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征文】挑战不可能，语疾女孩成了东盟五国巡回演说家

  （纳兰泽芸受邀清华大学演讲）

纳兰泽芸，祖籍安徽池州，现居上海，任职地产公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33期高研班。参评第六、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等奖项，《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等刊物签约作家。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出版著作十余部。纳兰泽芸从一位患有严重语疾的女孩经过不懈奋斗，成为登上清华、北大、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知名高校演讲的青年演讲者，多次担任全国演讲大赛评委，是《演讲与口才》杂志特聘“全国巡回演讲团”成员。北大元培学院文学客座教授。

挑战不可能，语疾女孩成了东盟五国巡回演说家

文/纳兰泽芸

2017年7月，一场盛大的作家签名售书仪式在上海举行。一位面容清秀、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士刚刚结束新闻发布会演讲，又一边接受记者采访，一边忙着为读者流利签名。这位女士就是我——我泽芸。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等签约作家，已在海内外各媒体发表作品两百多万字，出版有《爱君笔底有烟霞》《蓝风信子的春天》等十余部作品，作品屡次获各种奖项，曾两次参评鲁迅文学奖，2017年又被有文学“黄埔军校”之称的鲁迅文学院录取，2019年荣获《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

  

  （纳兰泽芸新书发布会并签售）

然而，读者说：“我老师，最令我敬佩的不是您的文才，而是您的口才。”听到读者这样的真诚话语，我内心百感交集。

过去这几年，我受邀在国内国际多所重点大学为师生们演讲，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等，国际著名大学如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等。

2017年5月，我作为“中国梦·一带一路东盟行”演讲团成员之一，以生动而厚重的演讲向东盟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梦的风采、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以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但可能很多少不知道，我这样一位看上去在国际演讲台上舌灿莲花、优雅绽放的中国青年演说家，曾是一名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严重语疾患者，甚至我去医院就诊诉说自己的病情时，“焦虑而抑郁”，这连贯的五个字都说不清楚。

那么，我是如何战胜可怕的疾病，如何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精神走上了这条从“语疾”到“口才”的凤凰涅槃之路呢？

贫病交加，自闭女孩子患上严重语疾病

我泽芸是我从2011年开始业余写作时用的笔名。我本姓钱，汉族。1979年11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池州市一个贫寒的乡村家庭中，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村民办教师，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

“我泽芸”是我的笔名。2008年我在经过被多年语疾折磨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非常痛苦。后来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抑郁症，走出痛苦深渊之后，我想与往昔痛苦的旧我生命作一个告别。在2011年提笔开始业余写作之后，就取了“我泽芸“这个笔名。

我之所以笔名用“我”姓，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清代词人我性德（我容若）的作品。我记得第一次读到我容若的词是在初中一位老师的办公室里，读到的那首《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当时就“惊为天人”。后来就一直留心我容若的作品。

泽，当时我觉得这个字很大气，有润泽之意。

芸，古书有记载：“芸草，可令死复生”。当时我的状况是停笔近十年，感觉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我觉得有必要让丢失多年的梦想再次“复生”。因此就用了这个“芸”字。

2011年开始，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我泽芸”这个笔名发表的。

    （纳兰泽芸受邀复旦大学演讲）

在我的印象中，童年与少年几乎都是在贫寒之中度过：家里的土坯草房阴暗潮湿，摇摇欲倒，屋顶是茅草，土墙鼓出老大一个包，用大木头吊住大石头撑住。因为家境贫赛，并且我上面已有两个哥哥，家里口粮不够吃，我一断奶，母亲就用两个箩筐，一头挑了些稻谷，一头挑着我，送到一江之隔的外婆家。

四岁那年，外婆忽然发现我头顶黑黑的头发丛中，有一个指甲肚大的地方没了头发，不过没在意，心想是小孩子换胎发吧。没想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外婆就采用了一些民间偏方，用鲤鱼鳞贴在脱发处，谁知，越贴头发掉得越厉害。

我四岁半的时候，头发已脱落了巴掌大的一块，一筹莫展的外婆，只好把我送回父母身边。但在缺医少药的乡村，面对成天头发一掉就是一把的我，父母也没什么好办法。父母带我看了几位村医，试了数种偏方，可非但没止住我头发脱落的速度，反倒加快了脱发的速度，不到一年，我头上就成了“不毛之地”。

