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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杨 一 无论是如波德莱尔的游荡者一般在拱廊街上闲逛，还是像霍夫曼的表弟一样在街角窗户后面审视人群，视觉似乎都是作家把握都市时头等重要的感官方式。林荫大道，拱廊街，人群，擦肩而过的妇女，眼睛的家族……那些只能发生在城市里的邂逅与瞬间似乎一旦被人们的视觉感官所捕捉便无一例外地泄露着都市的秘密。在都市体验的感官等级系统之中，视觉仿佛一直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张爱玲就曾颇有兴致地提起一位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 就连张爱玲自己也喜欢在高楼上据守着一方于这城市可进可退，可介入而又可疏离的阳台，眺望着下面敝旧而苍淡的上海。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其他感官，只有视觉具有占据和拥有的绝对权力。“视觉使人们不仅拥有他人，还拥有不同环境。它使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控制世界，将分离与掌握结合起来。通过寻求距离得到从熙熙攘攘的日常城市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合适的视野。” 看什么，如何看，在哪里看，使视觉具备了某种选择性和控制感，“看”对于城市景观拥有一种选择性接受的特权甚至“所有权”。 然而听觉则不同。依齐美尔所言，“耳朵是个非常利己主义的器官，它只索取，但不给予”，同时“它为这种利己主义付出代价：它不能像眼睛那样避开或者合眼，而是因为它只索取，所以凡是来到它附近的东西，它注定要统统都得接受”。与嗅觉一样，听觉不能被打开或关闭，因而声音也便和气味一样因其无形的存在和四处弥漫的状态而难以被自由地选择或绝对地管制。与具有选择与控制特权的视觉相比，听觉与都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和具体，都市的声音作为一种破碎的、易于捕获但又因其转瞬即逝而无法被长久占有的体验形式，则为感官主体与都市之间提供了一种缺乏规划与预谋的相遇。听觉感官的直接性与具体性取消了“凝视”在采集城市景观的过程中所生成的一种感官对于刺激的宰制关系：一方面，“听是超个体主义的”，声音弥散式的传播打通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区隔，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感官主体进行主观选择的可能，同时也为感官环境内种种隐秘的信息提供了流通的媒质；另一方面，听觉又“传授着单一个人的丰富多彩的种种不同的情绪，传授着思想和冲动的长河和瞬间的极度高涨，传授着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的整个对立性”，“包含着难以计数的听众身体做出有形反应的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听觉得以将内含着观测距离的景观社会还原为一个亲近的可触性城市，因而与视觉体验相比，都市的声音无疑更能激发感官主体对城市的直接感觉和真实体验。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热衷于阳台俯瞰的张爱玲同样喜欢守在房间里听“市声”，她在《公寓生活记趣》那个著名的段落中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在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单把这样单调安稳的声响从一个鼎沸的上海里拣选出来放在枕边当眠歌，连思想的背景也呈现为电车声的轨迹，可见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形式甚至也是由现代都市的声音参与塑形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在公寓里等佟振保回来，听着电梯的声响： 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工东工东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 在这里，电梯的声音几乎是对其引发的心理体验直接予以赋形，声音成为了判断自我与他人、与外部空间的关联并结成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这与古代思妇听着达达的马蹄错把过客当作归人的心理体验相比存在着某种同构，但在电梯声取代马蹄声的同时，人的情感形式也被赋予了机械的形式与节奏。正是电梯上上下下机械运动的声响为这一古老的情境增添了更为细腻复杂的现代性诗意体验。 在这些时刻，声音为感官主体接触现代都市提供了更为亲近的契机。