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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来无影，去无踪，是人类的天敌，谈起让人色变。在古代，抗瘟疫的方法主要靠传统中医。由于瘟疫至今仍让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甚至束手无策，传统中医单靠几味简单的中草药方子，真的会有疗效吗？那些不信传统中医、甚至闭着眼反对的人，恐怕会深表怀疑。 但据史籍记载，各朝代伴随着战乱、饥荒，甚至在太平盛世，几乎都发生过瘟疫，且都不泛有效治愈的例子。比如在宋代，就有一个治瘟疫的药方曾一度“天下通行”，救人无数。这药方叫“圣散子”，是同样精通中医的北宋文豪苏轼提供的。
苏轼精研中医，常亲自上山采药，开药方为民治病。他的中医著述颇多，在传统医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不过这“圣散子”却不是他所研发，而是从一个叫巢谷的人手中苦求而得。据苏轼在《圣散子序》中说，这方子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得这方子的巢谷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他将这方子“秘借”给苏轼时，曾让苏轼“指江水为盟”，不能传给他人。 苏轼对中医的态度非常严谨，获得药方，也不会轻信，“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也就是说，为检验药方的疗效，他所使用的，其实就是现代西医的实证法。 他曾在《东坡志林·记与欧公语》中记述了一件关于疗效验证的趣事：有人坐船遇大风，惊恐害怕生病了，医生在被舵工手汗浸透多年的舵把上用刀刮下一些碎屑，伴以丹砂、茯神之类，泡水给他喝，病就痊愈了。欧阳修说：“初看似儿戏，有时验证却有效，这应不易招致责难吧。”苏轼回答：“将笔墨烧成灰给学生喝，就能治愚蠢和懒学毛病吗？推而广之，那喝伯夷（清廉之士）的洗手水，就可治贪；吃比干（忠臣）的剩饭菜，就不会谄媚；舔樊哙（勇士）的盾牌，就可医好胆怯；嗅西施（美女）的耳环，就可治好天生的丑恶啦。”
一向严谨的苏轼，显然并不认可这种“看似儿戏”的验证方式，但欧阳修是提携他的长辈，他也不好直言反驳。好在欧阳修听了他一番话，也大笑起来，应是也意识到这种验证法的荒谬。 得到“圣散子”的苏轼，大概是在被贬黄州时验证药方的。据他在《圣散子序》中称，“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后来他又被贬至杭州，逢“大旱，饥疫并作”。他除了“请于朝”，采取多种措施救“饥者”外，还用“圣散子”作药剂医治瘟疫；且还自己捐钱建造“病坊”，集中救治病人。据《宋史·苏轼列传》记载：“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经他多次验证，据说“圣散子”有类似《千金方·三建散》“无所不治”的疗效。因而，以“济世活人”、“推广仁民之道”为己任的苏轼，决定违背盟约，推广药方，造福于民。他将药方传给当时的名医庞安时，通过庞安时将药方传之于世。 古代之人多重诚信，守誓约，苏轼不惜自毁信誉，违约将“圣散子”广传于世，恰正说明他有大仁之心，甘愿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当然，他为给巢谷一个交代，专门为他立传，从而“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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