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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都有外戚专政,为何到了明朝便销声匿迹了呢?

 黑龙江波涛 2020-04-23

何谓“外戚”?以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来说,外戚就是君王母亲和妻妾的娘家,君王叔叔、子侄、孙侄妻妾的娘家,及君王姐妹、女儿、侄女、孙女丈夫的夫家,如外公、岳父、舅舅、姐夫、妹夫、外甥、表哥、表弟、侄子等等,他们就皆可被称为“外戚”。

而所谓“外戚干政”,就是外戚趁着皇帝或年幼(如秦代,秦昭襄王时期,因昭襄王年幼,宣太后得以以太后之位主政,由此其弟魏冉、芈戎得以把控朝堂;东汉,汉和帝时期,因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窦宪乘机操纵朝政,“威权震朝廷”),或昏庸(北周,北周静帝时期,因静帝昏庸,皇后杨丽华父亲得以执掌皇权,取北周而代之),或无能(西汉,汉惠帝时期,因惠帝无能,吕后临朝称制,其侄吕台、吕产、吕禄,侄孙吕通得以擅权乱政;唐代,唐玄宗时期,因玄宗昏庸,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乘机操纵朝政,“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事务鞅掌”)从而把持朝政,去擅自行使本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皇权。



自夏朝开启“家天下”以来,“外戚干政”就是一个屡见不鲜的问题。多数朝代都有外戚干政擅权者,如汉之霍光、宋之贾似道,甚至是谋朝篡位者,如新之王莽、隋之杨坚。

可以说,“外戚干政”在中国的多数朝代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是强汉、盛唐亦也未能幸免,自汉高祖始,终汉献帝,外戚干政是贯穿两汉407年的历史,吕氏(汉高祖刘邦皇后吕氏),窦氏(汉文帝刘恒皇后窦氏、汉桓帝刘志窦氏、汉章帝刘炟皇后窦氏),王氏(汉景帝刘启皇后王氏、汉元帝刘奭皇后王氏),霍氏(汉武帝刘彻皇后卫氏),邓氏(汉和帝刘肇皇后邓氏),阎氏(汉安帝刘祜皇后阎氏),梁氏(汉顺帝刘保皇后梁氏),何氏(汉灵帝刘宏皇后何氏)等外戚纷纷出现,两汉近三分之二的历史的朝政皆被外戚所控,甚至最后西汉都是被外戚王氏所灭(东汉虽不是被外戚所灭,但也因外戚何氏而亡)。

而唐代的“外戚干政”问题虽没有两汉来得严重,但在唐中期也是较为频繁的,先是武氏(唐高祖李治皇后武则天)取唐而代之,“神龙政变”后,李唐复位,武氏失权。之后韦氏(唐中宗李显皇后韦氏)又伙同武三思祸乱朝政,而后更是毒害中宗,欲取唐而代之。再之后,“唐隆政变”韦氏被诛,唐睿宗李旦即位,此后睿宗让位玄宗李隆基,晚年玄宗宠信杨贵妃,杨氏乘机祸乱朝政。



只得说“外戚干政”在中国封建时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多数朝代,即使开国君主如何的英明,外戚干政问题始终都是高悬在新王朝头顶上的一个大难题。

但是,凡事都是例外,有这么一个朝代,其在276年历史中就从未真正出现过“外戚干政”的问题,这个神奇的王朝就是“明代”。有明一代,其虽然存在着如皇帝怠政、宦官弄权、党争不断、腐败盛行等种种问题,但却从未出现过外戚干政,甚至是乱政的问题,这不得不说是明代朝堂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光。

那为何以前连强汉、盛唐、富宋都无法解决的外戚干政问题,会在明代得到完美的解决呢?这之中到底有何缘由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外因。

历代外戚之所以能够干政,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皇帝或年幼或昏庸或无能,二是皇帝的妻妾、嫡母或生母有想要掌控朝政,甚至是取而代之的野心。如汉和帝时期,窦太后就以和帝年幼(和帝登基时年仅10岁)为名,从而名正言顺的临朝称制,而后,窦太后又有政治野心,妄图把控朝政,由此其兄窦宪得以是操纵朝政,“威权震朝廷”。再如晋惠帝时期,因惠帝无能,贾皇后又极具政治野心,从而贾模、贾谧等贾氏外戚得以是把控朝政。