从此，我不愿出门，可是我又不能不出门。那时候家里种的田地要肥料，化肥贵往往没钱买，我就得每天拾好几筐猪粪回来。但是拾猪粪一定是要满村跑的，每到一处，好奇的目光就齐刷刷地射向我。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边跳边跟在我后面嘲笑我：“光光头，卖酱油”“小尼姑，光着头”，尚是不更世事的年龄，已尝到了自尊心被踏踩的痛苦和无奈，我幼小的心灵就像被针刺了一样，疯了似的跑到母亲身边，扑进我怀里嚎啕大哭……

   为了帮我治好病，父母借钱带我踏上了漫漫求医路。可是，吃了四年的中药，满头青丝的模样仍只停留在梦里，现实中的我，依然是头上光秃秃的“丑小鸭”，继续承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诧异与嘲笑的眼光。

被人嘲笑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变得自闭，除了上学和帮妈妈拾猪粪，我很少出门，也不愿说话。时间久了，我的语言表达也渐渐变得迟钝起来。父母也不愿心爱的女儿终日秃着头，仍满怀希望地想办法帮我治脱发。许是父母的诚心感动了上帝，12岁那年，我头上又重新生出了秀发。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上初中后，虽然我头上渐渐浓密的青丝，让我不再被人前人后地唤作“小秃子”了，可我因自闭导致的语疾症却没有好转。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要一超过五个字，我说得结结巴巴，甚至两三个字，中间也有停顿才能说完。

    （纳兰泽芸受邀圣彼得堡大学演讲）

上学的时候，虽然我成绩相当优秀，但我最怕的就是上课被老师提问。仍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新来的李老师点名提问我：“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的‘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使用的是什么修辞方法?”我心里知道，这里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方法，把油蛉蟋蟀当成人，作用是生动形象，并且表现了儿童天真快乐的性情，但我却无法用流畅的语言说出来。我红着脸站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拟……拟……”身后有淘气包哄笑：“是你（拟）？哈哈，李老师，我说，‘是你’。”

我着急地扭过头来辩解：“不……不是……李……李老师……是……是拟……”后面的同学指着自己的鼻子，笑得更厉害了：“啊？怎么又成是我了？”全班一片轰笑。我很想为自己分辨几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难以向老师启齿的病症，被同学嘲笑却无力还击的屈辱，让我无地自容，气愤和委屈的泪水在我眼里打了几个转儿后，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慢慢地，我愈发显得孤僻、沉默。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原本中考成绩高出重点高中许多分的我，决定选择去上安徽省池州师范学校（现改名为安徽省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因为那时师范学校学费低，还有适当补助，而且可以尽快出来挣工资。

在师范学校就读的那几年，每天晚自习的时候会有一堂“讲报课”，就是让同学们模拟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情景来进行授课，一堂“讲报课”30分钟，每位同学轮流着上课。但是这个讲报课只要一轮到我，我只好“逃课”。有一天，我又一个人“逃”到空旷的操场上，远远地看着灯火通明的教学大楼，小小的心房被远方的灯光映衬得像黑乎乎的夜幕，塞满了对未来的惶恐。我坐在操场上的草丛里无声地哭泣起来：“我该怎么办啊？难道要当一辈子‘逃兵’吗？”

有一天去食堂吃饭，我在别人遗忘在饭桌上的一张旧报纸上的中缝里看到一个小广告：语疾纠正器，解决了数万语疾病患者的痛苦……欣喜若狂的我，抓起那张还沾着菜渍饭粒的报纸，把仅仅几十个字的小广告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如同挣扎在逆流中的溺水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是，要买那款语疾矫正器，得花一百多块钱，学校补助和生活费勉强只够吃饭，而家中当时刚盖了新房，欠了不少债，父母还债已经力不从小，我怎好向父母开口要钱呢？

