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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局限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人之意 2020-04-23

梁山一百单八将—人们习惯称之为梁山好汉与梁山英雄。这称谓充分表明了人们对他们肯定与赞颂的态度。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梁山好汉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有自己的缺点与错误。

首先,梁山好汉身上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不能不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与熏陶,不能不烙着时代的烙印。如作为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君与忠义观念,便存在于许多好汉的脑子里:有像宋江那样对朝廷的愚忠;有如杨志、林冲那样曾幻想得到朝廷的信任重用;即使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忠义观念的束缚。梁山好汉对封建残暴统治,奋起反抗,甚至把一支支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提出反映农民要求的某些口号纲领。但他们不能理解社会现象都是古代封建制度的产物,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反对古代封建制度。

如他们普遍反对贪官污吏,但不可能把贪官当做封建国家的官僚制度的代表来加以反对。梁山好汉对那个昏君宋徽宗,或是微词埋怨、或是讽刺批判,或是大嚷大叫要“取而代之”,但他们不可能是反皇权主义者,而是幻想有个好皇帝。这一切,我们可以进行分析、总结,但用不着去指责他们。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达到这样的思想水平,此所谓“历史局限性”和不必苛求于古人的道理吧。

第二,梁山好汉身上带有较难避免的社会局限性。

梁山好汉出身极为复杂,除少数人是农村劳动者和工匠外,绝大多数是形形色色的市民以及文官武将、地当地富豪。这种出身,表明他们原先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有诸多不同,或多或少都会带着所属社会阶层的局限性,都会有某些不良表现和落后以至丑陋的习性:

其一:讲义气的狭隘性

梁山好汉都讲究义气,但他们的义气又带有狭隘性,往往同“忠”的观念、同“天命论”观点、同某些陋习搅在一处。就说招安吧,事实上大多数梁山好汉是不乐于受招安的,但他们忠于所谓“情义”,被“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誓词”,所束缚,不便同宋江分手,所以最终只好跟着宋江一起走下去。

其二:轻视体力劳动者

梁山好汉中,由于来自社会底层的艰苦体力劳动者的人很少。《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要求,并流露出轻视劳动和农民的态度。那么,梁山好汉对体力劳动对农民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应当说,是含有轻视意味的。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对自己的职业、劳动,没有任何“自豪感”,反而觉得“倒了霉”,“没出息”;他们崇高、追求的是“少干活”又能“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阮氏三雄、朱富等人就是抱着这种思想走上梁山的,有些好汉无正当的职业,如盗坟者、盗马贼、流浪贼等等,他们的偷盗行径也往往受到江湖好汉的肯定。那些地方富豪如柴进、史进等,对庄户庄客们,随意的使唤,谈不到什么尊重人格。

其三:歧视女性的偏见

在古代社会中,严重存在着“重男轻女”,“歧视妇女”的传统偏见。梁山好汉也大都轻视妇女。他们把妇女看作男人的附属物,甚至把妇女看作是“祸水”。在书中正当的婚姻和爱情,很少描写。因为,不近女色被作为英雄的一条戒律。对那些有劣迹或有淫荡行为的妇女,不仅无比歧视,而且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去惩罚。

其四:报复性强

不少梁山好汉还有破坏性的陋习脾性,残酷的报复性即是一种。梁山义军因遭到祝朝奉的拼死抵抗,在攻破祝家庄时,宋江、吴用就曾打算洗劫整个村子;宋江为报黄文炳加害于他的仇恨,即刻兴师动众去围歼无为军。又如武松血溅鸳鸯楼时,不分好人罪人连杀十五口。有些梁山好汉好使性斗气打架斗殴,有时竟会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大打大闹起来。

那些原落草于各个山头的“山大王”,曾经表现出更多的劣迹。如周通强抢民女做“压寨夫人”;一些山大王在劫夺富豪商人财物时,也常常伤害一般村民,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便时常“薅恼村坊”,不让村民上山打猎。有些人还吃人肉和喝人心人肝做的醒酒汤等等。

梁山好汉的如此这般毛病,带有某种“局限性”,自然改起来难些,但是,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许多农民义军都有严明纪律,也很爱惜百姓。因此,部分梁山好汉的这种毛病,应在进行分析的同时,给予批评。

第三,梁山好汉身上还带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各种缺点或错误。

晁盖,缺乏雄才大略,且有较严重的个人恩仇观念,例如他对那个射死自己的史文恭,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把捉得史文恭的人定为山寨寨主就很不妥。

宋江,有极浓重的忠义观念和名利思想,更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朝廷的自取灭亡的道路,他的错误最多也最严重。

吴用,权谋有余而信念不足。他曾经产生归顺辽国的念头。另外,他的“诱人上山”计,有时也过于残酷,如为嫁祸秦明,到青州城下放火杀人,残害数百无辜百姓。

卢俊义,思想比较反动,且迂腐不堪,是宋江实行招安投降思想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还有如武松的浅薄的社会意识、狭隘的恩仇观念、封建的伦理道德;李逵的缺乏组织观念与政策思想,经常“惹是生非”的莽撞,乱砍乱杀的恶习;以及鲁智深的急躁,林冲的一度苛且偷安,史进的任性,柴进对所谓“丹书”莫名其妙的迷信,石秀诱杀潘巧云的残忍,王矮虎的好色。再如李立、张青、孙二娘的开黑店,把活人蒙倒开剥,做人肉馒头卖,“以此过活”。张横撑黑船,谋财害命,称为“稳善的道路。”戴宗的“草菅人命”,杨志的浓重名利思想,穆弘兄弟的霸道行径,鲍旭的“平生只好杀人”……

我们虽然如此数落了梁山好汉的一大串缺点、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因为他们身上基本的主导倾向,乃是英雄的业绩、英雄的行为和英雄的个性特征。尽管象李逵有那么一些严重缺点,但终不失为一个英雄、一条好汉。在那个“官逼民反”的黑暗社会中,敢于起来造反,敢于同封建朝廷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便是被压迫人民的最可贵的精神品德,也是判断一个人的一条重要标准。

作品正是充分地写出了李逵在这些方面的优秀表现,而他的质朴耿直,对梁山事业的忠心,对义军弟兄的情深义重等等,形成了李逵思想性格的主导面,也是李逵所以为英雄的主要根据。至于李逵的错误与缺点,有他应负的“责任”,但也有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时代的局制。例如,在对敌斗争中“乱砍乱杀”,便带有农民起义军中狭隘复仇的色彩。

总结: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生活在古代封建社会的草莽英雄和绿林好汉,自然更不可能是“完人”了。再说,作者以妍媸毕露、清浊必闻的现实主义态度,去展现英雄身的优点与缺点,并突显其作为英雄形象的主导面,也就是说,作者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态度,执着于从生活本来面目去揭示生活真理,去描写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这便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强化了艺术感染力,这正是作者的高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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