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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潮州府巡检司的设置与山海防御

2020-04-19  寒江读舟

     摘要:明代潮州府巡检司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明初主要布局在沿海港口,填补了卫所防御的空白;洪武二十七年,随着卫所体系的建立,巡检司也相应调整了驻地,成为卫所的重要补充;嘉靖中后期设立柘林水寨后,沿海巡检司的海防地位进一步降低。而山区巡检司却在嘉靖年间大量添设,成为山区防御的主体力量。巡检司可以应对小规模的骚乱,对乡村安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由于力量有限,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关键词:明代;潮州府;巡检司;寇乱;防御

     明代潮州府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处,负山阻海。北部程乡、大埔、平远、镇平等县皆为山区,盆岭相间,盗寇纵横;韩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府,梅溪、榕江、练江则自西向东横亘,形成较为发达的水道交通网络。中南部饶平、海阳、潮阳、惠来、澄海诸县濒临大海,港澳众多,时受侵扰。正是“山峒葱郁,海涛喷薄,或连闽越,或通广惠”,“乃帆艣稍暇,则岚嶂又多啸聚焉。于是海与山有时而离之以各为盗,有时而合之以相为盗”,地方形势十分复杂,号为难治。目前,关于潮州府军事设施与地方动乱的研究成果颇多,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春声从海防军事地理的角度研究明代前期潮州的卫所与水寨,又以乡村城寨建设为切入点研究韩江流域的地方寇乱。黄挺则从地方控制的角度研究明代前期的沿海卫所与巡检司。这些研究多着眼于沿海卫所,虽然涉及巡检司,但也仅是简略提及沿海几处巡检司的位置分布。实际上,在面临潮州倭寇、山贼、海盗交相为乱的复杂情况时,明政府除了建立卫所并陆续添设县治外,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广泛设立巡检司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对明代潮州府巡检司的整体布局作一梳理,总结其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巡检司在地方寇乱中的具体作为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一、明初潮州府巡检司的设置与调整

     据嘉靖《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府的巡检司防御体系大体构建于洪武二年(1369)至四年(1371)之间。共由11处巡检司组成,其中山区5处,沿海6处。

     山区地带除太平司深入府北部外,其余4均位于韩江、榕江下游平原与丘陵相接的南部区域。程乡县太平司建在县西百里外崇山峻岭中的梅塘堡。早在至元十一年(1274),輋(畲)贼陈满即在此结寨啸聚并攻陷城邑,盘桓九年才被招讨使陈梅攻克寨堡;明初巡司驻此显然为控御畲汉杂居的山区。揭阳县北寨巡司位于蓝田都冈头山下,“深浦溪……至北寨巡检司入于北溪”,表明该司是为防控北溪水路要道而设;同属揭阳的湖口司则驻在南溪边上的棉湖寨,不仅可控制南溪(今榕江干流)水道,县志云“揭邑非商品辐辏之区,北溪舟楫上止万里桥,南溪舟楫上止普宁、棉湖,货物所出,甚为微渺。”表明巡司所驻之地还是该县为数不多的商品集散区。潮阳县吉安司初建在南山之下,其地“连峰接岫,深林峻岭,北通长乐,南通惠来、海丰,盗贼出没,常负固焉。”同县的北山司初设在北山村,同样用于防守山路隘口。另外,洪武九年(1376)又在今梅溪、汀江、梅潭河交汇处设三河司,时属海阳县,用以扼守韩江源头,“三河襟喉惠潮,扼吭汀漳,舟车繁汇,为南北要津,故设巡司控扼其地,以诘奸捕盗。”