而比之于街道或广场，居住空间相对更为固定和封闭，因而与大街上的漫游者相比，处于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则更少受到视觉优越性与支配性的制约，声音反而成为了诱发视觉感官的先在体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深夜写作的鲁迅“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不由地起身“推开楼窗去看”，不料却撞见女仆与姘头的幽会；张爱玲听见“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也“突然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居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将视觉放在头等位置上的感官等级关系，使听觉和嗅觉更为自觉和自治，甚至成为更具有第一性的感官形式。因而对于居住空间之内的都市人而言，声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把握都市体验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的媒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有过寓居上海的经历，在上海的亭子间、弄堂房子、石库门房子或公寓房间内，上海的都市声音曾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作家的都市想象和文学表达中留有痕迹。那些众声喧哗的弄堂，叫卖声声的大街，跳舞厅和无线电里的音乐，在作家的听觉体验中呈现出一个更加鲜活生动也更为含混驳杂的上海。 二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很多出身内陆的文学青年都曾在上海有过或长或短的居住经验。许杰、王以仁、丁玲、叶灵凤、周全平、白薇、周立波、谢冰莹、艾芜、徐懋庸、萧军、萧红等众多作家都由于其外来者的边缘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困窘先后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而周围弄堂的嘈杂声响也为很多作家津津乐道。胡也频就曾在小说《往何处去》中写到一个潦倒的青年所饱受的烦扰： 亭子间的底下是厨房。一到了早上、中午和傍晚，而其实即在普通安静的下午也是常有的，锅声就杂乱的响着，又夹着许多怪腔的男女的谑笑，这种种声音都非常分明的奔到这亭子间里面来，而且还带来了臭熏熏的茶油在炸的气味。像坐牢一般的无异君，也正因为是孤伶伶的，真不能用一种耐心去习惯这些。所以，只要听见了那声音和嗅见了那气味，无异君就会陡然觉得沉沉地压在心上的，差不多是苦恼和厌恶混合的情绪。 在这里，吵闹嘈杂的声音与恶臭污浊的气味所构成的完全是一个摩登都市之外的底层世界，而“无异君”的烦扰体验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城市边缘人观照中的上海。这些初到大都市闯荡的知识青年多少还抱着些理想主义的幻梦，而弄堂里弥漫着卑俗的小市民气息的喧嚣所带来巨大冲击无疑将加剧其迷惘与孤独的现实体验。在这些声音中，清晨弄堂里伴着臭气倒马桶的声响向来是上海底层市民的“起床号”： 到第二天早晨醒过来，那您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如跑马的奔驰声音，如廊里的木鱼声动，又如在日本东京清早的乐器，接接连连地合奏着。那足足持续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光景。不细细去思索，真不晓得是一些什么器乐。您起来，您可以听见有一些山歌般地“咿语哀哑”的调子喊叫起来了。这时，开始了弄堂中的交响乐，您就越发要觉得神秘了。……从后门望去，家家都有一个或两个红油漆的马桶，在后门陈列着。那种罗列成行的样子，又令人想起像是一种大阅兵式，方才的马桶合奏乐，又令人怀疑到是野战的演习了。卖青菜的挑子，在弄堂巡游着。家家的主妇或女佣，在后门外，同卖菜者争讲着，调情的样子，吵闹着，到处水渍，腥气，那令您不得已要在嘴里含一枝香烟。也许您会因之就坠入沉思，想象着上海的马桶和汽车的文化来了。 穆木天对这扰人的声响不乏戏谑式的调侃，其《弄堂》通篇也是以一种向旅人介绍上海弄堂的口吻所写，然而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一种“外来者”的不解、无奈与自嘲，俨然是对其亲身遭际的叙写。语气中虽带有一种猎奇式的谐趣，但亦不乏对混杂着“马桶和汽车的文化”这样一个新旧雅俗杂糅的上海略带排斥的微讽。在“马桶合奏乐”之后，接着上演的则是穷人们“种种生的挣扎的叫喊声”： 当晨间被倒马桶的声音吵醒以后，再没有方法睡下去了；继续着有种种的声音在窗前叫喊着：“……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报”。这种的叫喊，至少有四五次；接着又有叫卖“……乳腐……乳腐……”的；有叫卖“甜酒酿……”的；有叫卖“菠菜……青菜……黄芽菜……”的…… 在《上海之春》中，周乐山正是用这些声音的碎片勾勒出了一副属于穷人们的“龌龊弄堂”的底层都市图景。而叶圣陶则从深夜的叫卖声中听出了在都市底层谋生的辛酸与苦楚以及穷人们劳碌而疲惫、人命如蚁又不堪重负的卑微形象： 这些叫卖声大都是沙哑的；在这样的境界里传送过来，颤颤地，寂寂地，更显出这境界的凄凉与空虚。从这些声音又可以想见发声者的形貌，枯瘦的身躯，耸起的鼻子与颧骨，失神的眼睛，全没有血色的皮肤；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挑着担子，举起一步似乎提起一块石头，背脊更显得像弓了。