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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平乐》中，吕夷简是第一个出场的官员，他在宋仁宗一朝曾三度拜相，身为宰辅达２１ 年，是北宋前期执政时间最长、最受皇帝宠信，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宰相。 在同僚眼里，吕夷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奸臣。 陕西转运使孙沔骂他：“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 文坛领袖欧阳修骂得更激烈，他在《论吕夷简劄子》骂道：
对于大臣对吕夷简的种种非议，宋仁宗却坚定地站在吕夷简一边，“书闻，帝不之罪”，一直对吕夷简容让和包庇。 仁宗一朝人才济济，苏轼曾评价:“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文学方面光“唐宋八大家”仁宗一朝就有五位，还有晏殊、柳永、黄庭坚等；名臣方面有范仲淹、韩琦、司马光、文彦博、包拯、庞籍、富弼等。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才当中，不是“天地间一等一的人才”范仲淹或他人，而是“有污点”的吕夷简能“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呢？ 宋仁宗需要一个自己完全信任，有能力有声望而且比较强势的宰相抛开“正邪”不论，吕夷简虽称不上“天地间一等一的人才”，但也有“廉能”美誉，其通权练达的才干是得到过先帝和同僚认可的。 吕夷简，字坦夫，淮南路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吕夷简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吕龟祥做过寿州知州，父亲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 大理寺丞是七品小官，也就是说吕夷简出身于一个下层官僚家庭，门第并不高。父亲去世也较早，即便如此，其家庭条件要好过随母改嫁的范仲淹很多。 吕夷简在学业上是很争气的，威平三年(1000年)进士及第，初任绛州军事推官，此时他年仅22岁。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吕夷简的伯父是太宗朝和真宗朝的宰相吕蒙正，吕蒙正向宋真宗推荐过自己的侄子吕夷简。 那时吕蒙正已告老退休，在家休养，宋真宗到他家里看望他。宋真宗看到老宰相白发苍苍，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想从他儿子当中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提拔重用。
吕蒙正有7个儿子，当时都在朝廷做官，而且德才兼备，风评不错。吕蒙正却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由此可见吕蒙正多么看重吕夷简。 进入皇帝视线的吕夷简并没有马上青云直上，而是扎扎实实在地方进行了十六年的历练。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吕夷简知滨州。滨州靠着黄河，是水患频发之地，吕夷简上任后，组织百姓沿河修筑堤防，开渠疏通水道，使滨州“岁无淹涝”。 当时农民置办农具需要上税，这极大影响到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上疏请免掉河北农器税，宋真宗不仅免掉了滨州的农器税，还免掉了全国的农器税。为此事，当时的宰相王旦称赞吕夷简“器识远大”。 不久吕夷简转任提点两浙刑狱，适逢京城大兴土木，在南方砍伐林木，时值隆冬，官员一个个凶神恶煞，畏逼甚急，工徒不堪其苦，有的甚至被夺去了性命。 吕夷简发现后，立即上疏，请求延缓劳役，认为隆冬沿河运送确实艰难，最好等到初春河流解冻后，再用兵卒轮流运送。宋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矣！” 宋真宗由此对吕夷简刮目相看，吕夷简升任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知杂事。吕夷简在地方历练了16 年之后，进入京师为官。 侍御史知杂事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副长官，在宋代御史台是个地位显赫的机构，它和中书省、枢密院并列，自宰相以下，悉属御史台纠察，号称“宪台”。 在侍御史知杂事的任上，吕夷简直言敢谏。他曾弹劾“李溥专利罔上”；当有人诬陷寇准造反时，他为寇准辩解；还审理过石普案和假李顺案。 后来因吕蒙正的女婿赵安仁任御史中丞，吕夷简避嫌又改任起居舍人。后来还担任过知制诰、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职务。 不论是在什么岗位上，吕夷简都兢兢业业，通权练达，有“廉能”美誉，其政绩和能力也得到了同僚和宋真宗的认可。 宋真宗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朝野盛传吕夷简将要获拜为相。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赵恒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年赵祯12岁，刘太后垂帘听政，“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不久吕夷简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 天圣七年（1029年）二月，在宰相王曾的举荐下，吕夷简第一次拜相，成为大宋朝的集贤相（以宰相身份兼集贤殿大学士的，称为集贤相）。同年十月，王曾罢相后，吕夷简成为大宋的首相——昭文相。 吕夷简辅佐刘太后听政十多年，即公忠体国，又顺势而为。在大事上讲原则，寸步不让，在小事上讲感情，照顾刘太后的面子。 《宋史》对吕夷简这十年的政绩，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明道二年，23岁的宋仁宗终于亲政。当时的朝政已被刘太后掌控了11年之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对朝廷的控制，他要选一个自己完全信任，自己能控制住的，有能力有声望而且比较强势的人当宰相，在这种背景下，吕夷简成了宋仁宗的不二之选。 吕夷简在宋仁宗亲政之初，提出了八条建议，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宋仁宗都虚心采纳。 吕夷简在仁宗朝三度拜相，权倾朝野，掌控台谏、统领中书和枢密院二府，几乎达到了相权的最大限度。欧阳修、孙沔、蔡襄这些在当时名望很高的谏官、大臣，纷纷弹劾吕夷简权势过大时，宋仁宗虽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依然没有对吕夷简有任何处置。 