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在三江源行走、观察和思考——作家古岳的玉树记录

1987年，年轻的古岳第一次走进玉树，他这样描述玉树给他最初的感受：“震撼。这样的震撼是大自然带给我的。”此后，古岳先生的身影，一直流连于玉树这片高天厚土，他说：“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算起，我在玉树的时间累计应该有三年以上。”

就这样，玉树成为了古岳先生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十周年，在古岳先生的办公室里，本报记者专访古岳，希望他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为我们表述一下，他眼中的玉树之变。

我们的话题，从古岳先生的旧作《玉树生死书》谈起。

为玉树立传

记者：《玉树生死书》是一部以玉树救灾和灾后重建为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今看来已经成为了玉树地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古岳：2013年，为了写作《玉树生死书》，我几乎每个月都去一趟玉树，每次至少待半个月，那一年我大概去了13趟玉树。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的玉树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古岳：是感动。我创作《玉树生死书》时，采访的每一个对象都让我非常感动。

玉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去了玉树，地震以后我不断地去玉树采访写作，这本书从立意到采访，我一共花了两年的时间，出版字数将近有30万字。

记者：玉树地震对当地民众精神面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您个人又有怎样的触动？

古岳：就像玉树人说的，地震把玉树截成了两截，地震前和地震后，好像地震将玉树分成了一个新的纪元一样。现在的新玉树建得特别好，人们已经看不出以前的玉树了，但是我现在每次去玉树，还是会搜寻那个记忆中的玉树，它确实不在了，这种感觉很难说，不知道我应该为现在的新玉树感到欣慰，还是应该为逝去的东西而痛心。我觉得不光是玉树，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如果你去了一次，你就会想去第二次，如果你去了十次，你就会觉得你应该一直去。

记者：就这样，十年来，您频繁地行走在玉树，行走在三江源这片苍茫高地上，并成为这片土地生态人文的记录者。

古岳：我经常去玉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自己的职业，作为一名记者，总感觉玉树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另外就个人而言，我不喜欢嘈杂的东西，每次感觉翻过日月山，我都有一种在逃离的感觉，过了日月山我的心就会觉得非常地开阔。

生态危机依然存在

记者：在完成了《玉树生死书》的写作以后，您的写作不断聚焦于高原生态，您觉得在当代，一个作家对生态的书写的意义是什么？

古岳：因为我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一开始我是被迫地关注很多东西，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关乎着整个人类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就把一种责任扛到了自己身上，在这样一个行当里，你就必须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生态是当下社会最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的后代以后还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得到的。

记者：生态文明是我们这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话题，这样的话题，让您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厚重。

古岳：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危机依然存在，而且在持续恶化，只是这种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减缓的原因除了我们加大了保护力度，主要是气候的变化。

经过长期的观测和研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论，那就是整个地球都在干暖化，唯独青藏高原是在向湿暖化的方向发展，雨水多了以后就有利于植被的生长，可是也加速了冰川和冻土的消失，在冰川融水形成了地表径流的同时，地下水的消失也造成了湖盆水位的上升。

在青藏高原，其实降水量的增加，很难引起诸如青海湖这样的湖泊水位的上升，那么青海湖这样的湖泊面积，每年都在递增，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四面山上的冻土和冰川融化汇流而成的。以前在青海湖边挖水井只要三米就可以出水了，现在地下水位下降，你挖30米都不会出水，水到哪儿去了？水沉底了。原来青海湖周边地区，有很多冻土，它就像一个锅底保护着水土，现在冻土融化了，锅底漏了，水就四散而去，这就是大湖的水位上升，而高山顶上的湖泊在消失的原因。

记者：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说起冻土，我想起您的一本书《冻土笔记》，在这本书中，您用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对高原冻土环境的考察，我相信在您有关三江源生态的系列作品中，这本书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古岳：我一直想做一个有关冻土的东西，冻土原来是一个系统，保护草原，为草原提供水分和营养，保护冻土层的草皮一旦被破坏，冻土融水就会顺着被撕裂的 “伤口”像血一样流失，一两年以后，“伤口”两面就开始干枯干涸，草原开始退化。

现在冻土的上限已经推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以前两三千米就可以看到冻土。现在在3500米以下就很难看到冻土了，以前牧民从海拔4000米的地方左右搬到夏季牧场的时候，扎帐篷的时候橛子都钉不进去，因为下面是冰，现在到夏季牧场的时候，扎帐篷的时候用脚轻轻一踩就可以。

创作《冻土笔记》时，我最终选择了治多县的多彩乡，那里离县城并不远，位于澜沧江和长江之间，冰川冻土分布比较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在草地上，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国家公园推动三江源生态文明

记者：我知道您正在创作一部有关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书，作为一位长期关注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作家，您觉得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古岳：我们为什么选择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的试点？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江源地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除了盗猎藏羚羊，每年还有二三十万人到三江源地区挖金子。

1994年，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国人开始关注三江源地区；1995年就成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然后国家开始退牧还林草，三江源地区开始退牧还草，甚至大规模地生态移民，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2000年，我们设立了省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超过了青海省面积的一半，后来又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也很大，差不多是三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面积，这样大的一片土地成为自然保护区，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是中国的生态屏障，现在我们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江源就是中国最大的一片绿水，最大的一座青山，如果三江源出现问题，那么上10亿人就没办法生存。

十八大以后，中央在考虑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试点，青海省委省政府率先启动机制，拿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这样主动地朝前走是一种很好的作为。

为什么要建一个国家公园？是因为这片土地遭到了破坏，不得不保护，不得不以国家的名义，全民族的力量去保护，因为再不保护的话就不行。今天，我们是以国家的名义给三江源命名，就是想让全民族意识到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记者：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

古岳：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有的景观都是天然的，我们不需要去建造任何一个景观，我们的使命就是守护好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守护好这个地方的每一片湖泊、每一片冻土、每一只蝼蚁爬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

记者：据您的观察，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后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古岳：对于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当地的牧民还是非常欢迎的。

对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评估是由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团队来做的，他们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对原住民文化保护的评价最高。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公园，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中保留了大量的原住民。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这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独一无二的，三江源地区的历史文化灿烂，当地的百姓，对三江源生态保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世居在三江源的各族群众，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生态保护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比生态学家想象的还要扎实和深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立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深远的启示。

古岳，本名胡永科。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青海作协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著作《谁为人类忏悔》《写给三江源的情书》《黑色圆舞曲》《玉树生死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