可以说,外戚要想干政,他就必须满足以上两点,这其中只要有一点满足不了,外戚就很难把控朝政。如汉武帝时期,随着雄才大略的刘彻长大成人,曾经把控朝政的窦氏、王氏外戚就接连失势,再也掌控不了朝政。再如宋仁宗时期,刘太后虽临朝称制,但因刘太后并无想要完全执掌朝政的野心,所以仁宗时期并未出现外戚刘氏干政的问题。

而对于明代来说,这两点几乎就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首先明代16位皇帝,除明英宗(9岁登基)、明神宗(10岁登基)是幼年登基,其余的14位皇帝皆不是幼君,因此这就让外戚失去了干政的合法、合理与合礼性。

再是明代皇帝虽然怠政,有如嘉靖这般30年不上朝的皇帝,也有如正德这般自封大将军的贪玩皇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明代的皇帝多不是昏庸、无能之君,比如嘉靖皇帝虽30年不上朝,但却是能牢牢掌控住朝政,内阁首辅这样的重臣也是说换就能换。而正德皇帝虽贪玩,但他的能力也是不弱的,应州大捷是杀得蒙古长时间内不敢在进入明土半步。因此,基于明代皇帝多不是昏庸、无能之辈,由此外戚也就很难借着皇帝昏庸无能,从而去执掌皇权。

其次,明代诸帝对外戚很是提防,在洪武、永乐二帝制定的祖制下,即使明诸帝如何的宠幸妃嫔,他们最多也就是“优者厚田宅,列僮奴”,赐予外戚丰厚的钱财,却不会重用外戚,更不会给予外戚高位,所谓“后父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即使是贵为皇后的父亲,最初也就是指挥使这样的虚职,之后最高也就是太傅这样“贵而虚”的职务,反正是不会给予要职。由此,明代外戚多数是“虽拥侈富之资,曾无冯藉之势” 。



同时,明代诸帝不但不会重用外戚,更是对外戚实行严格的管控,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外戚是重点照顾,一旦发现外戚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惩罚就是“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无论何种罪行,皆罪加一等。

再是,明代的皇后、皇太后多是贤后,她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得不说,明代的前朝虽是混乱不堪,宦官乱政、党争、腐败等问题是层出不穷,但后宫却是干净的多,其妃嫔,尤其是一国之母,多是“贤德淑惠”之人。这些后妃多数都能以身作则,她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仅不会主动的去干涉朝政,甚至还带头抑制母族势力。

如马皇后,每次朱元璋想要敕封其母族时,她都是以“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意思是国家的爵位和官职应该是给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我的母家未必都是有用之人)为由,拒绝朱元璋的敕封。再如张太后,明英宗继位时,因其年幼,原本张太后是能名正言顺的干预朝政的,而且也有大臣支持她这么做,但是张太后却以“毋坏祖宗法”为由拒绝,且将朝政委于“三杨”执掌,而非母族执掌。

因此,正因明代诸后多数皆为贤后,她们没有干政的心思,更没有把控朝政的野心,甚至还会去带头抑制外戚势力。如此,在没有后宫的支持下,外戚自然也就失去了干政的条件。

最后,明代之所以没有出现“外戚干政”问题,这里面还有明朝官员的原因。众所周知,明朝官场虽是党争不断,也是腐败盛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明代的官员无疑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不怕死,也是最不怕皇帝的其中一批,如嘉靖四十五年,为了让嘉靖上朝理政,海瑞提前买好棺材,后向嘉靖呈上《治安疏》,批评嘉靖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



当然,明代官员的不怕死,不怕皇帝,这并非是因为他们不忠心于朱明王朝,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忠心于明廷,为了维护朱明对于天下的统治,他们可以放弃所有,哪怕是生命,如嘉靖初年,为阻止嘉靖追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帝,从而动摇国本,在“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信念的支撑下,明代的官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相继有十六位官员被廷杖而死。

由此,正是基于明代官员对于朱明的“愚忠”,外戚这股能威胁到朱明王朝统治的势力自然就是百官所不容的。如明神宗时期,郑贵妃意欲借“国本之争”来让其郑氏介入朝政事务,甚至是把控朝政,此时明朝官员为了阻止此事的发生,他们是以死抗争,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外戚郑氏意欲干政的计划彻底失败。

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内因。

明代之所以没有“外戚干政”,虽有皇帝年长,精明能干,一国之母贤惠淑德等外因的存在,但若没有明代所实行的各种抑制外戚势力的制度的存在,外戚干政问题也还是会有出现的可能性的。