心急中，我突然想起以前看到别人在地下血站卖血赚钱的事……那个周日的下午，我赶到地下血站。临近月末，这个月菜饭票有点青黄不接，中午没怎么吃饱，在平时忍忍就过去了。在血站附近时，我想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否则待会抽血时可能会头晕，旁边就是一个小面摊，我摸了摸随身的小口袋，里面除了几张饭菜票之外，压根儿就没有钱。平时在学校，仅有的一点钱全部买了饭菜票。别的不买可以，饭票却不能不买。

一件廉价的绿色化纤小连衣裙裹着我瘦弱的身体。瘦弱的我望着那个面摊，肚里咕咕叫，摊主正在往锅里下面条，雪白的面条在滚烫的锅里随着气泡在翻滚。但是我没有钱去买一碗面条。

我的眼睛发涩，又望了一眼那只煮着面条的大锅，咽了咽喉咙，扭头向血站里走去。

我看到血站里一群黧黑肌瘦的成年人在等着卖血，那些人有男有女，一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也许是家里没有买化肥的钱了，也许是家里有人生病了没钱看，也许是娃娃们上学要交钱。但起码他们都是大人。因此当这些卖血人忧戚的眼神看到我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姑娘走进来，都以诧异的眼光望着我。

验好血，要抽血了。当我伸出细细的胳膊时，采血的人说：“要抽400CC，你行吗？要不抽200CC吧。”我想，矫正器得要一百多块呢，200CC不够。我就轻轻说：“抽……四……四……四……百吧。”

当尖锐的抽血针刺进我细细的血管时，我的泪水一下子迷蒙住了眼睛，我拼命想忍住，却怎么也忍不住。喉咙里像堵了一大块棉花，想吞吞不下想吐吐不出。我觉得有点委屈有点自伤，有点……反正我小小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记得清清楚楚，离开血站时，我拿到了175元钱，一包“北京牌“方便面。虽然头很晕，但看到这些钱，我又高兴了，我马上跑去邮局汇了出去。出了邮局，我长舒一口气，仿佛希望就在前头。我开心地轻轻哼着黄梅调，把那包方便面揉碎吃了，我感觉那包“北京牌”方便面真是香啊，是我多年以后仍然无比怀念的味道。

也就是在那一次，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血型：A型。

    （纳兰泽芸受邀合工大演讲）

这件卖血的事，许多年过去了，我父母至今不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一是怕他们伤心，二是我已把它当作人生中前行的动力。

我直接去邮局，按那个小广告上的地址，把钱汇了过去。

二十多天后，一个小小的像收音机似的语疾矫正器寄了过来……然而，实践证明那是一个骗人的玩艺儿。就像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我感到心里那团希望的火焰也被吹灭了。

求职重挫，语疾女孩儿患上严重抑郁症

199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尽管我爱岗敬业，但由于语疾的困扰，期期艾艾的讲课常被不懂事的小学生嘲笑，时间长了，连学校也觉得我不适合教师这个职业，难堪的处境，让我丧失了在学校发展下去的信心。毕业半年后，我含着泪水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学校。

一个农村户口女孩好不容易考学“跳农门”了，却又回到了村子里拿起了锄头镰刀，这让村里人都很诧异。我受不了这样眼光，更受不了这样那样好奇的盘问，于是我又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了。孤寂之中，我找出了父亲留在家里少量的藏书，开始读书。读书的过程中，我的视野和心胸慢慢扩大，我觉得我应该走出去，去远方。我选择了上海。

初到上海，我就去书报亭买了份人才市场报，寻找求职信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大城市和小乡镇的差距有多大——在上海，你如果没有本科以上的文凭，几乎什么工作都找不到！看看揣在怀里的“中师”文凭，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既然来了，总得有个保证生活的饭碗吧？找不到好工作，就降低标准找个差不多的也行。可是没想到，转眼十来天过去了，工作还没有一丝着落。

为了生存，我曾在路边小餐馆端盘子、洗碗，被餐馆小老板呼来喝去，支使得像个陀螺转个不停；我曾在人行天桥上追着行人分发小广告，引来路人白眼无数；我曾提着一大包洗发水挨家挨户地敲门去推销，因为语疾，往往是话没说完，对方就“砰”地一下关上了门……

