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图》引出才子赵之谦的故事

　　记者 商 越

　　核心提示

　　在“春色满园——沈阳故宫藏清代书画展”中，有一幅《牡丹图》娇艳盛放，它的作者是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清末才子赵之谦。赵之谦一生历经坎坷，磨炼出遒劲老辣的艺术风格：在绘画上，他是清末写意花卉的领军者“海派之祖”；在书法上，他是将隶、篆、行、楷融会贯通的大家；在篆刻上，他提出了“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印侧刻画像是他首创。然而，这样一位大才子却不屑于诗书画，一心只为做清官，最终累死在任上。

　　赴任前：画“没骨”牡丹赠友人

　　“这幅馆藏赵之谦的《牡丹图》，以书法的笔法入画，用笔遒劲古朴。”“春色满园”沈阳故宫藏清代书画展策展人、沈阳故宫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喆介绍了此画的特点。山坡之上，有几朵牡丹，开出各色的花，争奇斗艳各不相同，其中3朵艳丽的牡丹，是运用“没骨”技法绘画，即不采用墨笔勾勒轮廓然后敷色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彩笔取代墨笔，用色彩直接渲染，对技巧要求更高。看赵之谦所绘“没骨”牡丹花瓣，层次分明，自然大方，花的叶脉，是用书法中大篆的笔法勾出。全图用墨色浓淡、线条疏密来衬托石头的坚挺和牡丹的艳丽，实密与虚疏相对，鲜艳与素色配合，使画面充满生机。

　　画作左上部写着：“少白二兄大人属，同治壬申九月倚装作，撝（huī）叔赵之谦”，下钤“赵之谦”白文方印。画作落款是同治壬申年（1872年），可知创作此画时，正是赵之谦44岁时。“题书用笔流畅。倚装作，即置办行装准备由某地到另一地时所作。”王喆解释，1872年，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身份被分派到江西任官，到江西后就忙于主持编撰《江西通志》。因此推知，此画应为赵之谦赴江西南昌任职前，赠予少白二哥的临别之作。所画牡丹，吉祥喜庆，取富贵之意。

　　1960年，此画被沈阳故宫博物馆从上海荣宝斋购得，上世纪80年代，国家书画鉴定组曾来沈阳故宫鉴定此画，专家看后，留下“不错！”的评语。

　　赵之谦是清末写意花卉的开山人物，他的花卉画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构图布局独具匠心，虚实、隐显、疏密、开合，各得其妙，且画面丰富，布满全纸，丝毫不显拥挤杂乱。在用色上，相对于清新淡雅的中国花卉画，赵之谦的设色更加大胆、艳丽，艳而不俗。

　　现代中国画大师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称赞赵之谦：“会稽撝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赵之谦的绘画常流露出淋漓痛快、生动自然的情趣，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都受到他艺术风格的影响，因此被称为“海派之祖”。

　　逢战乱：家宅失火妻女病故

　　为后人描绘艳丽奇彩世界的赵之谦，一生坎坷。赵之谦（1829年-1884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无闷等，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是清末写意花卉领军者。

　　据《绍兴府志·人物志孝行》记载，赵之谦祖上世代经商，他的六世祖在外经商多年未归，七世祖赵万全19岁时，“请于母，往寻父，缘崖涉水，七更寒暑”，万里跋涉寻父7年，抵达大同，“遇父旧徒，指往父墓”，他“一恸几绝”，最后背父亲遗骸返乡。也许是孝感天地，传说开启父亲墓穴时，有两只金蝶从墓内飞出，投入赵万全的怀中。这段家事，就是赵之谦的书斋名“二金蝶堂”的由来。赵家虽然世代经商，但到赵之谦少年时，母亲去世，父亲常年卧病在床。哥哥被仇人所诬，一场官司，迫使赵家卖田卖产，从此家道中落。

　　赵之谦自幼聪慧好学，5岁时，父亲教他写字，买不起纸，就用笔蘸水在方砖上练习。他每天必须在砖上写一二百个字，随写随干，天长日久，方砖裂开了大大小小的裂纹，好似老树枝条纵横，极具画意。赵之谦自称，作画兴趣就从此萌生。因为博闻强识，好读经史，赵之谦在诗文、书法、绘画和篆刻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无所不精。19岁时，赵之谦娶知书达理的范敬玉为妻，由于家境贫困，他开始在家乡“开馆授徒，为童子师”，教邻里孩子诗文，补贴家用。但生活仍朝不保夕，时有断炊，不得已，常靠卖画维持生活。

　　22岁时，赵之谦离开老家绍兴，来到杭州出任杭州知府缪梓的幕客（即秘书），负责办理府上的文案笺奏等事务。其间两次回家乡参加乡试，但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31岁时，他才中了举人。

　　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杭州，缪梓战死，赵之谦逃离杭州，回到家乡。次年为了生计，又前往温州、福州等地。当赵之谦在外云游时，家中却遭遇重大变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克绍兴，赵之谦家因战火被焚，范敬玉携女儿回娘家避难。不久，两个女儿先后夭折（只剩长女），范敬玉肝肠寸断，不久也撒手人寰，年仅35岁。因战事影响，直到两个月以后，赵之谦才得知妻女过世的消息。当“家人死徙，屋室遭焚”的噩耗传来，34岁的赵之谦悲痛欲绝，遂改自号为“悲庵”，并刻下“悲庵”印章，落款：“家破人亡，更号作此”。

