾，最后也是一无所有，也不常回家，有人说他在医院和火车站睡觉。 搬入楼房以后，村民间串门的也少了。仅去年就发生了两起独居者死在家中好几天才被发现的情况。 我感觉，农转居之后，受益最大的是老年人。一是他们有了养老金，虽不足2000元，但比以前强多了，不用伸手向儿女要钱了。更重要的是，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了，看病吃药只花很少的钱。总之，由农转居的这部分新居民，是新增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就业、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需要有关部门重视和帮助，逐步实现从农民到居民的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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