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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是家里第二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的父亲斯文老实，高中毕业，在南方一家厂子里当技术人员，是村里人人羡慕的知识分子；而母亲文化不高，却爽朗大方，是十里八乡公认的麻利能干人，一个人不仅种着一家五口人的庄稼地，还要照顾生病老人，收拾家里家外，养育孩子。 外婆捡来的孩子父母想要再生一个男孩，而我是个女孩，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为了逃避罚款，在我出生的第三天，便被送到外婆家。 从此我成了外婆捡回来的孩子，而我的父母成了我的大姑、大姑父。我两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弟弟，我便一直被留在外婆家。父母逢年过节时都会带着姐姐和弟弟来走亲戚，顺便看看我。 那年中秋节，母亲带着姐姐和弟弟来外婆家过节，我乖乖坐在小小的木制饭桌旁吃饭，外婆在一边喂弟弟，母亲在喂姐姐。他们说，母亲在怀姐姐时仍然下地劳作，因此姐姐生来就体弱。而我则像那田埂边的野草，虽然无人看顾，长势却盖过了地里被人精心侍弄的庄稼。我用手指捻起掉在桌面上的米粒，羡慕地看着“大姑”家的姐姐和弟弟，那时我五岁，姐姐七岁，弟弟三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明白了“捡回来的孩子”的意思，村里的小孩子常常骂我是没爹妈的野孩子，舅妈们总会在我面前摔摔打打，毫不客气地指责我。我开始变得自卑，变得越发沉默。 六岁时，我会在外婆煮饭时帮她烧火； 七岁时，我开始学着站在小板凳上做饭； 十岁时，我开始用背篓帮外婆从山上往回背红薯、玉米。 乡亲们开始夸我，说外婆捡回来的孩子很能干，像她大姑当年一样能干。 格格不入的家在我十二岁那年，他们却告诉我，其实大姑和大姑父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要回我的父母家住了。看着比我矮半个头的姐姐和弟弟，看着大声说话的“大姑”，看着微笑着的“大姑父”，那声爸爸、妈妈最终没有叫出口。 我就那样跟着父母回了家，回到了那个我曾幻想过无数次的家，外婆没有太多的哀戚与不舍，父母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或愧疚，就好像我只是去外婆家过了一个假期一样。 姐姐身体不好，又挑食，父母对她都格外怜爱，他们会把她最爱吃的菜摆在她面前，会细声细语地劝她再多吃一点；弟弟虎头虎脑，调皮捣蛋，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他们盼了几年才得来的男孩，对他自然也格外宠爱。而我，仍然是那个独自坐在桌边，沉默吃饭的人。 我在家里就像个隐形人，父亲会跟姐姐和弟弟一起玩象棋，一起说笑；每次看电视时，姐姐会靠在母亲怀里，弟弟站在母亲身后，搂着她的脖子，而我，永远只是个旁观者。我变得越加内向，越加不爱说话。 直到初三那年，不知道是荷尔蒙的原因，还是压抑已久的情绪开始暴发，我开始变得叛逆。我跟几个同学一起逃课、上网吧、打架，一起剪杀马特的发型，一起穿自以为很潮的衣服。很快，我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同学们眼里的风云人物。 接着，母亲也知道了这一切。她可以接受我成绩不好，但却绝对不能接受我成为一名女混混。那个周末，爆发了我和母亲的第一次大战，以前就算我偶尔做错事，母亲也只是斥责我几句。而那一次，我突然就变得牙尖嘴利，我指着母亲问她凭什么管我，她不是生下来就把我抛弃了吗；我指着姐姐骂她是背后告状的小人。母亲气得跳脚，抽过一边的柳树枝就要抽我，我站在原地由着她抽，不躲不闪，嘴里还叫嚣着：有本事你就抽死我。母亲震怒而又不敢相信地看着我，有些不明白那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我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我一个人跑去了学校，那时我和姐姐平常都住宿舍，周末回家。母亲没有让姐姐带生活费给我，我知道，她在等我向她服软。而我亦是倔强的，不给我生活费，那我就不吃饭。终于在第三天，我晕倒在了课堂上，学校老师通知了家长。 在武力镇压和经济制裁无效后，母亲只能妥协，从那以后只给我生活费，再不管我。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 初中毕业后，父亲和母亲想要让我去读中专，好歹能学门技术。可我死活不愿意，那时我一心只想着独立，想着自己赚钱。在家跟父母斗争了一年，十六岁那年，我如愿成了父亲所在工厂的一名女工。 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我兴奋极了，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那两千块钱。我给全家人都买了礼物，收到礼物时，母亲沉默，父亲笑了笑，姐姐和弟弟则跟我道谢，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努力想要够到幸福我一直在工厂做工，认真而努力，很快就升了小组长。我憧憬着可以得到父母的肯定，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将来可以有幸福的家庭。 进工厂的第二年，姐姐考上了大学，母亲骄傲极了。那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姐姐讲着大学生活的多姿多彩，弟弟一直好奇地问东问西，母亲一直在旁边帮姐姐夹菜，父亲则惬意地喝着小酒，我看着眼前的温馨，自己仍然是那个格格不入的存在。 十八岁那年，我谈恋爱了，对象也是厂里的一名工人。他对我不错，而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交往一年后，我带他回家见父母。然而，母亲不喜欢他，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此时母亲已经离开了老家，父亲是厂里的科长，有自己单独的宿舍。母亲强迫我跟他们住一起，然后想尽办法地阻止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懊恼而愤怒，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要跟我过不去。她越是反对，我就越是要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家里又开始大吵小吵不断，我总想办法偷偷跟男朋友约会。到二十岁那年，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然后领了证。 这一次母亲真的被伤了心，什么都没再说，只是给了我两万块钱。我有些害怕，知道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有些过分，却已经回不了头，我只能让自己一步步往前走。 我跟丈夫回了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起早贪黑，虽然很辛苦，我却觉得很充实。我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在一起为了这个家的将来而努力。 但是好景不长，我跟丈夫开始频频吵架，他开始经常跟一帮人出去，整天整天不回家。烧烤店几乎靠我一个人撑着，但我仍不愿意放弃，再苦再累，我都咬牙坚持着。 直到那天，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我丈夫因为扰乱市场秩序被抓了。我终于崩溃了，我打电话给母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人蹲在烧烤摊前嚎啕大哭。 对那之后发生的事，我一直都是模糊的。直到我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母亲，父亲冷漠地不再看我一眼，姐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弟弟对我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我就那样愣愣地跪在病床前，仿佛听不到任何声音。 母亲是突发脑溢血救治不及时而去世的，我在灵堂前跪了一夜，没顶的孤独和绝望笼罩着我。我想不明白，明明我有父母姐弟，却始终那样孤独；明明我那样努力地想要好好生活，为何却得到这样的结局。 我们将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的村子里安葬后，父亲拿出一把钥匙，说那是他和母亲用这些年的积蓄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买的一套房，母亲说，要把那套房留给我。 我没有要那套房子，带着我的孤独，去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也很少再跟家人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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