     至于沿海巡检司,则全部分布在海岸线的中、北部。东北端是设于洪武三年(1370)的黄冈司,时尚属海阳县。该司驻于今饶平县黄冈河入海口处的黄冈村,“为闽广之交,山海之会,流贼往来啸聚,截劫士宦,商旅多受其害。自是置司镇御之。”中部枫洋、闢望二司位于韩江下游冲积平原上的南桂都园头村、下外莆都闢望村,分别扼守韩江西溪、东溪水道,但距离港口尚有一小段距离;洪武六年(1373)曾将闢望司迁往港口,但十年后复迁回原地,表明韩江水道才是该区防守要害。而鮀浦、门闢、海口三司则分布在沿海港口位置,揭阳县鮀浦司驻在韩江西溪入海口的溪东村,扼守溪东港;潮阳县门闢司处于榕江入海口的直浦都门闢村,防守大港;潮阳县海口司所在的海口“为琼南、广惠、闽浙、江苏商船往来之要口,为海防最要。”至于洪武初年的潮州府南部海岸线则没有巡司驻防。

      洪武初年巡检司形成以沿海防御为主的格局无疑与当时的倭犯有关,据记载,“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诸州,时天下初定,海内乂安,倭寇窃发,滨海一带皆被骚扰。”而彼时潮州府沿海各守御千户所均未建立,仅海阳县苏湾都东陇地方在洪武三年(1370)设了一处水寨,但该水寨距海仍有一段距离,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府城安全。因此,额设弓兵五十人的巡检司成为了沿海地带唯一的官方武力,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卫所军事防御的空白。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命安陆侯吴全等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以备倭寇”,潮州府的沿海卫所防御体系也于此年正式形成,不仅创建了大城、靖海二所,蓬州、潮阳二所也发生了迁移。与此相适应,巡检司也于此年做了第一次较大的调整,北山司由北山村挪到了沿海的神泉村,改称神泉司,扼守神泉港,成为南部海岸线唯一的巡检司。由于潮阳守御千户所由潮阳县城移到了海口村,取代了海口司的位置,故该司搬到了招收都招宁村,改称招宁司,扼守达濠港;达濠港“东西二岸山多田少,襍以盐埕,民以渔盐为业……本港渔船千艘,商民稠密,与海门俱为扼要”。另外,吉安司也由南山迁到了练江之畔的贵屿村,虽然贵屿村仍属山区,但由港口沿练江而上可直达该司,故成书于嘉靖年间的《筹海图编》仍将其视为沿海巡检司。可以说,洪武二十七年的调整是进一步强调了巡检司的海防功能。《钦定续文献通考》载:“国初惩倭之诈,缘海备御几于万里。其大为卫,置军四千五百六十人;其次为所,置军一千一百余人;又次为巡检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数十人。皆大小相维,经纬相错,星罗碁布,狼顾犬防。”可见明初巡检司与卫所同为海防重要环节,潮州府巡检司在明初的布局与调整清楚反映这点。又建文三年(1401)五月锦衣卫镇抚陈直称:“广东海滨巡检多系人才,不谙操战、御贼,请于军官弟侄中不应袭替者保选。上从之。”再一次证明沿海巡检司军事色彩之浓厚。