　　劳累死：三地任知县，为官清廉

　　虽然赵之谦是诗书画印全才，但其实他志不在此。在《悲庵剩墨》中赵之谦自述：“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他认为诗书画印只是他的谋生手段，“学而优则仕”才是正道。

　　同治元年冬末，赵之谦乘船赴北京，准备参加次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但首战落榜，没有考中进士，不过结识了一批北京文化界的名人，如潘祖荫、王懿荣等，这些人家中都富有收藏，让赵之谦眼界大开。他还常与这些友人徜徉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在金石书画的浸染熏陶中收获颇丰。4年之后，赵之谦返回家乡，一边售卖字画、为人刻印，一边继续复习课业，准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

　　此后，同治六年、同治十年，赵之谦又接连两次赴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最后在落选的举子中，他被挑选为国史馆誊录。同治十一年（1872年），44岁的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身份，被推荐至江西南昌任官。

　　在南昌，江西巡抚刘坤一“夙知之谦硕学，命总司编辑之事”，委任他担任《江西通志》总编辑，此职薪酬优厚，每月薪水银60两。此后数年，他全力以赴投入志书的钩稽考证工作中，无暇从事喜爱的书画篆刻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司的再三催促下，鳏居多年、46岁的赵之谦续娶休宁陈氏，并很快喜得二子，令赵之谦深感欣慰。

　　光绪四年（1878年），赵之谦终于实现入仕夙愿，先后到江西鄱阳县、奉新县、南城县任知县。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赵之谦表明心志：“今日方知做官之术，不出卑鄙无耻四字，断非我辈所能……弟立定主意，总以明来，断不暗去，不贪赃，不通私谒，遇事躬亲，不诿诸他人。”他初到鄱阳县时，正逢大水冲田，他立即投入抗洪救灾工作中，“殚力赈抚，不遗余力”；再任奉新县知县时，他组织捐款葺文庙、修桥筑城、惩办讼棍，甚得民心。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福建沿海，清廷向法宣战。此时赵之谦续娶的陈氏刚刚病故，他又赴任南城县知县，因南城县地处福建、江西交界处，靠近前线，又是通往福建的交通要道，援闽各军络绎过境，赵之谦要张罗军需供应、指挥筑城修壕，劳累过度，加上新近丧偶，哮喘病旧疾复发，病故于南城官舍，终年56岁。最终靠朋友资助，其遗柩才从江西运回老家安葬。

　　史记

　　SHIJI

　　《二金蝶堂印谱》

　　赵之谦工诗文，擅书法，精绘画，尤其以篆刻成就最大。他的篆刻融合浙派、皖派之长，中年后又以战国钱币、秦汉印章、汉砖、镜铭及魏晋碑体等古今器物文字入印，章法讲究，独创闲静遒丽、古劲浑厚风格，此外，在印侧刻画像，也是他首创。尽管他一生所刻不到400方印作，但几乎件件是精品。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篆刻成就，离不开一个知心好友——魏锡曾。

　　1861年，赵之谦受朋友之邀到福州云游，结识了同样躲避战乱来此地的浙江人魏锡曾。魏锡曾（1828年-1881年）字稼孙，嗜印成癖，自号印奴，曾深研西泠六家印艺达20多年。他得知赵之谦来福州，立即写诗请见，并请赵之谦画梅：“知君家住大坊口，十过君门九回首。当时镜水净无波，天涯今日成悲歌。高句骊纸新拂拭，请君狂泼金壶墨……笑我降旙无可竖，看君放手杀降人。”诗中满溢对赵之谦的仰慕之情。

　　魏锡曾与赵之谦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兴趣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赵之谦给魏锡曾作书画、刻印，魏锡曾则替赵之谦整理旧作，为他抄诗、收集散弃文字等。赵之谦虽精于篆刻，但却将其视为小技，轻易不爱操刀。魏锡曾便循循善诱，首先提出要为赵之谦编辑出版一本印谱。但收集赵之谦的旧作，数量和质量都不足成谱。于是在好友的催促下，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大批量的刻印，如“我欲不伤悲不得已”“为五斗米折腰”等。

　　有趣的是，两人在探讨印学观点时，魏锡曾总有意无意地将赵之谦与丁敬、黄易、邓石如等清代前辈篆刻大家相比，认为他不如人，这激起了个性孤傲、争强好胜的赵之谦的创作冲动。他在给魏锡曾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特意在刻款上写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中说：“龙泓（丁敬的号）无此安详，完白（邓石如号）无此精悍”。不服输的赵之谦埋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从1862年到1864年，仅仅3年时间，赵之谦就刻了200余方，占他一生刻印数量的一半。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1862年）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锐意创新的动力，与好友魏锡曾的激将法有很大关系。

　　当魏锡曾将为赵之谦收集好的《二金蝶堂印谱》放在他面前时，赵之谦在上面题写了四个大字：“稼孙多事”，并写了一段短文：“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抄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对友人花费半年时间，为自己整理出版印谱的情意大为感动。

　　同治二年（1863年），魏锡曾作为候选盐官赴京都，特意带着《二金蝶堂印谱》到江苏泰州停留，拜谒皖派前辈篆刻大师吴让之，请他审阅题字，吴让之欣然为印谱撰写了序文，并刻赠印章两枚。为表达谢意，魏锡曾为吴让之辑拓了首部印谱——《吴让之印谱》，后来又引发了赵之谦撰写《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阐述自己不同的印学观点。紧接着，魏锡曾也撰写了《吴让之印谱》跋文。这三篇文章，是晚清印坛一次重要的印学理论论辩，也成为清代篆刻史上的印学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