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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记行   伯修之游记文,短小精粹,清丽自然,富于情韵,此篇亦复如是。起笔扣住“行”字点明地点和距离、山水特色和自己的感受,既确定了 “记”的范围和重点,又展现了秀美而辽阔的景色。写水以 “明镜”形容,写山以 “青螺” 比况,山水相映,澄波倒影,只平平淡淡两句,意象情韵之美,即耐人流连把玩。以上是总写。接着便由总写转到特写,着笔于“最奇者”——墨山。此山虽“仅三十里”,然“舟行二日,凡二百余里,犹盘旋山下”,此一奇也; “旭光落照,皆共一处”,此二奇也。有此二奇,固当得起那一个“最”字,可同“朝宿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奇景比美了。写山之奇,主要在衬托“江水萦回”之趣,笔触在山,而意趣在水。此为第一段,记“石首至岳阳”之“行”。 第二段记“过岳阳”之“行”。因风浪所阻,欲游洞庭未得,遂有小修《诅柳秀才文》之作。以为风浪为柳秀才所为,此文人之奇想,一趣也; 而薄暮风浪更大,遂以为柳秀才受诅报复,再发奇想,二趣也;作者戏言两秀才调笑,将人神勾联,妙趣横生,三趣也。风浪四起,本为险景,而有此之趣,又何险之有? 所以,本来是“撼波若雪”,使“舟几覆”的洪波巨浪,却用“揉为白沫”一句轻妙写过,并且在“大笑”中将风浪置于脑后,而安然自适了。不但无丝毫阻游的遗憾,反倒得到了险中作乐的情趣。 如果说第一段重在“江水萦回”的奇中之趣,那么第二段则重在风浪四起的险中之趣。前者趣在自然本身; 而后者趣在人情心绪。总之,无论是山,是水,是奇,是险,都充满生动的情趣。这,或许也可看作是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一个侧面吧。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四日（12月9日），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0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 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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