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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娟 徐磊:新冠病毒阴影下的瑞典“特色”防治和严峻现实

 松柔顺随 2020-04-2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亚娟 徐磊】

自去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疾病,目前在全世界已经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60万,在中国的疫情进入尾声时,欧洲和美国成为了新冠肆虐的中心。在各国纷纷加强抗疫的大环境下,瑞典特色的全靠自觉的放任策略独树一帜。虽然英国开始试图推行群体免疫,但是在巨大压力下已经迅速转变,而且英国首相鲍里斯因新冠病毒病进入重症监护也成为了英国应对疫情措施不力印证的完美注脚。而瑞典怕是目前唯一仍然在坚持群体免疫政策的国家,即使有超过2000多名科学家的联名信,比英国此前500多科学家还多,却在瑞典起不到任何影响,激不起半点水花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笔者大致总结了一下瑞典特色的放任策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跟中国社会众志成城全力以赴的抗疫相比,瑞典考虑经济利益明显更多。从疫情初期到现在确诊人数死亡人数节节攀升,媒体报道更多是关注疫情如何损害经济增长,股市下跌和各种企业裁员下岗的消息,而非保护民众健康权。

瑞典甚至还借某些遵循国家政策的教授之口报道失业会导致社会预期寿命降低。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由此导致的失业增加速率按照依靠瑞典国家财政支持(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的《瑞典日报》的说法已经比2008年经济危机时还要更快。

当然瑞典政府为保经济也投入大笔资金,承担企业职工下岗的部分开支以减少裁员,为世卫组织抗疫基金投钱等。经济当然重要,但是在疫情肆虐,人的生存权都受到侵害时,人权当然更重要,只考虑最短期的经济恐怕不是最明智之举。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疫情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两个月的隔离后经济又可以慢慢复苏,而且危机既有危也有机会。瑞典一直还在声称自己的经济不错,国家债务是历史低值,财富不应该只是保证企业生存而不管民众的健康。没有人,恐怕经济也没法维持。

以瑞典目前的应对策略,硬生生把一个短期歼灭战打成持久战,恐怕对经济会造成更深的伤害。瑞典政府或许有做病毒扩散规模和死亡趋势的模拟,但拉长抗疫战线对于经济可能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是否有做相应的模拟却未见诸报端,也未见有专业人士就此做任何评论。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他们有做相应的工作,并且假定模拟数据支持瑞典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那么政府一定会请专业人士出面解释安抚民众瑞典的抗疫政策是经过科学评估做出的决策,能够更好的平衡抗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么从实际情况上来看,既然瑞典政府没有放出来这样的声音,恐怕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根本没有做相应的工作,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进一步加强抗疫应对措施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二 拖延式消极抗疫

尽管中国尽力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但是瑞典并没有好好利用。最开始瑞典的病例主要是滑雪回来感染的输入病例,只需要隔离这些人和接触者,范围小,成本低。但是瑞典硬是不隔离,能拖就拖,而且硬是拖到了社区传播,然后索性更不作为了,轻症也不测了,密切接触者也不追踪了,只测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就这样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数字,截止2020年4月9日新冠病毒病确诊人数是3831,死亡人数486人,累计死亡率12.69%,而两周前3月25日的数字则是确诊1216人,死亡人数43,当时死亡率累计是3.54%。国内的民众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的医疗系统已经被击穿,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斯德哥尔摩为新冠病毒病准备的床位还有不少空位,比如据4月6日报道斯德哥尔摩已经在 Älvsjö 区建立的野战医院还在等待第一批病人。

合理的解释是,实际感染人数比确诊人数要高得多。昨天瑞典公布了一项针对斯德哥尔摩居民的新冠病毒感染测试的随机调查,显示已经有2.5%的居民感染了新冠病毒。斯德哥尔摩有大约两百万人的常住人口,这意味着实际已经有大约5万人感染了病毒。这样一算,截止目前的死亡率差不多1%(当然这绝不会是最终的数字,看看过去的统计就知道死亡人数的增长速率已经快于感染人数增长率)。

而瑞典全国的数据,根据c19.se网站,瑞典截止2020年4月9日(4月10日的数字截止发稿时还没有更新,停留在4月9日),新冠病毒已经至少导致瑞典812人死亡及9250个确诊病例,累计死亡率已经上升到8.78%。尽管导致这样高死亡率的主因是因为检测不力,但是对比疫情已经进入尾声,但拥有超一亿人口的中国山东省和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西省(两位作者来源的省籍),死亡人数/感染确诊人数分别为7/783和1/937(数据来源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from=groupmes#/?nojump=1)。瑞典国内的媒体还喜欢拿意大利、西班牙数据来自我安慰,恐怕还将面临更糟糕的情况。

三 选择性、误导性的科普宣传

有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也可以说,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但科学家讲政治。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瑞典公共卫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以下简称安某人)为瑞典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而该流行病学家常常语出惊人,全然不顾已有的中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和事实经验。例如疫情初期其断言儿童不易感,不传播新冠,不用关学校,很快我们就知道瑞典确诊的病人从0岁到99岁都有。

安某人还断言潜伏期不传播,没症状都可以上班上学,不用隔离,后来安某人也改口承认潜伏期后期也传播了,但是仍然不支持隔离封城,因为他觉得已经太晚了作用不大了。安某人还说跟新冠病人同处一室不需要防护,保持社交距离足够,事实是很多新冠患者是家庭聚集发病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安某人硬是按自己的解读随意歪曲。作为瑞典最权威的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流行病学家,笔者不认为安某人只是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1. 要求民众减少聚集靠自觉。瑞典人独特的瑞典模式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靠自觉。瑞典流行病学家安某人说强迫隔离效果不好,自愿隔离才会真的隔离,所以政府不能要求隔离,要让民众自发选择。瑞典首相全国讲话也多次提到了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自觉就可以战胜病毒云云。

按照瑞典的规定,每个人如果有发烧咳嗽或其他感冒症状或呼吸道症状,就应该自我在家休养隔离,直到症状消失两天后方可重新上班,这样包括新冠轻症患者在内的所有呼吸道感染患者就会在家,不会出门到处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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