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同时智慧也不能离开学问,智慧必须以学问做基础,才靠得住。我们需要学问,更需要以智慧去笼罩学问、透视学问、运用学问。 罗家伦 (1897—1969)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代表作品《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学问(Learning)与智慧(Wisdom),有显然的区别。学问是知识的聚集(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是一种滋养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却是陶冶原料的熔炉。学问好比是铁,而智慧是炼钢的电火。学问是寸积铢累而来的,常是各有疆域独自为政的。它可吸收人生的兴趣,但是它本身却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种透视,一种反想,一种远瞻;它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它是从人生深处发出来的,同时它可以烛照人生的前途。 罗家伦家族(1935年) 罗家伦 学问应如何去寻求?智慧又如何去浚瀹?更应如何以智慧去笼罩,透视,并运用学问?这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有严格纪律的一种意识的训练。思想当然不是别人所教得来的。没有思想的人,别人不能强他有思想,正如西洋古语所说:“你能引马就水,但不能教马喝水”(“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然而思想是可以启发的。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启发人的思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承认思想有启发的可能。思想应如何去启发呢?当然非有训练思想的方法不可。我现在先提出中西两大哲人关于训练思想的指示来。 1920年,罗家伦(左立者)与冯友兰(右立者)等人在纽约合影
第一是“部落的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可称“观感之蔽”。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先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好了,然后才去寻找经验,再把经验团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合。这无异手提着一个蜡人再向他问路。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错误。现在有些大学生做论文,往往先有了结论,然后去找材料,好像药店里打好了装药的抽屉,安放得整整齐齐,再待把药材分别填塞进去,就算完事。他不是从材料里去逐步寻求真理,乃是把他的所谓真理去配合材料。这种工作,是白费的。 第二是“山洞的偶像”(Idols of the cave),可称“自我之蔽”。这与个人性格有关系。每个人因为他性之所近,常常在意识里形成他的一个所谓“洞”或“窠”。这种“洞”或“窠”,常把自然的光线屈折或遮蔽了,于是一个人就像带上颜色眼镜:带了蓝色眼镜,便说一切是蓝;带了黑色眼镜,便说一切是黑。结果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这种“洞”,人的思想一跌进去,便是不容易爬出来的。 第三是“市场的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可称“语言之蔽”。这是从人与人的接触之中而生的。人与人相接触时,不得不用语言来交换思想,但语言所用的字句,常以群众所了解者为准,所以字意常不确定,或不完备,而真理遂被湮没。人类思想的错误,很多是由此而来。逻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每个字的意义,而使其有一定的内容,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政治煽动家说的话,大都是极漂亮而动听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有几句是确定可靠的?庄子说“言隐于荣华”,其实这种语言是和无花果树一样,以它的叶子隐盖着它无花的羞辱。 第四是“戏院的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可称“学统之蔽”。人类有些思想上的错误,是由于传统的信条或对事实错误的证明而来。古今来各种派别的哲学系统,往往不啻是戏台上一幕一幕的戏剧,各人凭其主观的想象而编成的。如果有人堕入彀中,深信不疑,便很容易固执偏见,抹杀其他。中国过去的学派之争,如所谓朱陆异同的聚讼,都于不知不觉中犯了这个毛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