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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个文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充其量只能是一篇学术论文而已，但2500年前的一位智者，仅凭他留下的五千多个闪闪发光的文字，却成就了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成就了一个旷世传奇，这个人就是老子。 这篇文字被后人庄重的称为著作的就是《道德经》，这也是他留给世人的唯一一部著作。 老子有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披褐怀玉。 老子说他的经文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很容易实施，可惜的是天下人却不能明白，也不能实行；言论是有主旨的，行事是要有根据的，正是由于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人们也不了解他。了解他的人越少，取法他的就很难得了，因而有道的圣人就像是穿着粗衣却内怀美玉。 可见老子对自己是很自信的，然而在当是时，君主们思考的是如何称霸天下，老子的思想就像和氏璧一样，由于外表过于朴拙无人可识。 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比金子还珍贵的文字，最终还是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那么，老子有着怎样扑朔迷离的身世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位智者的记述文字并不多。《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用了区区四百个字，概要的记载了老子的身世。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尽管后世一直争议不断，但是一般认为这个太史公很肯定的记载，老子的出生地楚苦县厉乡，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鹿邑县。而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我们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和国家档案局局长这两个职位之和。 这个工作显然有助于老子博览群书和重要的国家档案，同时，也让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毕竟能进入国家守藏室的人一定是达官显要，甚至是天子本人。 不过，晚于老子四百年的司马迁，对老子的姓氏却不敢准确的断定，又同时给出了其他的说法。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聃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这三者哪一个更准确呢？世人多遵从司马迁的第一个说法，即李耳。 其实，老子还有一个别号叫做柱下。 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于是，柱下就成为了老子或老子《道德经》的代称。 《后汉书》中记载，“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李贤著曰：柱下，老子也。” 仔细想想，司马迁也着实为难，老子已经是故去几百年的古人了，这是一位真正高明的隐士。而且他恪守规矩，不显山露水，只做好自己的守藏室史，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也不像孔子那样广收门徒，对他的事迹记述本也不多。太史公因此感叹道：老子，隐君子也。 其实，不仅是司马迁，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眼里，老子也是高深莫测的。 《史记》中生动地记载了孔子见到老子时的情形。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则其时篷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太色与淫志，时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綸，飞者可以为增；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叹周礼广博赋有文采，提倡尊崇周礼，因此才不惧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地从鲁国来到周都拜见老子，希望从守藏室史那里学习到周礼的精髓，孔丘之好学精神，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守藏室史似乎并不以为然，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他劝诫孔子不要勉强从事，更不要过于自信，以为自己能成为救世主。 也许多年以后，孔子四处碰壁，感觉自己惶惶乎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体会到老子这番话的深意。 不过，我们还是要佩服孔子试图变革世道的勇气，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对自己的学问和能力是非常自信的。无论是抽象的学问，他比喻为天上自由翱翔的鸟，还是深邃的知识，就是在深渊里游曳的鱼，还是人世间林林总总的复杂事物，也就是旷野里奔跑的野兽，他都能够有办法应付自如。 然而，对于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却不知从何下手。只有龙，才可以在天、地、人、之间纵横捭阖，自由出入。 老子学问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有通达天地人的洞察力，这是孔子认为自己所不及之的。 对于孔子是否真的见过老子，仍然存在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孔子真的如此敬佩老子，那么，《论语》中当会有几处孔子引用老子思想的蛛丝马迹。 翻开《论语·述而》，有一段孔子的自言自语：述而不作，信由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何晏论语集解》解释说：老彭殷贤大夫，即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 而清代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述了郑玄的注解：老，老聃；彭，彭祖。即孔子说的应该是两个人，一个是老聃，另一个才是彭祖。 《论语·宪问》中也有这样的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以德报怨”最早就是出自《老子·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论语·卫灵公》也有这样的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里面的“无为而治者”，很可能是孔子引述老子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孔子见过老子问礼之事，当确信无疑。 古代的臣民之所以对至高无上的君主敬仰膜拜，是因为宫廷政治的神秘化，使得凡人无法洞察其中一二。而对于守藏室史老子而言，周天子及其治下之国，应该没有什么神秘感了。他对孔丘的告诫已经流露出，对周室必将衰落的无奈，于是乃遂去，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史记》中只说他老人家至关，并没有明说这关具体是指哪一关，今说函谷关或大散关，甚至玉门关，其证很是可疑。 《史记》中关令尹喜曰一句，后人也颇多揣测，一说关令姓尹名喜，一说应理解为关令尹很喜悦地说，后世学者则干脆简解为关尹子。 至于后人传为美谈地“紫气东来”之说，并不见于《史记》，而是汉代刘向先生所著《列仙传》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神话而已。 对于《道德经》一书的撰写过程，尽管《史记》中准确无误地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然而，很可疑的是这样一部文采飞扬、言简意赅的著作，何以会在西行途中，仅凭一掌关小吏之请而急救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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