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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泽厚先生《说巫史传统》述评 （一） 上世纪末期，我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写过一篇《说巫史传统》，从巫术的产生和演变的视角，充分阐释了远古时代的巫术对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就是通过对这篇重要文章的一些解读，看一看当今的大部分会议对巫术传统的一些传承，从中也可以看到由巫术传统所影响的国民的文化心理。 李泽厚先生认为，人类最早的主体间互动形态之一就是原始巫术仪礼活动。当时从一些巫术活动的“卜辞”中发现主要是为了求雨，“巫舞”求雨对农耕民族是头等大事，与整个氏族、部落生存休戚相关，地位非常重要。当时这种“巫舞”、“巫术”活动由求雨而并其他种种祭祀活动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巫术礼仪”，所以，李先生把“巫的特质”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巫术礼仪”主要是直接为群体的人间事务而活动的，具有非常具体的现实目的和物质利益，绝非仅为个体的精神需要或灵魂慰安之类而作，不但降雨、消灾、祈福，还包括巫师治病等等； 第二“巫术礼仪”是极为复杂的整套行为，容貌、姿势和语言，其中包括一系列繁细动作和高难技巧。由于他是沟通神明的盛典仪式，不能小有差错。因此对巫师本人、参加操作者以及整个氏族成员，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必须遵守不能违背，否则将有大灾难降临于整个氏族。巫术称作的这个方面后来发展成各种方术、技艺、医药等专门之学。 第三，“巫术”活动中所追求的“吉”、“福”并不是对神灵的一种被动请求、祈愿，而是而是充满着积极主动的精神，影响、作用甚至强迫鬼神的给与。在此过程中内外、主客、人神浑然一体，不可区辨。神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不可区分，神没有独立自主的超越或超验性质。 第四，“巫术活动”中的情感因素极为重要。巫师和所有参加者都处于疯疯癫癫的某种迷狂状态，它是一种非理性或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但是在操作上又受上述严格形式规范的要求与繁复的细节仪式相结合，迷狂情感仍受理性的强力控制，从而使他发展为一种包容有想象、理解、认知诸因素在内的情感状态。这是人类独有的多种心理功能复合物的最初呈现。 对以上“巫的特质”分析，李泽厚先生认为：巫的特质是动态、激情、人本和人神不分的“一个世界”，与后来宗教的“两个世界”截然不同，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与宗教；中国则由“巫”而“吏”，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构建。 李泽厚对最初的“巫术活动”评价如下： “巫术活动”的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客观效果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 (二） 李泽厚先生认为，从目前已经出土大量的骨卜、龟卜的实物看，这些考古材料说明卜、筮与巫直接相关，是由巫发展出来的静态形式，而“筮”是由骨卜演变而成。这些卜、筮服务于人事，主要服务于“王”的政治活动，世俗性和实用性都很明显，但不是心灵慰安之类；卜、筮有一整套复杂繁难的技巧规范，特别是数字演算的复杂系统；卜、筮均为预见未来，他不是单纯的祈祷，而是向祖先提问，要求回答，以解决疑惑、避凶趋吉，决定自己的行动；卜、筮虽为知性、情感、想象与理智认知性也很明显，但仍饱含着情感因素，“诚则灵”为根本准则。交织混同在一起，他不是逻辑认识，而更多审美敏感。 “筮”的一大特点是数字演算，数字的出现意味着替代巫的狂热的身体活动，此时开始以个体进行的远为客观的、冷静和认识因素极强的数字演算，以“明吉凶、测未来、判祸福、定行止”。其中这些卜、筮的巫术活动突出了与君王活动的联系，从保存的记录中，某些重大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某些“神意”、“天示”与人们的历史事实、越来越相互组接、渗透，这就是“由巫而吏”的理性化过程的具体体现。巫术的世界演变为符号象征的世界，数字的世界，历史事件的世界。卜、筮、数、易及礼制系统的出现，是“由巫而吏”的关键环节。 《礼记.礼运》说“王前巫而后吏”，就是将“吏”视作继“巫”之后进行卜、筮活动以服务于王的总职称，这就是说，当时的“王”负责主持了巫术活动，当时天时、政治、人事、通鬼神由“王”掌握，“知天”是为了知人，天人相通合为一体。除了以上“王”主持巫术活动是为了把握历史经验和通知天象历数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军事活动，“国之大事”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可见在远古和上古，战争的领导者是集神权、王权和军权于一身的大“巫”，这就是今天既掌握政治权力又掌控军事大权的领导人雏形。战争和农耕，使原巫术活动中非理性成分日益减损，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加强。原来的大巫师就成为朝廷的“王”了。 （三） 当巫术活动一步步趋向理性化过程中，李泽厚认为，到了周初，“由巫而吏”又出现了一个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他最终完成了“巫术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就是“德”和“礼”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 周初文献中出现的“敬德”、“明德”最初是与现身牺牲以祭祀祖先的巫术有关，继而转化成为各氏族的习惯法规，所谓“习惯法规”就是由来久远的原始巫术礼仪的系统规范，“德”由源初的巫术礼仪逐渐成为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演变成当今的个体心理性道德。 周初的这个“德”演变出的君王行为，在当时还只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日久天长，他与对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结合在一起，再进一步演变，发展出一套社会规范、秩序、要求、习惯。这就是说，先是以祭祀、战争等氏族部落、酋帮的重大活动的非成文法规在周初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位置，与周公当时全面建立以“王”的政治行为为核心的氏族---部落、国家的整套规范体系即“制礼作乐”有关。这个“制礼作乐”的“德政”，李泽厚认为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敬”与“礼”。 第一，“敬”源于上古“巫术礼仪”活动中迷狂心理状态的分疏化、确定化和理性化，周初诰文中的“敬”字包括恐惧、崇拜、敬仰等多种心理情感，直到孔子的《论语》一书中的“敬”，仍然保留了对神明的畏惧、恐怖和敬畏，这种敬畏与宗教的虔诚不同，宗教中的虔诚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而这里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他是与神同在的神秘敬畏心理状态，这就是“德”的内在化或内向化，而最终成为首先要求于政治首领的个体品德力量，也就时后世道德的张本。从这个张本出发又演变出后世天子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和操守，这里面凝聚着自我牺牲、自我惩罚、自我克制的特色。可见上古时期的人们对天子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那么现在呢？ 第二，“德”的外在方面演化为“礼”，郭沫若说“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礼从原始巫术活动而来，但经由历史，他以繁衍为对有关重要行为、活动、语言的一整套细密规范。其中的“祭”作为巫术礼仪，使使社会政治的、伦理的世俗的一切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等差安排。这种严格区分呈现在祭祀仪式、姿态、容貌和服饰等等具体形式规范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礼数”。可见这种“礼数”就是规范化了的各种秩序、过程、行为和规矩等种种细节。在这里“礼”也就成为“理”，你必须这样做才合乎社会规范。所以不只是会议等群体间的活动，就连起居饮食、个人卫生、穿衣戴帽等这些身体姿态、步伐手势、容貌言语，他的超道德的神圣性、礼仪性，禁欲性都来自于“巫术”当时的周公就是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制度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也就是所谓的“亲亲尊尊”的基本规约。可见所谓的德治也就是礼制。如此，“由巫而吏”而吏的“数”就不仅仅是卜、筮，也包括“礼数”，这也就是为什么“礼数”所建立的人际世间关系（夫妇、父子、君臣等）具有神圣性质的根本原因。所以礼之所以极其神圣，包罗万象，替代巫术，沟通天人，推定人的吉凶祸福，是中国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特征的坚实基础。如此，“礼”由巫而吏，演化为天地人间“不可易”的秩序、规范，这一人文理性化的进程，也就大体完成。 李泽厚认为，在周初大肆推崇的“德”、“礼”、“敬”的同时，还突出了作为主宰力量的“天命”、“天道”的观念，这是巫术礼仪中的“神明”的进一步演化，“天”成为“天命”后，已经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它成为可测度理解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秩序，所以“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永远处于行动变化中，与人的生存、生命、活动行为相关联。总是呈现和存在于“人道”中。如此人与天命呈现为：第一与巫术活动一样，人的主动性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天命，的归属；第二与巫术中的神明一样，天命是功能性概念，而不是通过实体了解和建立具有鲜明意志的个性和人格神。 以上，从“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过程来说，他是由巫而吏、由“巫君合一”而“内圣外王”，由原始的通祖先接神明，演化为君子的“敬德修业”，“自强不息”，最终成为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圣”是“巫”的延长和放大，成为后世儒学顶礼膜拜的理想。以后，巫术礼仪被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吏的专业职官，以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的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由周公“制礼作乐”的理性化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到了春秋时代，由孔子发展为“仁”与“诚”。 （四） 如果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巫术礼仪”仪式理性化，那么孔子是通过制造哲学和道德概念将“巫术礼仪”的情感理性化，这突出地体现在“仁”与“诚”这两大理性范畴，由于孔学的长期影响，把华夏民族塑造成“情本体”，这种道德哲学主要是以塑建人性情感为主题，为核心。人类不只有理智、认识的一方面，还有情欲、信仰的一方面，孔子生活的年代，礼制已经完全沦为仪表形式，失去原有的作为内在心理对应的畏、敬、忠、诚的情感信仰，于是他才大声疾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求追回原巫术礼仪中所严厉要求的神圣的内心情感，但这一追回，又不是真正回到原始巫术礼仪的迷狂心理，而是要求只追回当年神圣礼仪中的内心状态，并将这一状态加以理性化。这就是把“仁”落实在世俗的日常生活、行为、言语和姿势中。 李泽厚认为，“仁”并无概念规定，随具体情景、对象而残差出入，可以既远又近、既易又难、既单纯又复杂。总的是以“亲子情”（孝慈）为主轴，并辐射开来具有神圣性质的爱的人际心理的概括总称。一方面关上了巫术礼仪中原有的神秘之门，另一方面却强调巫术礼仪中敬、畏、忠、诚、庄、信的基本情感、心态并加以人文化、理性化，并放置在世俗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是这生活和关系本身具有神圣意义，从而对“礼”做出伦理心理学的重新阐释。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甚至自己经验的生活中那些具有神圣价值和崇高效用的人间情谊，比如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上下级关系和人际情感，以作为政治的根本。他既世俗又神圣，既平凡又崇高，“仁”因此就成为人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孔子继周公之后作出的重大贡献，孔子解释的“礼”归于“仁”，完成了内在巫术情感理性化的最终过程，这种巫术礼仪内外两个方面的理性化，使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科学与宗教、理性认知与情感信仰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场景，这是一种情景交融、合信仰、情感、直观、理智于一身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信念形态。至今，我们一些党政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尽管相当抽象化、理论化，但在其中也有相当的激动人心的句子，仍然清晰地折射出原巫术礼仪中那些非理性的力量。 在这里还有一个“礼”与“乐”的关系问题，通常也叫做“礼乐”，“礼”以治身，“乐”以治心，外在礼仪规范是礼，内在心性情感是“仁”，“礼”从“乐”出，乐治心比起礼治身更为重要，儒家强调“得民心”，它是古代中国政治、伦理和宗教的内在核心。从而，情感和理性都依据归属和根基就是“德”与“礼”，这就是李泽厚先生创制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源头处，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一些言行。 （五） 巫术礼仪不但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渊源，而且道家也受到深刻影响。我们常说的“儒道互补”，就是因为两者虽异出却同源，有基本的共同因素而可以相互连接而渗透，互相推移和补充，而“同源”就是共同出自于“巫术礼仪”。在巫术礼仪以后分化的进程中，其中所包含的科学认知层面、医药、数术，尽管裹夹着层层神秘包装，但其中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效用，使之日渐独立而成非常实用的技艺。如果说，儒家继承的是德与诚方面的主要的思想内容和外在的礼仪情感方面，那么道家则是保存和理性化了原巫术礼仪中认知相关的智慧方面。《老子》一书不但概括总结了自上古以来万千邦国的兴亡史，还在哲学层面较好地保存了好些非常难解和神秘的章段，比如“道”的惚兮恍兮。而《孙子兵法》则概括总结了上古以来丰富的军事经验。 其实巫术礼仪不仅是儒道两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源头，上面提到的历数、方术、医药、技艺外，中国文化各领域共同使用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阴阳”、“五行”、“气”、“度”都是由巫术礼仪演化而来。 巫术礼仪中曾经活泼泼地跳跃过远古先民的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华夏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源头，直到今天还不同程度影响着思想文化。 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道德与宗教三位一体的相互缠绕，给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压力。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祖国的科学技术和政治、道德和美学已不同程度革命化、理性化，各方面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传统文化所延续的那些非理性仍具有一定惯性。所以，这方面改革必须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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