二、明中后期潮州府巡检司的增设与变动

     潮州府巡检司体系的第二次大调整发生在嘉靖年间,且集中在中北部山区,主要体现为巡检司数量的大幅增加。北部程乡县新增丰顺、石窟二司,其中丰顺司驻地远在县治西北一百二十里,深入平远县境,邻近赣东南“盗区”;石窟司则在县北一百里,扼守梅溪支流石窟河。嘉靖五年(1526)新置的大埔县不仅得到了三河司,又陆续增设大产、乌槎、虎头砂三司。大产司驻在县治南一百里和头溪(按:今梅潭河)旁的大产村内,其地“靡迩漳州平和县界,山迳夹阻,人烟稀散,盗贼不时出没,特设巡司以备御之”,可防止福建山贼顺梅潭河而下侵扰。乌槎司原为乌槎营堡,位于韩江边上,乃“后通山迳,前临津渡,流贼出没必繇之地”,三河司弓兵常驻此防守;但由于该地“离三河司一百里”,有鞭长莫及之患,故加设巡司控御。虎头砂司驻守潮闽交界的虎头砂隘口,“在县东北五十里,境邻永定锦峰窑,路通上杭三图,两旁皆石山,中小迳,先年盗贼常出此劫掠商贾,乡民聚众隘口以御之”,嘉靖四十一年(1562)官府也于此处设巡司驻防。中部海阳县嘉靖末新增潘田司,驻在丰政都潘田堡。丰政都“距北六七十里,去邑最远,周遭近百里疆界最辽,万山错出,险隘最多,居邑上游,据势最胜。……潘田堡崎岖鸟道也。”又称“该地相去接壤州县俱各鞭长莫及,止海阳县有潘田司巡检一员驻扎潘田,一发千钧,不足倚重。”可知潘田司是海阳县北部山区的唯一防守重心。另又有潮阳县新增云落司以镇守西部山区,该司驻在戎水都寒婆径,“离县五十里,省会通衢,原名云落径,在望天石山下,径路险峻,戎水都之关隘也。”正德十一年(1516),“山贼鲁钯头聚众程乡,流劫惠潮等处,由云落径直走潮阳,以北山驿为营,攻取东岭及贵山、隆井诸村里,道路阻绝,邑中大震”,可见该径之险要。万历年间该司又迁往另一防守要地乌石寨(详下文)。普宁设县后,云落司一度“兼管潮普二县地方”,直至崇祯六年(1633),“普宁知县杨大年署揭阳篆,申请原属湖口司并归普宁而以云落司尽归潮阳,奉列宪批准,于是专属潮阳矣。”至于位于凤凰山上的饶平县凤凰司是在更早之前的弘治初年设立的。

     沿海地区的巡检司变动幅度不大,除较为深入内地的枫洋司于嘉靖末被裁撤,以及闢望司因被升级为澄海县治不得不搬迁至苏湾都南洋村外,其余各司的驻地基本没有变动,仅是隶属关系有变。由于嘉靖年间沿海新增了惠来、澄海二县,原属潮阳的神泉司割属惠来,原属海阳的闢望司、原属揭阳的鮀浦司则归澄海。而潮阳县正统十三年(1448)新增的桑田司则驻在竹山都桑田村,防守桑田港,“县丞刘忠以其地濒山海,寇扰时作,奏闻增创”;黄冈司则在成化十四年(1478)割属新设的饶平县,嘉靖年间均没有变动。

     以下两图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嘉靖前后潮州府巡检司空间布局的变化:


      图1 嘉靖元年(1522)潮州府巡检司分布图


      图2 嘉靖四十五年(1566)潮州府巡检司分布图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嘉靖年间潮州府巡检司的设置重点是在中北部山区,这与当时山区严峻的寇乱形势密切相关。据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的记录,洪武至宣德年间的寇乱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共有5起,而山区的骚动仅有洪武朝的2起。正统以后,山区的寇乱逐渐增多,截至正德年间,有记载的山区寇乱达到了12起,沿海寇乱仅有天顺朝的1起。到了嘉靖年间,山区的地方形势更加恶化,有记录的寇乱几乎连年不绝,尤其是在嘉靖中后期。面对这种情况,明朝廷除了在潮州府北部新增县治外,一个重要举措便是于紧要地方添设巡检司。以程乡县石窟都为例,该地方早在弘治元年(1488)就遭贼首张林稳、朱永广、赖清、谢英等入寇;正德五年(1510),又有程乡贼首陈玉良、梁世昌、张仕锦啸聚义化山中,出没寇劫石窟村落;两年后,李四仔“据险谋叛,出寇汀漳惠潮地方,势甚猖獗”,士民请于石窟“分三县接壤之地置州以塞盗源”,但由于兴宁、武平两地也有同样的请求,当道官员担心民议奏扰,最终没有实现。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福建人李南涧纠合程乡贼蔡春魁寇石窟、松源、龟浆等都,程乡县鞭长难及;嘉靖四十一年(1562)平远设县以扼闽赣流贼,石窟就近割属新县,但寇乱情况并没有因此改善,先有石窟贼徐加悌伙同陈绍禄流劫江湖,出寇武平,随后归据石窟,恃险残虐;后有抚贼梁道辉合贼首温鑑纠众东石、石窟叛民编哨约三千余徒劫掠平远。石窟巡检司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得以设立,其余丰顺、虎头砂、大产、乌槎、云落等司也均是为扼守水陆紧要关隘以塞盗而设。