这除了宋仁宗对吕夷简信任外，还在于吕夷简完全在宋仁宗的掌控之中，吕夷简的一切权力都是他宋仁宗给的，是有明确的目的和作用的。也就是说他需要吕夷简这么一个强势宰相，来替他把持和稳固朝政。 吕夷简维护宋仁宗生母名分和保护培养少年宋仁宗，是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的根本《清平乐》电视剧一开始就向我们展开了宋仁宗赵祯得知生母李顺荣身份后，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其实赵祯是在生母李顺荣死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人畏太后，亦无敢言。终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 李顺荣死于明道元年，刘太后本来打算以宫女的礼仪草草埋葬了事。但吕夷简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事情的严重性，他当着仁宗和太后的面，奏请厚葬李顺荣。 刘太后顿时大怒，训斥吕夷简说：“宰相你怎么还管起宫中之事了？”拉起宋仁宗入内，然后反身独自出来，气势汹汹地反问吕夷简：“你是想离间我们母子俩吗？” 吕夷简寸步不让，回应说：“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 一句话镇住了刘太后。 正是在吕夷简大胆的“胁迫”下，刘太后才同意厚葬李顺荣。吕夷简还对李顺荣后事的规格提出来具体的建议：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通过燕王赵元俨（《清平乐》中的八大王）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顺荣，燕王当时还挑拨说：“妃死以非命。” 宋仁宗听后，悲痛欲绝，数日不上朝，并发兵包围了刘太后家眷的住宅。派人查看尸体后，得知自己的母亲是以皇后之礼厚葬的，宋仁宗的雷霆之怒才烟消云散。 后来宋仁宗到洪福院祭奠生母时还曾哭着说：“劬劳之恩， 终身何所报乎？”，充满着对刘太后的感激之情。 而这一切都是吕夷简的功劳，可想而知宋仁宗对吕夷简的感激之情。当时有人评价吕夷简“功最大者，乃在于处仁宗母子之际，使人无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朝廷以之安静，士大夫亦赖以无祸”。 宋仁宗即位之初，刘太后还把荆王的儿子赵允初弄到宫中抚养，这对年幼的宋仁宗是潜在的威胁。吕夷简多次劝谏，以为不可。 刘太后拿只是来陪宋仁宗读书的来搪塞，吕夷简则多次劝说:“上富春秋，所亲非儒学之臣，恐亡益圣徳。" 刘太后有些不耐烦，说：“何至于此！” 吕夷简正色道：“前代母后多利于幼稚，嫌疑之际，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书听旨。” 在吕夷简的百般坚持下，刘太后只好让赵允初回到了荆王府。 由此看来宋仁宗能顺利继承皇位，吕夷简功不可没。 吕夷简不仅竭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且重视年少皇帝的教育培养。宋仁宗后来博学多才、崇尚经术，勤于政事就得自于其早期受到的教育。 正是由于吕夷简在维护宋仁宗生母名分和保护培养少年宋仁宗所作出的贡献，宋仁宗和吕夷简君臣之间形成了充分信任的亲密关系，这是其他大臣难以企及的。 吕夷简善于玩弄权术，迎合上意吕夷简是权谋大师，其政治权谋其他大臣都不是对手。《宋史》曾评价说：“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吕夷简“善任智”，经常运用权术压制或排斥违逆自己的大臣。庆历元年，吕夷简与当时同为宰相的宋庠不合。他知道宋仁宗对当时主持对西夏战事的范仲淹抱有厚望，就成功设计利用范仲淹和李元昊通信一事打击排挤了宋庠。 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吕夷简即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又达到了控制朝廷用人和言论的效果。 吕夷简迎合上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支持宋仁宗废后。 看过《清平乐》的都知道这个郭皇后是什么德性，史实中的郭皇后可能不像电视剧中那样不堪，但也是一个嫉妒成性，心胸狭窄，行为蛮横的女主，无论在颜值还是品行上都不讨宋仁宗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皇后是刘太后强加给宋仁宗的，宋仁宗废后其实也是在发泄对刘太后垂帘听政的不满情绪。 宋仁宗废后遭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台谏的集体反对，而宰相吕夷简坚定地支持宋仁宗废黜郭皇后。 吕夷简上疏“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陛下颈乎?”光武帝是一代明君，郭圣通仅是因为怨怼就被废黜，何况你这位皇后还打伤了陛下的脖颈呢？ 范仲淹、孔道辅等上疏“极言其不可”，吕夷简下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谏官们上奏无门，范仲淹遂率孔道辅、蒋堂等十几个人跪伏在大殿门外，伏阙请愿。宋仁宗不想见他们，就让吕夷简跟他们解释。
以上是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这场争论的详情。范仲淹他们还准备第二天上朝继续谏诤，结果诏书下达，范仲淹外放睦州知府，孔道辅等人都受到了或贬或罚的处分。 在废后事件中，吕夷简迎合上意，不择手段压制台谏、封堵言路，被大臣和史家视为奸臣。其实是宋仁宗废后之意已决，有意让吕夷简为自己抵挡台谏的劝阻而已。 范仲淹冒“死”进谏，刚正不阿，被视为忠臣和英雄。可是在废后一事上，范仲淹果真做得对吗？像郭皇后这样一个缺乏自我约束，不招人喜欢，连后宫都管理不好的人真的是德不配位。 朝廷最后定议废后，宋仁宗在吕夷简的帮助下第一次强行执行自己的意志并顺利完成，吕夷简再次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 结语庆历四年（1044）九月，吕夷简病逝。宋仁宗听到吕夷简去世的消息，痛哭流涕，“哭之甚哀，不视朝三日”。宋仁宗如此伤心，和吕夷简往日对他的关心、尊重、支持有莫大关系。 平心而论，吕夷简虽称不上舍身报国的“诤臣”，但他绝不是祸国殃民的“奸臣”。宋仁宗是守成之君，吕夷简则是守成良相，他对仁宗朝的稳定、繁荣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人之所以对他评价较低，是因为当时人们推崇的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操守，而吕夷简“动有操术”，当然不会被认可了。 宋仁宗在吕夷简去世后，曾哭着对大臣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吕夷简有宋仁宗这一句话，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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