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读史札记（一）

三个月呆在家，有充裕时间看书，因疫情之故，翻看了史书上的疫灾记载，由此连带而及其他。中国独有三千年纪年的史书，仅正史已煌煌万卷，二十四史外的经史子集诸书，评一人之力读不完，所能有的仅求诸概而已。

今天中国人很骄傲地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但自民国改制后，实则与古代文明相差甚远，衡量的标准，即是读中国史，不知今天国人能读懂的还有多少，所以图书常见译成白话文的典籍；或是读不懂，见到历史的很多东西，如律例、典章、官职等等，可能很多人会感到陌生，能有所知的，可能也仅是皮毛罢了。如干支纪年，今年是庚子，是“岁在庚子”，严格讲，说“庚子年”是不对的。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只有饮食、文字（也已简化）、习俗还保留的多些，其它一切形式上几乎都已是西化的了。

结束文言文仅一百年，白话文符合了大众化进程，但文言与白话文最明显的不同，文言文不仅形式多样，且记载的内容，读出的是全息式信息，呈现的是一种活的立体感，而白话文则平面化，简单少味，但优点是直白明了，我写我言。五千年的历史都用文言文写成，要传承中华文明，文言文教育还是不能缺少。据说正在修清史，又听说清史计划写成三千万字的巨著，还听说使用的是白话文，用白话文修清史，能否承受住历史的检验会是个大问题，原因是清朝不是白话文朝代，且三千万字的巨著，传承难度加大。可能最无奈的，现在很难找到能用文言文写作的史家确是真的。

基于三个月的读史有感，权做读史的一点痕迹，聊以些文字。

一、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公元前841年，这是西周共和元年。国人暴动赶跑了周厉王，国家大事由周召二相共同行政。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中国文字早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再早到仓颉造字，传说仓颉便是黄帝的史官。记载夏已有史官，后历朝均设，史官负责记录帝王的言行和国家大事，而帝王却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记录的文字，所以古人很注重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所以共和元年前的历史记载应该是有的。司马迁编撰史记时也查阅到黄帝以来的早期史料，但说法不一，没有确切纪年，直到共和元年，才有了明确的纪年，所以司马迁做十二诸侯年表开始于共和元年。现代的考古发掘，印证了司马迁对殷商的很多记载。虽然夏及以远的记载还不能以考古实物印证，但中国古人重视记载的传统，是不能轻易作出不可信的断言。

为何确切纪年始于共和元年，这是一个难解的谜。窃以为，周召二公代王行政，尽管有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还是共伯和干王位之争议，但代政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早到商早期伊尹放太甲代王行政，也有共和行政或自立王之说，但直到西周共和元年，很可能史官记史迫于形势改变的需要，态度不同于了以往，代王行政需谨慎有据，以塞不正之论。另有一种可能，共和元年之前远及殷夏的史料，犬戎入寇或是周平王与周携王王位之争使得镐京焚毁而湮灭了。因为人为的毁灭还有，司马迁记述的先秦史料，现代经考古所出现的某些争议，也是因秦始皇焚六国书造成史料毁灭有关，但从确切纪年上说是属于白碧里的瑕疵。因此无论怎样评论，共和元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端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走进了脉络清晰的三千年的历史。

所谓历史学，现代中国历史学完全陷入到了西方历史学标准里去了，而西方的历史却没有一家如中国有这样悠久的纪年史和丰富的文字记载，中国历史学应该树立自己的历史学理论和标准。而西方历史学不断受到造假的质疑。不能完全否认西方有伪造历史的嫌疑，其目的很可能是以历史的高等文明的面貌以压制其他文明和民族，以突出西方的优越地位。我们民族最强大的自信力，首先应该要有对自己历史的自信。

二、夏商西周是有秩序的朝代，很多国君在位时间很长，商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周昭王在位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到东周的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国君在位时间也很长，在位三四十、四五十年的国君很常见，杞桓公在位则长达七十年。可以推测，那个时代的人们政治上各安其秩，环境上地广人稀，尽管生产力不发达，但人的寿命应该普遍是较长的。进入春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人心也逐渐膨胀起来，秩序开始被打乱，天下开始大乱。到战国时期，人们的寿命走向了短寿，瘟疫也逐渐多了起来。相比较而言，夏商西周和春秋前期是一个相对悠游自在的时期。到孔子时代，已是春秋末期，孔子提出恢复周礼的思想是不奇怪的，但他的理想却被现实残酷地打碎，毕竟过去的时代再也不会重现了。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划分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严格上讲，随着铁器的出现，春秋末期应是奴隶社会的结束，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开端。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封建社会的封建与中国的封建制的封建是同名而不同义的两个名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所界定的社会形态，而中国的封建制是一种国家政权的表现形态。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的奴隶社会有很多不同于西方奴隶社会的地方，但本质上是可以列为奴隶社会，最典型的大规模人殉制度完全证明了奴隶是普遍存在的，如秦穆公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

三、秦始皇是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开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了身后两千年的中国制度，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这是秦始皇留下的最伟大的政治遗产，这政治遗产也护佑了中国民族一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群体。有了这个政治制度，让我们这个民族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经受住了不断来自民族内部的分裂和外来民族入侵的冲击，从没有被彻底冲散过。

秦始皇完成统一，在七国里是非秦莫属。六国没有一国如秦国能连续七代国君都是明君，都有实现统一的使命感。秦赵渑池会，是秦赵都需要罢战讲和。会盟后解除了来自相互的威胁，赵专心败了齐，秦伐了楚。但过后秦赵又成敌国，长平之战下来，赵国的灭亡已是必然。犹如二战时美苏尽管敌对，但为专门对付徳日，重新制定世界秩序，美苏必须要坐在一起，二战胜利后，美苏又转眼间变成了敌人。

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机智勇敢的故事只能算是花絮，小勇小智左右不了大势，但遗憾的是，后人只记住了小勇小智，过分夸大了蔺相如的作用，而看不到大势，更看不到秦国深藏的谋略，秦国谋略越深，越反见关东六国短视和愚蠢。靠外交凭口舌之能，夸大外交作用，古往今来都会是愚蠢的。

相秦搞连横的张仪与合纵配六国相印的苏秦，犹如二人唱的双簧戏一般，将关东六国玩于股掌之间。如此的原因，归结一言，关东六国尽管有共同的敌人秦国，但六国各有自己的私心和小算盘，这正好给了秦国能趁机离间和各个击破的可能，历史的确也是这样走过的。最后，秦始皇奋六世余烈，换句话说，靠六世的霸业积累，完成了最后的一收。而到晚清时期，列强入侵，李鸿章也搞连横之策，企图以夷制夷，纵然列强如六国，但晚清却不是强秦，可见连横成功的根本在于己方不能是晚清而必须是强秦。所以还有日本入侵东北，鲁迅说“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秦始皇又南征百越，北抗匈奴，修筑长城，五巡天下，最后死在五巡路上。可惜他的大业最后却被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给颠覆了。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会经历旧势力复辟的冲击，能经受住则昌，经受不住则葬，这也是历史的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