     北部山区自明初以来只有程乡守御千户所驻防县城,以及三河、太平两司分守东西,其余广阔地区除少数关隘,如饶平竹林堡及前述大埔乌槎堡等有少量巡防兵丁或弓兵分守外,并没有正式机构常驻,因此为巡检司的大量添设留下不少空间。事实上,巡司较之卫所更为方便灵活,成本也更低,往往会随新县治一同设立,所以也成为其他山区如江西赣南地区治理寇乱的重要举措。但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年间潮州府沿海地区同样面临严重的外患,既有倭寇连番侵略,也有逃民入海为盗,形势之严峻比起北部山区犹有过之,朝廷虽增设了惠来、澄海二县加强防御,但并未就此增设巡检司。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前文提到,洪武二十七年潮州府完成了海防卫所体系的建设,自北向南分布着大城、蓬洲、海门、靖海四个守御千户所,沿海诸司作为卫所的补充力量也驻防在港口或重要河道的入海口上;但到了嘉靖中后期,“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在总督吴桂芳的统一规划下,南海重新构建了以六大水寨为主体的海防体系,分管潮州府海防的即为柘林水寨,设守备一员驻扎。自此,潮州府海防形成以柘林水寨为主体,沿海卫所为补充的格局,体系已趋于完备。如此一来,巡检司的海防地位进一步下降。

三、 巡检司在地方寇乱中的具体作为

     巡检作为从九品的末流小官,能流传下来的相关活动记录十分稀少,这为研究巡检司在寇乱中的具体行动及其实际效果带来不小的难题。所幸的是,潮州府县志记载的几起寇乱中均有巡检的身影,我们或许可从中依稀辨出巡检司在不同时期寇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明初各司额设弓兵五十名,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应该说此时的巡检司在应付地方社会的骚乱时是能起到作用的。例如成化年间,潮州知府谢光就依靠巡检司的力量平定了大埔山贼谢秉宽之乱,“初,秉宽从郑金龙、郑金牛皆小靖土民构众数百人据岩洞,尝出没流劫饶平黄冈等村。知府谢光见贼势猖獗,乃檄巡检魏志率总甲卢士雍、乡约正饶永九统引乡兵擒获巨魁九十余名,解送总督府诛之。”这次骚动与动辄擒获千人的寇乱相比规模并不算大,政府仅靠地方民兵就可平乱,没有卫所官军的参与,巡检在其中能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到了嘉靖年间,山海二寇肆虐,巡检司在应对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虽然巡司数量总体有了较大的增加,但各司所辖弓兵数量却在减少。由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巡司弓兵由原来的亲当力役改为纳银雇役,以潮阳县为例,“各司弓兵原额五十名,嘉靖四十四年奉文将吉安、招宁二司追充饷兵各三十五名,实领弓兵一十五名。桑田、门闢二司追充饷兵各三十名,四十五年又各追二名,今实领弓兵一十八名。”这就为地方官府减少追充饷兵的数量以节省开支提供了制度漏洞。更有甚者,新设县的巡检司在本县中无法招集足够的弓兵应役,仍需别县支援。如嘉靖《潮州府志》卷3《田赋志》记载:“(饶平县)巡检司弓兵共一百六十五役,黄冈、凤凰俱五十,竹林堡四十,大产廿五……(海阳县)巡检司弓兵共一百二十役……枫洋、闢望各五十,三河二十……(大埔县)巡检司弓兵共八十五役,三河三十,大产二十五,乌槎三十。”由此可见,大埔县三河司额设弓兵五十役中的二十役是由海阳县提供,大产司同额弓兵役中的一半由饶平县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巡检司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嘉靖三十九年(1560),潮阳发生巡检被劫的恶性事件,“吉安巡检李中如中白哨议招,不从被执。杨继傅、邹文纲侵据连年,煽乱已极,人心痛愤,官府无如之何。于是李中奉守、巡道会委,赉执告示,谕以听招,不纳,反为所执,并将该司印信夺去。……后二寇竟为同知张炫督兵剿灭,余党溃散,始复白马、山门等乡。”这次寇乱正好发生在沿海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卫所官军忙于备倭无法兼顾,“官府无如之何”。此时巡检由剿匪“主帅”转变成招降的“说客”,这固然与贼势较大、当道实行安抚策略有关,但也是巡检司武力不足的反映。尤其是招降失败后府同知张炫督率官军平叛,对于巡检则只字未提,很可能是巡司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到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中。

