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瘟疫中一个医者的“悬壶济世”

古代郎中

朋友们知道：“悬壶济世”是医界一个赞誉医者仁心的成语。所谓“悬壶”，就是悬挂一葫芦。古时的“葫芦”可称作“壶”。比如《诗经 》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说法。古人通常用干了的葫芦盛药、酒等；“济世”就是普济众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医者用高超的医术救治、普济众生。所以，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铁拐李就是身背一个药葫芦的形象。而古代郎中行医时总爱在门前悬挂一只药葫芦。此成语源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 方术列传》。其大致情节是：汉朝某年，河南一带爆发瘟疫，死者数以万计。当地的郎中却个个束手无策，眼见疫情肆虐，无可遏制。有一天，一个身背药葫芦的老者从天而降。见疫情如此猖獗，他便从葫芦里取出一些药丸分发，一连数天都是如此，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一时传为佳话。人们奔走相告，尊称其为“壶翁”。这时候有个名叫费长房的游医希望拜他为师，便留心起“壶翁”的动向。见他每天日落之后总是缩小了身体，跳入壶中，便知他是一位神仙，于是便刻意与他接近。一来二往，两人成为朋友。有一天，壶翁施法，邀他同入壶中。原来这里面隐有一处道观，老者每晚在里面炼丹，天亮出来施人。从此以后，费长房便随壶翁潜心学道，壶翁尽授其'济世'之术，便有了“悬壶济世”的成语。而悬挂葫芦也就成了郎中行医的标志。

传世医典

说到这里，朋友们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古代的一则神话传说而已。可是剥掉这层虚幻的外衣可以看出：人们在瘟疫面前束手无策时所表现出的一个美好愿望：渴望有一个能够药到病除的神医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回归正常的人生......而在明末崇祯15年（1642）暴发在山东、浙江及南、北直隶等地的一场大瘟疫中，却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位“壶翁”。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济世仁心及本领的游医——可在介绍这位医者之前，还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场波及大江南北几乎全国范围的大瘟疫：

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作鼠疫的瘟疫，又名“黑死病”。最早由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引发。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情，称之为“疙瘩病”。一经染病，多为发热、头痛、呼吸急促，全身淋巴结肿大，肢节间有赘肉突起等，继之以神志不清直至死亡；此病发病快，传染性强，死亡率极高。加上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卫生条件差，故有一人染病，传至全家，“阖门皆殁”的。而追根溯源，最早源自于山西及陕西一带。据《山西通志》载：崇祯年间，“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由于连年干旱，粮食奇缺，导致老百姓饥不择食，不乏有捉吃老鼠或在鼠洞刨食的，因此染上了鼠疫，并伴随着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暴发而向四处蔓延传播。以至于短短三五年间，迅速波及中原乃至于全国，其中尤以南北直隶的两京地区最为严重。据史料载：“崇祯十四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仅以当时的北京为例，先后从九门抬出的尸体就达20余万。当此之时，可以说大街小巷，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有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以至于导致吊问之礼几废......而当时的医者既不明就里，多按伤寒医治，并无丝毫疗效。当此之时，苏州吴县有一位名叫吴又可(1582-1652)的游医看出此病决非伤寒引起，而是一种由'疠气'引发的温疫（虽然还看不出是鼠疫），首创“温疫说”（有《瘟疫论》传世），并据此配出了祛邪达原的“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配合通风和隔离措施收到了良好疗效——关于此事在2013年王竞导演的《大明劫》电影中有详尽描述。影片说的是当年的李自成几经沉浮，终成气候。崇祯帝内忧外患，重新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军事，军队驻扎在临潼。可是军中粮草不足，瘟疫肆虐。孙传庭启用药局提领赵川在军中治疫。 赵川与吴又可有师徒之谊，可两人相聚，对疫情的认识不一。赵川用的是治疗伤寒的方法医治，师徒俩一度分离。后来赵川因救治不力以身殉职，吴又可在危难关头接替了师傅，与孙传庭惺惺相惜，最后终于控制住了军中疫情 。其中有李自成听说官军有一神医可治疫，让部下绑架吴又可为己所用未成的情节，是这一时期疫情蔓延的真实写照......

新冠肺疫

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面对瘟疫的侵害就不乏“悬壶济世”者。 诸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三国时的华佗；唐朝的孙思邈；明朝的吴又可等。而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更是不乏像钟南山、李兰娟一样的医者悬壶济世，战斗在疫情一线。在这个非常时期，让我们携手奋进，共战疫情，胜利一定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