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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原型是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的必要课题，特别是作家路遥有“自传色彩”的《人生》这部中篇小说，研究与挖掘人物原型是我们认识路遥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路遥的“感情与心理的苦难经历，赋予了他主人公的血与肉”。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文学作品和各种传说中的路遥显得朦胧虚幻，可通过刘巧珍原型的研究性发掘，真实的、具体的路遥向我们走来。 路遥不是一般的作家，他是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生活，他的写作是其内心深处情感真诚的表达。在现实生活中，路遥也说不上刘巧珍的生活原型是谁，也可能是他所有故乡的姐妹们。在构思作品时，路遥也没有去刻意寻找刘巧珍这个人物，而是他人生经历中的感情的积累，难以忘却的情感记忆。 美丽纯情、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她勤劳、纯朴、美丽、善良、温柔，她馥如兰麝、洁若水晶、坚似美玉，她蔑视传统观念，勇于追求新生活……这些都促人奋进，使人遐想，给读者以高尚的情趣和美学享受，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为之升华。刘巧珍的艺术形象，动人情肠，具有憾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路遥对他所挚爱的人们的深情厚意。 刘巧珍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路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路遥小时候家境贫寒，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到了十一、二岁的年纪，当路遥为自己的烂裤子感到害羞时，是村里的女孩子用她们刚刚学会的非常笨拙的针线替他缝裤子上的破洞，而路遥也不怕她们笑话，就爬在那撅着屁股让她缝。她也许缝得非常认真，甚至针把你的屁股蛋扎了，扎得很疼，但路遥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春天来了，当少年路遥摘了一颗杏子正想塞进嘴巴，会突然想起那个给自己缝过裤子的女孩子，于是急急忙忙从山上跑下来，尽管汗水把手里捏的杏子都搞得很脏了，甚至都不能吃了，但她欢喜地接受了路遥的馈赠。后来路遥长大了，上了初中、大学，到了城里工作，回家探亲。童年的小伙伴早已出嫁，她们回娘家来手里拉一个孩子，怀里又抱一个孩子，一个个蓬头垢面。但她们的心肠还是那么好，问路遥娶婆姨了没有？有孩子没有？家在本村的，还要请你到她家坐坐，吃顿饭……路遥发誓要让人们了解她们的善良和美好。 这个细节还真实发生过。陕西作家刘凤梅的父亲叫刘俊宽，是本村的大队支书，与路遥大伯和父亲都是结拜兄弟。因两家关系很好，他们从小就以姐弟相称。刘凤梅比路遥大两岁，在延川中学初中读书时高两年级，见路遥上学经常饿肚子，就把干粮匀一部分给他。《困难的日子里》发表后，一次路遥与她回忆过去的生活，还提到她接济自己饭食的事情，可见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刘凤梅1973年在陕西师大念书时，给路遥寄过高考复习资料。1975年毕业分配到延安纪念馆工作，正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的路遥一次去她办公室，刘凤梅看“他穿一双很破的布鞋，脚趾头都露了出来，腿上穿一条铁灰色的涤卡裤子，裤缝扯开有半尺长，我要为他缝，他有些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不是姐弟吗？’他笑笑，说：‘那你缝吧！’”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缅怀路遥兄弟”，说明刘凤梅与路遥的关系已超出一般的姐弟情谊，她身上带着陕北女孩子刘巧珍那种淳朴善良的秉性。 陕西作家刘凤梅 其实，在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爱情就开始向这位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招手。当路遥准备收拾行李返乡回家务农时，一位女同学让他在笔记本上签名后，要与路遥去外面走一走，与他拉两句要紧的话，最后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而正为自己前途着急的路遥根本没有这想法，与这位高挑身材、白净脸皮、举止端庄的女孩子打起了“马虎眼”，路遥告诉她说: “我也是平常人,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儿’,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 那女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 路遥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面九样不会。” 那女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也不要你管。”路遥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这个细节被路遥移植在刘巧珍身上。当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村支书高明楼儿子顶掉又变成农民时，暗恋高加林多年的巧珍姑娘看到希望告白高加林说： “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 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林红是北京知青，出生于印尼，父亲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任职，家住在外交学院，参加工作时未满十八岁。她写得一笔好字，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1969年1月，包括林红在内的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响应领袖的号召，来到延川县插队下乡，散布在全县的各个角落。第二年春天，正值碧玉年华的林红与王卫国作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在延川县百货公司一起抓“路线教育”。一个是多才多艺的青春少女，一个是才华出众的“革命”青年，两人相互共事，彼此爱慕，很快热恋起来。1970年4、5月，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东风厂在延川县招30余名青工，林红父母通过驻厂军代表的关系，为林红要了一个“戴帽”招工指标。远离家乡和亲人，羸弱无依靠的林红，深爱着路遥，路遥也深爱着北京知青林红，在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男友的路遥进行了周旋协调，尽全力作了他所能做到的事情。两人的初恋是单纯、认真和相互信任的。 有文章回忆，林红进工厂，第一个月工资全给路遥了，第二个月寄一条“宝成牌”香烟，以后来信减少，最后半年，甚至一年才来一封。主要还是因为林红父母的强烈反对，再加上路遥的农民身份，举棋不定的林红写信向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同学征求意见，未想那位同学竟代她写了一封绝交信给路遥。1972年4月，王卫国因当延川县“红卫兵”头头时所犯的问题被通知接受审查，接着，他收到了这封代写的绝交信，他们的定亲纪念物——那一床棉被也退了回来。从邮局寄来的绝交信和棉被，像两把无情的烈火，彻底燃烧掉了他心中所有希望。品尝到初恋甜蜜之后的苦涩，感受到顺畅命运受挫的煎熬。心理上的刺痛、苦难和折磨，让路遥终身难忘，难以释怀。这段时光成为他最难熬的岁月。自此一对恋人分手，劳燕双飞，天各一方……隔了几年，林红到铜川矿务局医院治疗牙痛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在医院实习的年轻军医，后来成为夫妻。上世纪70年代末，林红从东风厂调离东回到北京，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 林达与朋友 林红的离开对路遥有重要影响，他的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人生》中：