    （纳兰泽芸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初赛）

那天，我听说上海延安中路1000号的展览中心举行大型秋季人才交流会，我就直奔过去试试运气。进了人才交流市场，数千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挤满了求职者。看看身边求职大学生带来的制作精美的一大本简历，简历封面上什么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而我只有一张A4纸的简历……我的心灰灰的，感觉没什么希望了。

我心灰意懒地挤出人群，可仍不甘心地四处搜寻着目标。突然，一个招聘脚本文创人员的宣传映进眼底。这是一家动画公司，对脚本文创人员的要求是具备较强文字创作功底，有童趣并且想象力丰富。读中师时就一直喜欢文学，经常在校报上发些散文随笔，参加工作后又一直与小学生打交道，我感到这像为我量身定制的岗位……更让我开心的是，全部看完应聘要求后，也没发现“本科以上文凭”这几个冷冰冰的字眼……我满怀希望地走了过去。

结果像我期待的那么好。凭着曾在校报上发表过二十多篇散文的优势，再加上现场写作的笔试，那天，我竟然糊里糊涂了打败了好几位一同应聘这家单位的名牌大学高材生。

终于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心中说不出有多高兴了。因为身边多是各类名校的毕业生，为了多一份立足的自信，业余时间，我报名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参加过自学考试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艰辛的学习历程，但我不怕，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学习上的苦，根本吓不倒我。唯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对话和交流上的障碍。

那一段时间，我也慕名参加过社会上办的一些口语矫正班，但每次都是怀着巨大的希望而去，最后都是失望而回。好在，我的工作主要以文字处理为主，语言交流方面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即便如此，也要经常开选题会，就需要发言，这让我觉得很辛苦，每次我的心里条分缕析，井井有条，可是就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后来主管干脆让我直接提交书面选题就行了。当大家都在会议室热烈讨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我觉得格外屈辱。我望着18楼下面的车水马龙，觉得活着真的很痛苦，我第一次想到了“解脱”这两个字眼。

  （纳兰泽芸受邀北京大学演讲）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挫破了我自尊的底线，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8年9月份，我们公司与人打一个劳动仲裁官司。官司开庭那天，由律师和人事总监出庭。临开庭前，律师突然发现遗漏一个文件，送去法庭是来不及了，律师立刻打电话让我把这个不到两千字的文件从头至尾快速念一遍给他听。

怎么办？尽快找个人替我读吧？可是偏巧那天，公司有一个外包会正在筹备中，办公室里的人除了我，别人都在外面忙碌，我握紧电话，手心里紧张得全是汗。那边律师着急地催促我快点读，可他催得越急，我喉咙越像被魔鬼扼住一般，一个字都不能说出来……

结果，那场官司我们公司打输了。领导的批评，同事的讥笑，让我备感难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晚上，回到家，我无比沮丧地躲到一个僻静处，双手左右开弓，使劲地扇自己的嘴唇，还把舌头紧紧咬在牙齿之间，使劲地咬，咬出了血。……那时那刻，我心里有一种疯狂的冲动，就是这个不听使唤的舌头，让自己颜面扫地，干脆咬断算了！

最终，钻心的疼痛连同嘴里渗出的殷红的鲜血，让我放弃了这种自残方式。因为精神状况不好，工作上出现的瑕疵越来越多，挨批评、受奚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新受的批评与奚落，又加剧了我的焦虑。我开始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顿接一顿地吃不下饭。慢慢地我患上了焦虑症，后来又变成了抑郁症。

多少个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睡，服两片安定片也无济于事，心跳如鼓，头痛如裂，翻江倒海，多少次我站在阳台上有一跃而下的冲动。那时那刻，我终于理解那些患抑郁症的人为什么能够那么坦然决然地从高空跃下，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摆脱无尽可怕的无法言喻无法承受的精神痛苦，那点死亡的恐惧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想想家里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我又觉得不能那么自私地丢下他们只图自己解脱。

那天，我到上海市宛平南路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检查，检查出心跳每分钟150（次），内分泌、甲状腺等都出了问题，病情不轻，但也还没有到不能挽回的地步。医生说彻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靠药物缓解，另一方面精神调节。回来的路上，我感到昏昏糊糊的，心里满是忧伤：“我才二十来岁啊，人生才刚刚开始，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柳暗花明，快速朗诵治愈语疾成就最美的自己

