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全集0313《<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19820526；1982《读书》8）汪：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抟扶摇按：错
误。阿汪不懂元认知。倒是他后面说的读者还比他懂得多一点，所以要听他的创作谈。汪：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
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大淖岸上
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们说是“星”——陨石，因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抟扶摇按：阿汪谈创作经验或过程，我们从文艺理论上看，往往卑之无甚高论，好像说“人不吃饭要死的”的。你不能说阿汪说的不对，但是实
在没有意思，因为你也说得出。可是气人的是这话阿汪说出来能够拿稿费，你写出来则连轻轻杂志编辑的屁股舔肛门都轮不上。而你又奉文学刊物为
神明的，它一刊登阿汪的写作谈，你就以为请来了大神，赶紧买这一期读，结果发现阿汪的文章比你好的地方在于可以给乡巴佬擦屁股用。比如我在
通常种田的时候，草纸就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因为这一报一刊是指定送到我手里的保管的。阿汪不就是说材料来自实际，但是实际要经过选择才
能成为材料。至于美化还是丑化，那是阿汪的噱头，哄你的。那粪缸是因为和阿汪的小说没关系，所以就不出现在小说里的大淖里，并不是阿汪认为
大淖里有那么多大粪缸，不卫生、不文明，有侮于新中国，这才不让它们出现在小说里的。这一点由阿汪的“自供状”为证，他说“割爱”了“陨石
”。显然，“陨石”在现象上是比粪缸“美”的，真可以美化新中国的大淖和大淖人的。但是因为和阿汪的小说没关系，再美也用你来“化”我妈的
“大淖”。汪：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
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抟扶摇按：阿汪说
的是什么向往呢？他没有说，你以为他说了？那么他的坑蒙拐骗对你就成功了。你看看你想的阿汪的向往是不是我说的那种。1）做小锡匠，勾引人
家的“人”，只要那人像“巧云”，叫你“无端地觉得她很美”；2）手中有枪有了借口就可以杀人，爽；3）“族类”游行，今天是锡匠们抗议草
菅人命；明天是保安队示威“坏我兵婚？”……这是阿汪小时候向往的。问题是“四十多年”后他还向往啊。其实阿汪真没有把话讲明白，他写围绕
着“巧云”的事件，是他想写一种谁对谁错难以说清楚的“凄美的爱”。阿汪从小就向往这种爱可以，“四十多年”以后还向往还是可以的，反正他
只是向往，不影响床上的排列，这就是“小资”，列位看官知道吗？只敢偷着想，不敢刀枪做，居然可以向往四十年，才不过做出一篇小说里的一个
故事。阿汪的《大淖纪事》创作谈，要谈到这是才算是对读者和“文青”交心了呢。汪：经过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
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抟扶摇按：“越塘边有一个姓戴
的轿夫”，“她”是他的老婆，因为老公丧失了老公力，她做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的挑妇。阿汪呢，把住在越塘边变成了住在大
淖；把“老公”变成巧云他爹，又让巧云兼任挑妇。这就精简了背景和人物，却提高了故事的浓度。这就是文艺里常说的典型化嘛。这个经验是真实
的，说一说挺好，尽管这也是很普通的，至少鲁迅说他怎样捏吧出阿Q来的时候已经说了。但是这样的手法是常说常新的。汪：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
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抟扶摇按：“这一个细节”指巧云“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中药尿碱汤。而这个细节是阿汪笔尖上流出来的，用它来说明
“沿着人物的逻辑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理论。然而文艺理论家们或文学家们恰恰不知道说“自然而然”就是没有说明。小孩子天天喊拉屎，他天
天在说明拉屎生理学吗？说明拉屎生理学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你不学习生理学、消化医学，你一辈子都能自然而然地拉屎却不能不自然而然地说
明拉屎生理学。所以阿汪的“这一个细节”不配给沈老师说的“要贴到人物来写”的这句话“作一注脚”。配的喏，是这写话“作为小说，写风俗是
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
…”为啥？阿汪现在面世的《大淖记事》里的人物与荷灯没啥关系。若有关系就写了，这是阿汪自己也说的。沈老关于“贴着人物”写的话在这个例
子里是得到一次说明的。《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2《人民文学》5）汪：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抟扶摇按：
这篇文章是讲文艺作品的社会效应的。属于美学社会学范围。又发表在这个文学刊物上，我们就可以熟悉阿汪熟悉的说法了，以及使用这些说法的“
策略”了。我倒上去说文艺作品“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最宽泛的说法，因为写诲淫诲盗小说的人也序言说“揭露”丑恶，“供批判”，更不
要说反革命分子也自有“有益”的标准。所以这句话是放屁。如果不是放屁，那就要问“有益”的具体内容。阿汪说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以为这
就够了。只不过中国不是从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于是阿汪要检讨自己在解放前的写作行为和社会效果。阿汪说他那时的世界观是“混乱的”，而如此就不能提高别人。可见阿汪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是主张文艺教化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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