这句话，当年的林红跟路遥也曾不只一次说过。生活与作品的不同是，林红从铜川工厂寄给路遥的“宝城牌”香烟，被换成了“云香”牌香烟。《人生》尽管充满艺术虚构和想象，路遥还是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生活的真实细节搬到了小说里。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在好友曹谷溪的帮助下，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林达曾是清华大学附中初中的学生，她与路遥的初恋林红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关系也十分要好。林达家庭条件非常优越，父母在全国侨办工作，父亲是归国华侨，曾任廖承志的秘书，母亲是大家闺秀。1971年7月，已任关庄公社妇女专干的林达被抽调到县委通讯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林达敬佩路遥，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所有行装都是林达置办的。她每月三十八元钱工资，除自己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路遥的身上。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1978年1月，路遥和林达经历了马拉松式的恋爱长跑之后，终于组建了家庭——北京来的公主嫁给了陕北高原的穷后生。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 路遥和林达 路远(路茗茗) 在小说《人生》中，巧珍乘三星拖拉机来县委找高加林，临别时从怀里贴身地方掏出半年积攒的92块钱，让他买点好东西补贴身体……高加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这些细节，让人感觉路遥不是在创作，而是表达在困难日子里经济上慷慨解囊的女友林达的深厚情意。其实，我们真的应感谢林红与林达，她们都曾经把最纯洁的爱情无私地献给了路遥。特别是林达，她完全有机会上大学，但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为的是能全力支持路遥上大学。正如路遥好友作家海波所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 许多研究者认为，刘巧珍形象之所以感人，源自作者对她命运的同情与喜爱。其实，路遥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巧珍的人生的绝望，不可能如此深邃地揭示这么丰满的人物形象。从刘巧珍的身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作者路遥的身影。 凡是读过《人生》这部小说的读者，刘巧珍软弱自卑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高加林把巧珍约到大马河桥栏杆边，语言闪烁地谎称将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言外之意是与巧珍分手。如遇到性情刚烈的乡村女子，肯定会对这个负心郎破口大骂。可文盲和农民身份的自卑让巧珍只能软弱地退宿：
我们不难明白，在高加林这个“城里人”面前，巧珍这个“乡下人”是自惭形秽。巧珍虽然有自卑一面，但她敢在村里人面前刷牙。被高加林抛弃委屈嫁给马拴，坚决阻止了姐姐巧英报复羞辱被遣回乡的高加林等等，又显示出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刘巧珍是自卑与自尊的矛盾统一体。 路遥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难屈辱的阴影注定要产生一种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自卑。从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遥，风光的路遥。其实，坐在平房小院里，不停地抽着烟仰望天空，若有所思，忧郁、寂寞、孤独的路遥才是真实的路遥。他想通过艰难的写作，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路遥挚友和启蒙老师的曹谷溪认为：“严格地解剖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卑心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 据他的好友海波回忆说：
在笔者看来，这表面上显示其自信心的强大，实际上掩盖其自卑情绪。虽然在文学事业上路遥光彩耀眼，但被北京知青林红感情上抛弃，是他内心世界中永远的创痛。 在与妻子林达家庭生活中，路遥也是无比软弱和一塌糊涂。路遥感觉自己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能和北京知青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快慰，然而现实不如人意，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因生活杂事发生争执，在林达标准的一口普通话面前，路遥人满口土话，自惭形秽，很快就败下阵来。最后，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这一年， 林达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迁到了北京，并把女儿的姓名由路远改成路茗茗，林达调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与一位北京的教授结婚，女儿路远（路茗茗）在北京上学读书。冷梦回忆说：“当他夫人同他闹离婚的时候，有人劝他离了算了，路遥这时反问了一句：像我这样的人，谁会跟我？……这是路遥内心深处从来不与人言的深层的自卑——而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名冠中华的路遥！”就家庭观而言，他感情上以美丽纯情、勤劳善良的陕北女子为模板，理智却倾向能在经济和精神生活上帮助他的北京知青。这种感情与理智的不均衡状态，让路遥饱尝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痛苦，使他深深陷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难屈辱的心灵深处也埋下绝望与无奈，影响着他的创作，他作品中的婚恋无不具有悲剧色彩。 左一为林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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