2008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我泽芸又是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披衣起床后，我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样的痛苦谁能救我？”烦躁中，我突然看到放在书架上的《林肯传》。那本书，我两年前就买了，却一直忙来忙去静不心看。想起儿时家里剪子生锈时，母亲就沾些水，在磨刀石上用力地磨砺，让刀锋重新变得锋利起来。我突然眼前一亮，何不把舌头当作生锈了的剪刀，在《林肯传》这个“磨刀石”上使劲地磨出锋芒。

说干就干，我翻开《林肯传》，逼着自己一定要读满100页，哪怕整夜不眠，也要读完。可是，口与舌，真是不听使唤。一开始，我读不了几个字就卡住了，但我不管，跳过那个字，再接着往下快速读。

每次遇到卡壳的地方，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你不是很恨语疾吗？你不是恨不得把不听使唤的舌头咬下来吗？你有敢把舌头咬下来的勇气，就应该有读下去的倔劲，大不了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累得睡过去了，不也正好解决了失眠的困扰？”

就这样，我跟快速朗读较上劲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一刻不停地发了疯一样地读着。两个小时后，我惊喜地发现，读出来的语句变得较为流畅，阻住的字越来越少，嘴巴也越来越灵活……就这样，那天晚上，在快速读完了100页的《林肯传》后，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被麻绳捆了很久的腿脚，解开后顿感轻松了许多。

初战告捷的喜悦，让我看到了希望，从此，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每天快速读100页书！短短三天，就朗读完了厚厚一本《林肯传》，这可是以前一两个星期的阅读量！而在读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口齿灵活了许多，书中林肯的精神和意志也给我的内心注入强大的力量，鼓舞着我战胜困难，超越自己。

从2008年十月份开始晨读到如今，我已坚持了11年了。这11年是我人生收获最大，成长最快的11年。不仅口齿伶俐很多，与人自如交流，还有很重要的是，几乎读了整整一书橱书。每天五点起来边做早餐边快速朗读，到七点左右去上班，路上地铁读一个小时左右，午休读半小时左右，晚上下班地铁读一小时左右，每天保证100页朗读量。

  

    （纳兰泽芸受聘北大元培学院文学客座教授）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快速朗读这个笨办法竟会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豁然开朗的门，最初的改变是我的语言流利度大幅提升，变得伶牙俐齿，阻碍越来越少。紧接着，我又感觉自己的素质和境界有了大幅提升，心中有很多话想表达出来，于是我决定要写些文章。在大量阅读文学经典的滋养下，我提笔写篇文章，也更加才思敏捷，收放自如。

尽管一年后的我与人交流已基本没什么障碍，但我知道，要想彻底征服语疾的心魔，不仅需要磨砺口与舌，更需要历练出一颗强大的内心。为了进一步锻炼口才，战胜在陌生人面前发言或者演讲时仍会打怵的毛病，我做出一个大胆地决定——到上海地铁一号线上去演讲！勇敢地站在车厢里，面对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去大胆地演说。

2011年5月9日，我泽芸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一天。

那天是星期一，上午九点半的时候，我换上优雅的套装，挽起漂亮的发髻，精心地给自己化了个淡妆，然后振作精神直奔地铁站。站在地铁站台上，我戴上便携式扩音器像以往一样平静地候车，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似的怦怦直跳，犹豫着要不要将计划进行下去。

一辆地铁开来了，我没敢上。又一辆开来了，我还是没敢上。我一边在心里骂着自己胆小，一边用林肯的话鼓励自己——“有些事情一些人之所以不去做，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绝不可能。其实，有许多绝不可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真认为这不可能。当第三辆地铁过来的时候，在地铁门打开的一刹那，我泽芸把眼一闭，猛地跨了上去。

那个时候，已过了上班人流高峰期，地铁上并不特别拥挤，座位都坐满了，我安静地扶着一个栏杆站着，悄悄地打开了的便携扩音器的开关。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一班地铁上一路同行的朋友们，你们好！一个人乘地铁，旅途是有些寂寞和无聊的，在这里，请允许我为朋友们进行一段简短的演说，一来可以让朋友们得到一些启迪或者启发，二来可以填补旅途的寂寞时光……”随着扩声器将我的声音传向车厢或远或近的乘客耳中，一束束惊奇诧异的目光投射过来。