首先,明初,洪武皇帝鉴于前代外戚干政的问题,“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朱元璋是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内教”制度。对内,朱元璋采用了“立纲陈纪”,即用定祖制的方法来杜绝妃嫔滋生出乱政的想法。他先是在宫门之上悬挂镌刻着后宫妃子不得干政,违者严惩的铁牌,以此来时时刻刻的提醒后世妃嫔不得干政。而后,朱元璋又定下“不封后家”的祖制,即不得给予妃嫔的母族以要职,以此来遏制住外戚干预朝政的能力。



此外,为从源头上切断外戚干政的可能,朱元璋先是严格限制住后宫妃嫔的职权,及其活动范围。洪武三年,朱元璋就定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的祖制,即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她的权力只能在后宫,出了后宫,无论是何事,哪怕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皇后也无权管辖。其次,妃嫔一旦入宫为妃就不能私自与外界联系,即使是父母也不行,哪怕是书信,妃嫔亦不能私自往外传递,一旦发现就是以死论处。

而后,为防止朝中重臣成为外戚,从而利用其身份,再借助着其本身的职权去把控朝政,自永乐之后,明廷在选择妃嫔之时,就不再选择朝中重臣之女为妃,而是“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多数妃嫔皆从民间选出,如明武宗夏皇后、明孝宗张皇后、明熹宗张皇后,明思宗周皇后等就皆是出自民间普通家庭。

由此,基于明朝所实行的严格的妃嫔管理制度,外戚是很难借助着妃嫔的力量去达到把控朝政的目的得,而一旦外戚失去后宫的支持,他很难去名正言顺的执掌朝政。此外,明朝的皇后,及其他妃嫔多是从民间选出,而非从朝廷官宦之家选出,因此这些妃嫔的母家即使成为外戚,他们也是毫无根基的外戚,在朝中他们没有任何势力可言。

而后,再加上明朝又奉行“不封后家”的规矩,不会给予这些外戚要职,只会给予他们虚职,因此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格去朝中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所以基于此,外戚根本就无法在明朝成为一股能影响朝政走向的势力,更无法成为把控朝政的存在。



此外,汉唐宋等朝代之所以会出现外戚把控朝政的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坐上高位的外戚缺少制衡,当时因其政治制度多数是采取“皇帝坐朝,宰相理政”的模式,即皇帝总控全局,而宰相则是总揽朝政。在这种政治模式的运行下,除了皇帝以外,就没有任何人能制衡宰相,因此,一旦皇帝出现怠政,甚至是昏庸无能,而外戚又成为宰相的情况下,外戚把控朝政的事情则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

但是,这种模式在明代被彻底的改变,先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由皇帝直辖六部,六部尚书地位相等,相互制衡,不再是一家独大。而后,明廷虽由内阁负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但是内阁并非一家独大,能与之抗衡的还有宦官势力,此时内阁只掌握政务的建议(票拟)和实施,而该如何去实施(批红)却是由太监掌握的,同时是否同意实施则是由皇帝决定的。

因此,明代所实施的政治模式,说白了就是另类的“三权分立”,皇权总控全局,相权、宦权二者之间相互牵制,共同总揽朝政。由此,即使是明代皇帝出现有因宠幸妃嫔而让外戚干政的现象,外戚也是做不到把控朝政的,因为还有宦官的牵制,作为百分之百忠诚于皇帝的宦官势力,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外戚威胁到朱家天下的。



同时,你更别说,明代还有着一套完全忠于皇帝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西厂,在他们的护佑下,外戚更难对皇权造成影响,更别说是架空皇权,执掌朝政。此外,除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务机构,明代还有一套针对全国臣民的监察制度,从都察院到十三道监察御史,从六科给事中到提刑按察使司,他们都有权去针对外戚,在朱元璋所制定的祖制下,一旦外戚有妄图干预朝政,乃至是威胁皇权,这些言官们就会死谏,甚至是直接将他们逮捕。

如此,在这种政治模式,及严苛的监控下,外戚却是很难去干预朝政的。先别说一旦皇帝有想让外戚干预朝政,或者是外戚自己有干预朝政的念头,这些言官们就会向皇帝死谏,直至皇帝同意放弃,或是惩戒外戚。而即使皇帝顶住压力,让外戚进入高层的行列,在宦官的制衡下,他也很难达成把控朝政的目的。

由此,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外戚,及其靠山后宫妃嫔都被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再加上至皇帝,下至多数文武百官都十分提防和介意外戚干政的情况下,明代的外戚自然就失去了干政的机会,此时别说是干政,他们连参预朝政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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