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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书学赵孟頫，儒雅风流，妍媚遒丽。而唐伯虎50岁时所书的这篇《双鉴行窝记》这表现出古拙生趣的艺术审美。这个阶段的书家已是人书俱老，不再刻意的表现技法上的纯熟，而是一任自然，不择纸笔，挥毫而自成高格。 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对学书的工拙之变有言：“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五十岁的唐伯虎可谓已经到了工之极的境界。但这篇作品放在唐伯虎所有的书法作品中间，却显得比较“生”，也有可能是笔秃的缘故，难以表现出他一贯的秀丽，笔尖所挥洒出的游丝映带之美。却也别开生面，表现出古拙苍劲的美感。 《双鉴行窝记》是一幅画作的题字，词中写道：“筑室数楹，苫茅以蔽风雨，填垣以莳果药，布衣韦带，读书其中。夹室凿池二区，储水平，歌沧浪之濯缨，玩泌水之乐饥，不知老之将至。由是，若将终身，遂扁其室之楣曰‘双鉴行窝’”。一幅隐士所居的境地,跃然纸上，折射出他心底希望远离喧嚣尘世愿景。唐寅弘治十一年参加应天府试,高中解元,次年参加会试,因科场冤案被取消功名,志向无法实现,被迫转向隐逸。唐伯虎在其《菊隐记》中写道：“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唐寅认为君子立身,不能显达则隐逸，时年五十岁的唐伯虎已走向了人生了余晖中，而隐逸的情绪更为浓厚，由《双鉴行窝记》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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