本以为自己会因紧张又出现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现象，没想到到，一段开场白说下来，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口齿清晰而流畅，并没有出现字词阻住的情况。看来，长达一年多高强度的快速朗读，已帮自己的唇齿、舌头及所有发音器官学会了协调工作。这个意外发现，让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首次演说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演说过程中，大部分人都抬头听着我的演说，我也勇敢地用目光与听众们进行交流，还有其他车厢的人闻声也越过两三节车厢走过来听我的演说，当我演说完毕，说完最后的“谢谢大家，祝您一路平安！”车厢里的乘客纷纷为我鼓起掌来，一个年轻人走近我，说：“佩服你！”身边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也向我伸出大拇指：“小姑娘，好样的，你演说得非常好，我听得很感动，很受鼓舞……”那时那刻，最初的犹豫不安，已不见了踪影，相反，我像一位充满激情，等待上台发挥的演说家一样，期待下一轮演说的到来……

一连四天的地铁演说，让我的勇气不断增加着。然而，在演讲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事。那天，我正在地铁里演说，到上海火车站那一站时，来了一个穿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将我请下了地铁。

“小姐，你在地铁上做什么？”

“您好先生，我在做一个小演说。”

“哦，我还以为是有人在地铁上做传销。可是虽然是演说，但地铁是公共场所，你这样还是会打扰到其他乘客，不合适，希望你换个地方……”

好不容易做出的决定，如果就这么被迫撤了，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否有勇气挑战懦弱的心理。沉默片刻，我把自己患有语疾的痛苦经历，以及如何战胜语疾障碍的艰辛，连同现在挑战懦弱心理的决定一一向面前的地铁工作人员说了出来。

显然，我的坎坷的经历和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年轻的乘警，对方思索了一会说：“要不这样吧，你把话筒拿下来，这样目标就不明显了，目标太大的话，被领导知道了，我们也不好交待……”

        （纳兰泽芸作为青年楷模《中华儿女》专访）

此后的十来天里，我有了更多的勇气将地铁上的演讲进行下去。虽然没有话筒，只有同车厢里的人才能听清我的声音，但这并不影响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标和效果。

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二十天，当我完成地铁上最后一次演说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这么多年，我无数次想象假如某一天能彻底摆脱语疾这个恶魔之后的幸福生活！

二十天地铁演说对我来说，永生难忘，进步也是巨大的。有了这碗人生“高浓度辣酒”的垫底，我参加演讲的热情和自信也更浓了。

    （纳兰泽芸十佳青年演讲家）

2015年6月，我泽芸勇敢参加了上海浦东经济频道《我们正青春》的电视演说，2016年5月，我泽芸又勇敢地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选拔赛，与那些主持、播音专业的专业选手同台竞技，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从容自若、挥洒自如地演说。我受邀多次担任全国演讲大赛评委，这些高规格演讲大赛中不乏播音及主持专业的选手，当他们得知评委席上优雅知性美丽的我老师曾经的过往，他们都充满了感动甚至膜拜……

随着我泽芸在演讲领域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我泽芸先后受邀站上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合工大、圣彼得堡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等著名高校的演讲台，2016年我被创刊近四十年的著名杂志《演讲与口才》特聘为“全国巡回演讲团专家成员”。被北大元培商学院聘为文学客座教授。

2017年5月，我又站上了一带一路东盟五国演讲台，在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东盟五国发表演说。在东盟五国巡回演讲中，来自中国的各位演讲家以精湛的演讲，将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蓝图描绘并展现，将中国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播洒至东盟五国人民的心中，巡回演讲受到各国人们的热烈欢迎。

  （纳兰泽芸受邀柬埔寨演讲）  

在那些优秀的中国演讲家当中，就有我泽芸这位年轻而美丽的青年演讲家的身影，我娉婷立于讲台，在千束目光的注视下，不慌不忙、娓娓而谈，从容讲述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梦。谁都不曾想过，我曾是一个不能连续说出五个字的严重语疾患者！这位曾被语疾症纠缠二十多年，痛苦不堪得几欲轻生的青年作家，就这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完成了从“语疾”到“口才”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