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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的文化嬗变

2020-04-26  山爷wzs07...

中国散文的文化嬗变

《散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序

文/梁艳萍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约3500字)

作者授权吉言贤食公众号发布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大国。从历史上看,文体二分,就是分为诗与文。先秦时代的《诗》《书》《易》《礼》《春秋》,后四者都是文,也是广义上的散文。中国散文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文体,与诗歌、小说、戏剧比肩并立,虽然不能说散文高于其他的文体,但是至少是不低于其他文体,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诗文的承传,经历了历史的变迁,重诗或重文,或者此消彼长,或者比肩而行,从始源到当下,文脉不绝,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散文的文化传统。从《礼记》、《春秋》到两汉、三国、南北朝散文,到唐宋八大家及其唐宋散文,到元明清散文,都被视为古代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山水散文、策论杂文、碑铭行状、骈文辞赋等等,都是散文的不同外在形体与形式。散文体式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 ,散文精神也发生多次转向,但其中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在其中。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核在其中,这个重要精神内核或者说特征就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传承。无论是司马迁、班固、曹丕、陶渊明、吴均,还是韩愈、柳宗悦、苏轼、欧阳修,直到归有光、张岱、袁宏道……基本没有脱离伦理文化的个案或者先例。

  我以为,古代散文的伦理文化,主要显现为“家国同构”、“伦礼教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散文的写作中,也往往会凸显或者隐含着这种理念与思想。仁为核心,礼为纲序,乐为教化,已期达到至善之境。《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郭店竹简《五行》云:“德,天道也。”这种道德伦理,《周易》中也有记述。《周易·序卦传》的表述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古人文人学者、凡夫俗子的生活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秩序来进行的。上下有序,“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就是因为保留这样的文化内核,所以古代散文一代代的发展、演变,作者、形式、语言都偶有变化,可是,内核并未见扩容或者骤变。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是国外研究中国美学的重要学者,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美学的第一人。今道友信在论及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指出:“中国人在论及自己与世界的根源时,都循着'道’也就是天地大自然的造化的理法,或者说是贯穿世界的宇宙秩序”[①]。正是这样的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式,让历代的文人——散文家,走出了循道而行,为道而文作文之路。即使有“文章合为时而著”,即使有“放诞不羁”,“独抒性灵”,也并没有完全脱出伦理文化的窠臼桎梏,也被顾炎武批评为“败坏天下”。

  中国散文超越古代的家国同构,纲常伦理,应该是在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逐渐通过西方本身和日本两个渠道进入中国之后开始出现的。基督教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进入中国,用引车卖浆之人的语言翻译了《新旧约全书》,带来了福音文化;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人出使西洋、日本,第一次张开眼睛看西方及天朝老大帝国之外的世界,出现了新的散文形式。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龚自珍的《明良论》、《平均篇》,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王韬的《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郭嵩焘的《使西纪行》,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等等。这些散文犹如打开的一扇窗户,让其读者看到了域外的世界实相,看到了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发达早已经超越了个人所认知的世界。这种纪事写实,直抒胸臆,沉潜思考,一如王韬所指出的:“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②]

  当然,这一时期并行的还有龚自珍的散文《明良论》凸显政治改革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独特的洞见;《说京师翠微山》也是其人格精神的显现;至于读者所熟悉的《病梅馆记》则既是其文学文化观念的阐述,亦是其拯救天下的热望与政治文化理念的表达。其后桐城散文的中兴,即以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写作。梅曾亮虽说“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柏枧山房文集》卷二《答朱丹木书》),但是,囿于思想理念的传统与保守,散文依然是缺乏社会的内容。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梅曾亮的《记日本国事》《吴淞口验功记》,方东树的《书惜抱现在墓志后》《汉学商兑》,曾国藩的《日记》等等。这一时段的散文,语言文辞虽有扩展,文化的传承依然延续了唐宋明代散文的传统,实践中则是维护“文家正轨”的道统。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以“垂暮气象”形容清代的时代文化特征,指出:“清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步入苍老之境,旧的事物正在走向没落,其衰亡征象日益鲜明。新生的趋向近代的文化因子,渐益滋长,渐益广泛,并日益活跃地为自己的未来开拓道路。[③]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散文的桐城派传统也失去了活力,走向终结。“公车上书”,政治改良,散文“新文体”也开始出现。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将古语变为俗语,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认为,要以“流利畅达之笔”来写文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散文,就是这时的散文的象征。“变亦变,不变亦变”,文笔激变,文体殊异,开一代风气之先。散文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深远。

  进入二十世纪,王朝的大厦崩塌,文学革命也风靡一时。散文的白话文运动,由初始的稚拙,走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成熟,散文名家很多,作品也很多。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沈从文、废名、何其芳、张爱玲……散文真正开始为人的写作,为人的抒情。厨川白村的理论影响了现代散文的发展,eseeay的理念为现代散文所接纳。“在eseeay,比什么都要紧的事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④]。刘半农的《我的文学改良观》、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周作人的《美文》、鲁迅的《怎么写》都是对散文写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任性人谈,无所顾忌”,“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文化特征。

  由于战争与时代的发展,散文的写作和界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和对峙,直至走向政治同化的道路。出现了重视散文的价值取向,散文要“写光明”,要永远要向人们启示光明,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的规训。散文的写作最终个性从属于集体,“人类之爱”为阶级的爱憎所取代。当代前半叶的散文文化生态显得单薄而苍白。“形散而神不散”犹如一个范式,一个桎梏,框定了散文的写作。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就成为其作品表征。虽然短时间有所松动,有一些作品出现,但大体不脱出这个藩篱。

  新时期以来,散文彻底挣脱了枷锁,释放了自己的本性,繁荣发展,作品多元。从其文化的表达来看,作家的自我意识回复,独语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世俗意识多重表达[⑤],作为一次散文革命,参与创作实践的作家众多,老中青新几代人都写出了自己优秀的作品。如巴金、张中行、王世襄、汪曾祺、宗璞、张承志、周涛、史铁生、李劼、韩少功、李存葆、方方、野夫、大仙、钟鸣、苇岸、刘亮程、张锐锋、冯秋子、魏天真、习习、李修文、小引……名字还可以常常的列下去,是他们如群星一般,铸就了散文的辉煌与文化的传扬。

  这本《散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我们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从接受任务的一刻开始,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表达历史长河中的散文文化,如何写作才能凸显散文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内涵,经过几番商讨,数次推敲,反复交流,决定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散文文化的理解与阐释。期间,我本人也在完成国家项目以及同仁合作的研究工作,由一省的文学到一国的文学,由一个地域的散文到一个国度的散文,由一个作家的批评到一段文学史的重现,拣选、比较、分析、斟酌,确实颇费思量。

  感谢陈剑晖教授的邀约与肯定,感谢古海阳编辑的辛劳和耐心,没有你们的关注和关心,就没有这部书的呈现。




  [①] 今道友信:『講座美学』一《美学の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pp215.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2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3页。

  [④]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⑤] 梁艳萍:《世纪末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山花》,2001年第3期,见《漫游寻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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