总之，听了这声音就会联想到《黑籍冤魂》里的登场人物。 而在这些关于底层都市的经验和想象之外，与背负着恶名的气味一样，声音还与不同城市空间的产生和分化发生着关联：在杂乱喧闹的闸北弄堂“再不会瞅见其他任何的自然，大都市的激动的神经强烈的刺激，也更到不了您那里来”，声音甚至可以成为区分空间等级的某种标志： 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正是这“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和穷人们的“挣扎过活”所形成的鲜明对照将听觉体验中所内含的“空间政治”加以显影。而对于那些经济上颇为困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作家而言，那些隔绝于摩登都市和上层社会的嘈杂声响和烦扰体验无疑将加剧其窘迫、寂寞、艰辛而又百无聊赖的都市生存体验，而为其文学表达提供一种底层经验和边缘立场。 但即便是对于一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稳定收入而不用僦居于亭子间的作家而言，这些烦扰的声响也无法称得上一种愉快的体验。于1927年春从南京抵达上海的梁实秋时任《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月收入100元，租住在爱文义路众福里一幢月租25元的一楼一底房子中，然而其君子式的恬淡追求显然已在这嘈杂声里落为泡影： “君子远庖厨”，住一楼一底的人，简直没有方法可以上跻于君子之伦。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那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当然这是极不常有的事），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升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的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做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 这些喧闹的声音甚至到深夜也无休止，叶圣陶就曾记述过弄堂市民玩骨牌的恶趣味给一位失眠的朋友带来的困扰：“来了！就在楼底下送来倒出一盒骨牌的声音，接着就是抹牌的声音，碰牌的声音，人的说笑，惊喜，埋怨，随口骂詈，种种的声音。……楼下的人兴致不衰，一圈一圈打下去，直到炮车似的粪车动地震耳地推进里里来了，他们方才歇手”，“但他们必然料不到楼上的伯祥也陪着他们一夜不曾合眼”。 而由这五花八门的市声混杂起来的吵嚷的街市有时则甚至给人以惊惧的心理体验：“小贩们的叫喊声，孩子们的哭声，穷人们的叹声，汽车、电车、黄包车的轮盘声，还有，未厘马啦地吹着，那些新开门的商店里的喇叭声，每天，林医生坐在高高的阁楼上，听着这些‘大上海的呼声’，他必颤着。” 市声也曾一度引发在居沪时期一直收入不菲的鲁迅的兴趣。他惊讶于闸北弄堂里叫卖零食的“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也表示“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他拒斥弄堂这个“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的“乱烘烘的小世界”，并从中看出小市民习气的可憎：“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在这些听觉体验中，鲁迅最终指向的还是文化剖析与国民性批判的老话题：如精致的叫卖声与那素有“养生之宜”与消费性的小品文之间隐秘的文化伦理链条，由弄堂里的孩子顽劣的哭闹声所引发的儿童教育与社会改革的命题等等，但这些老问题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新旧交糅的新环境中却以新的体验形式给予鲁迅更为复杂的冲击。在弄堂叫卖声的变迁里，他发现“独唱，对唱，大布置，苦肉计，在上海都已经赚不到大钱”，对声音一向敏感，拒绝“无声”誓破“恶声”的鲁迅又一次在声音里破译了这个以商业、市场、实利为核心的十里洋场人心浇薄的隐秘信息。搬到虹口区大陆新村的新式里弄之后，弄堂里的娘姨阿金则成为了鲁迅的“大敌”：“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阿金与她众多女朋友之间的“大声会议”与嘻嘻哈哈引起了鲁迅极大的苦恼，但这声音的扰动中包含的某种指向混乱、恶俗、功利的“都市之熵”的巨大能量却已不再是简单地诉诸国民性便可解决或承当的。对于鲁迅而言，这些混乱、无序、杂陈的声音既昭示着熙熙攘攘的上海特有的生气，又集散着这城市中隐藏着的所有秘密，其中既有现代性经验的破碎和断裂，也有文化旧质的阴险和顽固。在鲁迅这里，这些“虽烦挠，但也别有生气”，使人“心也静不下”的听觉体验已从最直观的生活经验层面生成为一种都市文化经验的隐喻。 对于这些寓居上海的作家而言，都市喧嚣纷乱的感官刺激除了制造噪音、干扰写作之外似乎并没有带来多少“诗意”的体验。概而论之，这些作家虽然在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上有所差异，但在其寓居上海之前，基本上都来自于农村或曾生活在北京、青岛、哈尔滨、南京、武汉等内陆城市，即便是来自江浙或广州，其都市化程度也是远不及上海的。