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960年，后周的御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定都开封。当然，仅仅建立王朝并不足够，北宋之后又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遗憾的是，北宋王朝虽然南征北战十多年相继使各方割据势力纳土归附，但北方及西北地区局面混乱，穷其国力仍无法控制；辽与西夏的阻遏，使得其与河西走廊处于完全隔绝中。整个宋代统治的300多年间，与西域的陆路交往严重受阻。综上所述，南北两宋时期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主要依赖海上交通，尤其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海上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 提到宋代的海上交通，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对航海事业起到重要作用的指南针。   指南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起源甚早，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原型是“司南”。司南是一种勺型的指南器具，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鬼谷子》中记载，郑国人去山中寻找玉石的时候，为了避免迷失方向必须要带上司南。但是稍有活动或者不平，司南指示方向的“勺子”就会滑脱，所以它并不能在活动的运载工具上应用。  北宋时期曾公亮撰写《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能在车、船上应用的指南鱼，如果遇到大雾天气或者夜间赶路无法辨别方向时，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使用指南车或者指南鱼。 北宋科学家沈括撰写《梦溪笔谈》，书中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对指南针的详细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装置磁针的4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20世纪40年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以图解的方式形象而准确的诠释了4种装置方法，四种方法中缕悬法被沈括最为称赞，但后世广为应用的则是水浮法。
指南针水浮法的出现，为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奠定了基础。12世纪初，中国最早使用了指南针导航。 《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这段话是北宋时期舟师利用天文导航并配合“海底取泥”的地文导航技术进行海上活动的记录。 《萍洲可谈》作者是朱彧，他的父亲朱服曾历任润州、莱州知府，徽宗即位后任庐州、广州知府。朱彧在书中记载的海船规模等，应该是根据其父亲任广州知府时的所见所闻写成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根据朱服的履历来看，中国海船应用指南针应该是1103年以前的事情。 自北宋起，应用指南浮针导航的事例不断出现。宣和四年，徐兢随从路允迪出使高丽，宣和六年，徐兢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共四十卷。书中写道：“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其他的记载还有“海南……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则记载：“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相当于驾驶员或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如果说船舶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出海远航的技术难题，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则减少了航行中的危险，鼓动人们征服海洋的野望。 南北两宋时期与外部世界的通过海上交通进行的交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贸易上的往来，另一类则是充满政治意味的使团互相派遣。
首先，我们来看两宋时期与各国的经济往来。 北宋时期，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相较于前代大大增加，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发展迅速，进步显著。 在宋代，浙江地区的丝织品名著天下，根据陆游的记述，亳州出轻纱，拿在手里若有若无，用来做衣服，淡淡的就像蒙上一层烟雾，可谓精妙绝伦；而瓷器的制造，无论是产量上或制作技术方面，与前代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北宋有五大名窑：定、汝、钧、哥、官窑，各具特色，五大名窑之外还有景德镇，以制青白瓷著名，建瓷窑几万座。江西吉安地区有吉州窑，同样名扬四海。
宋代的丝、瓷贸易，主要依靠的就是海上航运。在唐以前，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以丝绸为大宗，等到了宋代，陶瓷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出海的大型船舶中堆满了陶瓷，“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中国盛产的精美陶瓷，由广州或泉州出发，经由南海而行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东非沿岸各港埠。 为了方便对商贸事务和往来船舶的管理，宋政府在主要的通商海港设立有市舶司、市舶务或市舶场等机构。
广州，971年设市舶司。 这是汉、唐以来南方的主要海港，侨居的外国人很多，宋时称为蕃坊。等到了南宋初年，广州仍然保持着最大航海贸易港的地位。 杭州，989年设市舶司。 它是中国唯一的建过都城的海港，北宋时是国家的南大门，直通汴京的大运河在此处与海相通，因此杭州扮演着国际贸易港和中转港的重要角色，其作用是船舶所载货物的进口征税，使节、贡物由外海转内河并向京城汴梁运送的中转。 南宋时，国都设在杭州，因此杭州港更带着浓厚的友好交往港的意味，以接待来访的各国使臣和舶商为主要作用。
明州（今浙江宁波），999年设市舶司。 在建立市舶司之前曾先后由两浙市舶司、杭州市舶司管辖。 明州虽非都会，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接闽广，东望倭国，北通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盛。北宋末年起，为了避免辽东金人的骚扰，所有与倭国、高丽往来的船舶，都通过明州进出。 泉州，1087年设市舶司。 泉州位于闽东南海滨，扼晋江的入海口，既有江岸，又有海湾，利于靠泊，是交通南洋的门户，海舶往来之盛仅次于广州。南宋时获得大发展，到宋末元初时，泉州的重要性已经凌驾于广州之上。
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1088年设市舶司。 是北宋时北方的重要海口。由于山东半岛北面的登州、莱州太靠近辽国，因此在此处设市舶司。 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1113年设市舶务。 此处市舶务经历了多次调整，最开始由执掌各路茶、盐管理的提举茶盐官担任领导职务，不久改由县老爷兼任，后来可能认为这样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最终又改成设置专门领导职务，由专人任职。南宋绍兴二年，国家曾经将两浙市舶司改到此处，乾道二年又改回。 除了上述设有市舶司、务的港口之外，长江以北的通州、扬州、楚州、海州，长江江南的镇江、平江、越州、台州、福州、漳州、潮州、雷州、琼州等地，也都是两宋时期重要的通商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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