     万历四十六年(1618),“海盗袁进寇揭阳,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听其饱飏而去”,可见嘉靖、隆庆以后,潮州府的地方局势已经有所缓和,大规模的寇乱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巡检司在应对乡村社会小规模的骚乱方面得以重新发挥作用。如“明神宗四十年壬子,山寇劫邑之乌石乡寨,云落径巡检司吕善率弓兵败之,遂留札乌石。”所谓乌石就是指普宁县乌石山,“离县三十里,周山上下皆巨石,故以乌石名。明末乡人筑寨山旁以避乱,远近移附环住者几至千家。”形成了一处大型的乡村聚落。巡检司的成功御寇突出显示了其对乡村的保护作用。直到明末,“钟凌秀余孽叶阿婆、陈蜡梨于崇祯三年二月掠大埔县弓洲、湖寮等乡,知县李秀实委巡检祝君舜率三河乡兵逐之,乡兵溃,掳君舜。君舜觇贼乌合,可以击,闻于秀实,乃集黄色真等战于黎家坪,斩数十级,贼遁。”虽然乡兵被击溃了,但巡检率领乡兵御寇这一行为本身也说明了巡检司对乡村的保护直到明末仍在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巡检司在地方社会中不仅仅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有时也会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例如在天顺四年(1460)爆发的“夏岭之乱”中,乾隆府志载:“初,揭阳夏岭村民多以捕鱼为业,出入风涛,不受有司约束。寻有豪猾争田,诉于官。有司檄巡检勾摄之,不服。崇辉等合众夺舟下海,集无赖大肆攻剽。”在官方话语下,这些游离在国家里甲体系之外的沿海渔民是因不服官府管束而愤起作乱的,不管事件的起因如何,巡检在“勾摄”行动中的具体作为存在激化矛盾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考察。而当地文人李龄在成化初年写的回忆性文章中提到,“有司动遣巡司率隶兵而拘执之,则侵扰其众,豪夺其有。民弗堪,乃相率乘舟道海而逃。因之以岁凶,加之以水灾,遂大集无赖,攻城剽邑。”这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记录“夏岭之乱”,带有“官逼民反”的意味;巡检在勾摄期间的作为无疑是起到负面效果。

     巡检司作为明政府军事力量的基层部分,犹如神经末梢般深入至广大乡村地域中,“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发生小规模寇乱时还能率乡兵反击,对地方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虽然相较于卫所、水寨等大型军事组织而言,巡检司的力量显得较为微弱,但因其设置灵活、数量众多,还能通过应役弓兵与地方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明初潮州府以海防为重点,巡检司也相应更多地布局在沿海地区,成为卫所的重要补充力量。但随着嘉靖年间柘林水寨的建立,潮州府的海防体系日渐完备,巡检司的海防功能应是大打折扣,从上述有巡检参与平定的寇乱基本都在山区以及嘉靖年间没有增加沿海巡检司的数量等方面可见一斑。北部山区在明初并不是防守重点,因此只设了1所2司;到了明中后期,山区的局势渐趋紧张,明政府开始在紧要隘口大量添设巡检司,使其成为山区主要的防御力量。但巡检司的实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大型寇乱发生时往往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首当其冲。因此,与其说是山区倚重巡检司驻防,倒不如说是政府已无力在山区安排武力更雄厚的军事资源,增设巡检司的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效果。在明代潮州府的山海经略中,一直以来就是“海”重于“山”,即便山区的巡检司数量在明中后期超越了沿海,也不能就此简单判断整个区域的军事地理重心发生了变化。(END)

原文载于:《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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