而时已成为国际化大都会的上海人口高度密集，各色人等混杂的都市化面貌和浓重的商业氛围与小市民习气则无疑给予这些作家巨大的冲击。对他们而言，与上海的感官环境形成潜在对比的大概是开阔平静的乡村或平和雍容的帝都，叶圣陶在写到上海里弄的叫卖声时便不自觉地与其乡土记忆形成对照：“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所以不及我故乡的，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静寂，没有给它衬托，也有关系。全里的零零碎碎的杂声，里外马路上的汽车声，工厂里的机器声，搅合在一起，就无所谓静寂了。即使是神妙的音乐家，在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绝艺，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何况是不足道的卖白果的叫声呢。” 与前述那些烦扰惊惧的听觉体验相类，都市空间混乱喧攘的声音给予作家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作家们或将其纳入底层生活经验的书写，或将其作为国民性批判的入口，甚或引以自嘲，皆是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心理“挡板”式的防御机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现代性经验在微观层面上几乎是在一个“被迫”的生成过程中创造着新的日常生活、经验方式和文化认同，而都市的声音作为一种瞬间的、破碎的、易于捕捉又转瞬即逝的存在，既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层面作为都会经验的补充，又在形式上与这个纷繁杂糅的、碎片化的、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获得某种统一的历史图景的现代都市本身形成同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都市听觉体验的书写或许正是对于一种“此时此地”状态的捕捉，或可视为一种为近现代上海“立此存照”的努力。 三 市井之声虽嘈杂烦扰，但也不乏作家“苦中作乐”而从中听出些趣味或幻想。在穆木天那里便日日上演着由“馄饨担子，骗小孩子的买玩具的小车，卖油炸豆腐的卖酒酿的，一切的叫卖，一切的喧声”构成的“弄堂交响乐”和“各种不同的滑稽小戏的表演”：“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里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听到好多的珍闻轶事。” 而其背后则是一个弄堂“他者”侧耳倾听却不甚了然的好奇心与盎然的兴致。此外，里弄中卖白果的声音则极易勾起叶圣陶妙趣横生的童年记忆：叫卖者“开了镬子的盖子，用一爿蚌壳在镬子里拨动，同时不很协调地唱起来了：‘新鲜热白果，要买就来数。’发音很高，又含有急促的意味。这一唱影响可不小，左弄右弄里的小孩陆续奔出来了，他们已经神往于镬子里的小颗粒，大人在后面喊着慢点跑的声音，对于他们只是微茫的喃喃了。”虽然作家也曾抱怨都市的嘈杂已使这歌声失了情味，但这听觉体验却依旧如玛德兰小点心般具有点燃非意愿记忆的魔力：“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总是可以感谢而且值得称道的。” 而同样来自外乡的苏青对于“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孩子哭声，妇人责骂声；而外面弄堂里，喊卖声，呼唤声，争吵声，皮鞋足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这“各式各样，玻璃隔不住，窗帘遮不住的嘈杂声音”似乎也并无懊恼：“但是那也没有什么，我只把它们当作田里的群蛙阁阁，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干己，决不烦躁。有时候高兴起来，还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静听，听他们所哼的腔调如何，所写的语句怎样．喊卖什么，呼唤那个，争吵何事，皮鞋足声是否太重，铁轮车推过时有否碾伤地上的水门汀等等，一切都可以供给我幻想的资料。” 若真如女性主义者所言，听觉传统在都市女性生活中具有某种重要意义，或许我们便可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种市井生活风致同时也深得另一位女性作家之青睐，其都市想象更是将对声音的书写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我们终于要与那个喜欢听市声的张爱玲相遇了。 与那些寓居上海的作家相比，张爱玲拥有的是几乎从小便在上海长大的生活经历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她的城市生活经验更为熟络长久，但其实也更为单纯，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弄堂生活经验，更从来与亭子间无缘。但即便是住在那“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的公寓中，这“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也逃不过都市声音的流动与弥漫。