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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陶瓷和化学史上，唐代以北方邢窑和南方四川大邑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统，随着工艺的不断提高与进步，对于制瓷原料的淘练与制坯已经相当精细，此时白瓷的瓷胎质地细腻坚致，胎中含铁量极少，在施釉后显示出白色温润似玉的质感。
图为唐代四川大邑窑生产的唇口白瓷碗。[四川省博物馆藏]此碗形制规整，厚胎厚釉，釉色莹白滋润;碗口呈唇口状，是典型的唐代制式风格。
大邑窑最早见之于唐代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绵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对于杜甫所作的有关大邑白瓷的记载，学界质疑、争议颇大，认为当时南方并不产白瓷，而杜甫诗文中的大邑白瓷可能是出于写诗夸张的需要，因此存在大邑白瓷的可能性不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四川考古人员先后在大邑县城周边，发现了一批生产陶瓷的古瓷遗址，随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获取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从而证实了唐代大邑确是个生产白瓷的古瓷窑。在陶瓷历史上，有所谓的南定与北定之分，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南定的界定，多定性为江西白瓷，对于其他产地的白瓷往往关注度不夠或为不全面而导致疏漏现象的发生。南定与北定是个宽泛的概念，笔者以为要真正从源头上找出其中的个性与共性，才能准确无误地确立窑口。由于大邑窑在中晚唐至五代时生产的白瓷几乎和北方的邢、定窑在制作、成型工艺、装烧和热成技术以及器型风格上毫无差异，因此，误判窑口情况屡有发生。伴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邑白瓷问题渐趋明朗化。
大邑白瓷之所以与北方邢、定窑类似，极有可能与大邑地方蕴藏的大量的含铝、钾成份的白色瓷土和因避乱迁徙至此的北方工匠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众大量南迁的一个节点，稳定的时局和富庶的南方，是理想的移居生存之地，大邑地区丰富的制瓷原料又为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这些都是大邑窑能夠生产白瓷所具备的关键因素。大邑白瓷的发现，对于中国白瓷的相互承接关系，以及对于南方白瓷的系统研究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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