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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临着街。那阵子没事儿的时候，我总会站在窗前长久地张望。公交车上有时只有三两个人，有时一个人都没有，每一辆车差不多都是一副无精打采、心事重重的样子。 小区里每一户每两天可以有一个人，出去置办一下生活物资。那天果菜超市人并不多，人与人，尽可能隔开距离。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事先熟记了几遍的采购表上的名目全都买齐了，就大包小裹地急忙往回赶，像逃离一个是非之地。 进了家门，等东西一样儿一样儿地拿出来，才发现少了一包，多了一包。少的一包里面是四五种蔬菜，多的一包里面是二十袋粉皮。拎着多出的这包回到果菜超市，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柜台上并没有剩着那一包。问售货员，问顾客，谁都不知道，谁都不记得。无需争辩，我放下这包粉皮，又照着先前的那些蔬菜完整地买了一份。 我们这儿是省字号的物业，每年只顾收费，没见有什么管理，冬天院子里的雪他们也不会安排人扫一扫。因为这次疫情，社区给这栋楼的居民建了微信群，尽管大家群里的名儿都是“X单元XXX室”，但到底像是个集体了，大家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前阵子，妻给我看她单位微信群里的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理发现场。理发的是正处级辅导员，被理发的是学院书记，拍照的是院长（他先被拿去练手，刚已理完）。理发现场是个洗手间，因为只有洗手间才有镜子。 这次我创下了一个纪录，两次理发正好间隔六十天，去的时候差一点儿就“长发及腰”。 我是我这个年龄段儿比较罕见的、特别酷爱宅在家里的，偶尔出差，三天望不到宅门就会想家，这与家里有没有人等我无关。因为惯于静止，我不大喜欢一个软件，它总是诘问我：“是不是遇到假计步了？”我的一位老领导，见我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难受，就说：“你没别的病，只有懒病。”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永远令我心驰神往、乐此不疲的事儿，就是在家里倒着。我从没想到过，这样一个男人也有在家“倒”够的一天。最后，躺着看书，也烦了，不好坚持了。 我看了不少做美食的视频，觉得挺过瘾。但终于还是保持“君子远庖厨”（用字面义）的旧习，进厨房，只是刷碗，刷堆成小山一样的碗。某个时段儿市场上脱销的除了口罩，就是酵母粉，两个月里我家用掉的面粉比过去两年都多。妻迷上了做面包，很大一种面包，面包机一次只能做一个。粗算一下，她好像做了有四十个。跟她一样，不少女性突然想起自己具有厨娘的潜质，满网满屏都是各种美食。这很像很多人突然想起自己似有若无的诗人身份，纷纷写起分行文字，好坏不论，至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诗歌教育。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有关《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人家晚起是因为熬夜创作。我呢，翻翻书，浏览一下各种疫情信息，常常就磨蹭到十二点才睡。第二天可能就接近中午才起。小时候，师长们叮嘱过的“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晚起的人看不到太阳的升起”，我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我偏爱一种老鼎丰蛋糕，我自己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蛋糕。家里虽是常备，但它是早餐时吃的，有好多天我竟没有吃到过它。物资丰富，内心安稳，时间充裕。这两个月，是这么多年，我家吃得最好的两个月。 再懈怠也不能耽搁了做事。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安慰、疗愈作用，让人内心多些平和、镇定。抛开这些，用一支笔记录一下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一定是需要的。有时，文字记忆会比经历更结实更牢靠。 在疫情发生过程里，可能有个体经历的生态教育、灾难教育、自我管理教育……这些教育孩子们不该错过。如果这一次，损失最大的只是经济，那还好说，钱是可以慢慢赚回来的。 母亲写了一篇《今年这个年》的文章，写了我姥姥讲起的、1911年前后东北鼠疫横行时的一个故事。有个金大牙屯，全屯都染上了病。有的人就想往外跑，政府没人管，有个姓范的狱警，自发来管。狱警本来住城里，也不是本屯儿的人，他给大家开会说：不走是个死，出去也是个死，而且只会让更多的人死。听了他的话，人们就默默地回家了。后来没到半个月，屯里的人都死没了，他自己也不行了。因为他，周围的村庄都太平了。这是中国版的英格兰德比郡亚姆村的故事，可惜知道的人极少。 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的文学努力和艺术实践，生动、成功地诠释了什么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和文学的“当代中国”。他曾在《跑警报》里说：“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这次，中国人民的表现，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 本地的疫情已降至“低风险等级”。我看到楼下有两个哥们儿隔着很远的距离，各自垂着半边口罩，边抽烟边热烈地聊天儿，这是好久不见的一幕了。 生活就快要回到从前的轨道上了，然后我们可以站在未来，回望和总结今天发生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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