声音自由地打破着公寓内的空间区隔，泄露着每个房间里家常又可爱的秘密：“清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声音；后门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们阿妈说话，只听见嗡嗡的高声，不知说些什么”；楼上的新夫妇在下雨的夜里“訇訇响”地吵闹着，“女人带着哭声唎唎啰啰讲话”；夜深人静时“厨房里还有哗啦啦放水洗碗的声音”，不知是谁家千金“做寿的余波”；屋顶花园上的孩子从早到晚地溜冰，“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异国绅士那颇具有戏剧效果的“干涉未果”带着几分暧昧可爱的幽默气氛。张爱玲用富有创造性的象声词、比喻和通感记录着这些从公寓内部传来的各种声响，而在一场“声音的狂欢”中，张爱玲则调动听觉与嗅觉完成了一次近于在街道上的漫游与巡览：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这情景多少使人想起在《道路以目》和《中国的日夜》中，我们曾看到一个女性都市漫游者在人行道上的小风炉那“香而暖”的呛人烟雾中走过，肉店老板娘向一个乡下亲戚大声宣讲小姑的劣迹，邻店的无线电娓娓地唱着昆曲，封锁时发生了一场不甚传奇的追捕，买菜归来女佣篮里露出银白的粉丝，煮着南瓜的小饭铺里热腾腾的瓜气和“暖老温贫”的炉火，西洋茶食店里有烘培糕点的焦香，橱窗里的木制模特旋身向里，“香又香来糯又糯”的炒白果的歌——伴随着行走的过程，大街调动了作家的视觉、听觉、嗅觉、温觉几乎全部的感官去捕捉和认知着这样一种市井空间体验。与之相类似的是，公寓中这些家常的声音和气味也将原本彼此区隔的空间打开，作家把从不同楼层听到的声音内容并置在一起，反而将声音和气味传达出的各个空间中的生活场景组合成了一幅公寓纵剖面式的视觉画面，又以场景的线性罗列虚拟出一个“行走”的过程或镜头的摇动，就如同打开了一条供人巡游“观览”的街道，营造出的也是这样一种嘈杂、琐屑、家常而热闹、丰富而杂陈的市井生活风致，而张爱玲则在这种听觉的“漫游”和“窥视”中得到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愉悦和满足。 而与居住空间内部的声音相比，外部的那个摩登都会便多少显得有些疏离。在高层公寓里听都市的声音，即便是闹市，也总显得有些虚浮而飘忽。张爱玲记述自己“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直到多年后一次空袭，在停电的黑房里，她还是会记起这“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那个纸醉金迷的摩登上海在张爱玲笔下似乎只剩下这一点点关于光影与声音的感觉，那被听觉记住的繁华也不过只有寂寞的撩乱和云雾里的虚无——“新感觉派”作家热衷于讲述的那个消费性的“魔都”上海在张爱玲的听觉里即使不是被选择性的“过滤”掉了，也往往失去了它的热闹和鼎沸，反而呈现出一种旷野式的荒凉。 张爱玲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上海：清晨后阳台“下面浮起许多声音，各样的车，拍拍打地毯，学校嘡嘡摇铃，工匠捶着锯着，马达嗡嗡响，但都恍惚得很，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风”，黄昏时“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了，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入夜时分的城市“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它的确是繁华而喧嚣的，然而在张爱玲的听觉里，却总显示出几分张皇、渺远与空旷。处于半高空中的感官位置使听者与都市始终隔着这样一段空间距离，喧闹的车声市声被拉远、被搁置，在听觉中或浮上来或沉下去，都显得不那么踏实切近了。都市空间里那些混杂在一起的、本来就难以像视觉影像一样被具体分辨出来的声音，在类似于俯瞰一般的观察点上又更易显出恍惚旷远之感。在这种疏离的听觉体验之中，作家似乎更愿意将都市视为一个外在于自我的，遥远虚浮的背景，而不是那个贴身的、随时可以感知、可以把握、触手可及的生活本身。从这样的声音里，她听到的是一种“不在上帝心上的”的不真实与不确切，是远远近近的零落和“紫禁城”式的神秘与辽远，而喧嚣热闹的夜上海对于观察者而言，只是一个不断下沉的、被同质化的所在，在“那就是上海”的口吻中，观察者表现出的是一副遗世独立、置身其外的姿态。但“市声”毕竟是听者与都市之间一种始终不可能被切断的联结，只是张爱玲更乐于从中辨识出一些日常贴身的细节或踏实亲切的意味。作家曾记述她在一个深夜听到的歌声：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哗！”，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作者用海难的比喻将警笛划破夜空的听觉体验构成一种阔大而恐怖的情景：偌大黑暗的都市的夜晚有着大海一般不可知的狂躁与凶险，警笛尖利而凶残的呼啸则成了这海上一出生死离别的戏剧；而听者却在“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里找到了一种近乎不可信的亲近与依靠。上海在沦陷时空中给人的那种未知的、毁灭性的预感与在乱世里“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的渴求正在这两种极不协调的听觉体验所构成的心理张力之中得以恰切的呈现。 与“尖而扁”的，“到底还是没有底子”的流行歌相比，张爱玲还是更爱“蔷薇蔷薇处处开”这样平易温厚的“悦耳的调子”，就如同与“犬声似沸”的声色犬马相比，那些世俗日常的市井之声反而更能引起她心理上的亲近，使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这种心理距离的拉近连她自己也“常常觉得不可解”。在电车进场的嘈杂声中，张爱玲听到的是“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 这样“情感洋溢”的场面，这背后是作者被这声音逗引到阳台上去张望“电车回家”，并被遗弃在街心的那一辆电车神秘的姿态所吸引的自我形象。夜营的喇叭声只有“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张爱玲所珍惜的是“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然而声音的低回与断续却使人“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幸而“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使听者“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口哨声里有俏皮的生的欢畅与使人依赖的安稳。公寓外街道上小贩卖吃食的吆喝也是其兴致所在，“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而“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面对这样的声音，听者仿佛不再是那个置身其外不甚信任的观察者，而总是被吸引着迈出公寓，走上大街。从这样的叫卖声中，张爱玲听到的甚至不仅是家常的、琐碎的快乐和“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人的成分”，“在高楼上遥遥地听到这漫长的呼声” 还有一种悠长的忧伤和旷远的诗意：“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高楼上的感官位置给单调的声音形式增添了一种空间中的回荡与距离上的飘忽，在这样的听觉体验中，流驶的时间丧失了矢量性，回溯性的时间总量被浓缩、凝滞在一种恒常而切近的节奏之中，听者从中获得的是一种有根底有来历，可信任可把握的完满的过去，是内在于自身的生命容量。相比之下，“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在沦陷时空“惘惘的威胁”的重压之下，那些嘻嘻哈哈的都市声色不过是无意义的碎片，市井之声却以时间形式的绵延与恒久容纳着无限的空间，获得有如地老天荒、断瓦颓垣一般的时空容量。张爱玲说，“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嘈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张爱玲对于都市大街的关照，除了她惯有的阳台俯瞰和《道路以目》、《中国的日夜》中那少有的漫游姿态，大概正是一种在居住空间内以听觉捕捉声音的方式进行的精神漫游。由听觉营造的感官环境架空了摩登上海的繁华声色，放大了沦陷时期由种种或寂静或凄厉的声音形式触发的个体心理危机，却强化了市井之声的亲切感与吸引力以及那烟火气里现世的安稳与可依靠的安全感，同时又为那些日常而又古老，单调却悠长的声音赋予了一种辽阔旷远的空间形式。在这里，不同形式的都市听觉体验与听者的心理空间与时空意识中的不同区域相遇合，相撞击，将表现为各种声音形态的都市空间投射在听者的心理空间之上，以种种别致的声音隐喻绘就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复杂的心理地貌。 约翰·厄里曾引述罗德威“感官地理”的概念指出，“每种感官都在对人们进行空间定位、感受他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鉴赏他们对特定微观和宏观环境的性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述众多现代作家面貌各异的都市想象中，听觉确实承当着这样的重任。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幽微细节里，听觉直接而真实地触摸着都市的纷繁与变动，丈量着个体与时代之间宏阔又切近的距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那些斑斓而驳杂的“市声”既昭示着这个“地狱上的天堂”里两极分化的空间政治，又呈现着现代性经验生成时的淋漓与破碎，甚至还承载着沦陷时空中的个体心理危机与历史重负。听觉就像无数只隐秘而敏感的触角，抚摸着这个神秘莫测的城市，使我们得以在“市声”中辨认着想象的入口与自身的位置，即所谓“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原刊《立场》第3辑。感谢作者路杨授权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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