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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建国之初，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就非常严重，宋仁宗时期尤其明显，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新政改革的时候。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均在朝中居要职，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整顿吏治，欧阳修等人纷纷应和，宋仁宗采纳了他们大部分意见，实行新政。然而，新政的实施毕竟威胁到守旧派的权益，守旧派随时都在找改革派的漏洞和错误，以阻击新政的施行。 庆历四年，新政进行到关键时期，然而一个“政变”的出现，导致了原本就被守旧势力不停攻击的新政，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而这个政变和仁宗一朝老臣夏竦有着极大的关系。 夏竦和范仲淹、韩琦原本没有什么矛盾，甚至三人曾同时在陕西抵御西夏军队入侵，相处也算融洽，有矛盾的反而是范仲淹和韩琦两人，然而，这一切被宋仁宗的一道诏令打破。宋仁宗决定召知夏竦回京任户部尚书，充枢密使。朝堂上的言官（以欧阳修等人为首，大多数都是支持新政）纷纷进谏，称夏竦为人有失，戍边时在军中养侍婢，差点导致兵变，更何况夏竦为人奸诈，实在不值得委以重任，连老臣吕夷简对他忌惮。
宋仁宗不得已改任他人为枢密使，当时夏竦已经到了京城外，听说到这个消息之后如被雷劈，他历来是一个极其看重官职的，对于夏竦而言，这就是致命打击。夏竦上书进行自辩，这更让欧阳修等言官认为夏竦就是一个急于进取的人，夏竦恨得咬牙切齿，遂拉帮结派，说改革派就是朋党，借改革把持朝廷。 石介（北宋学者，思想家，理学先驱，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的《庆历圣德诗》直接将改革派与夏竦“斗争”推至高潮，赞革新派，贬保守派，诗中将范仲淹等人捧得极高，而夏竦则被认为是大奸之人，夏竦对石介和改革派更加恨之入骨，于是培养女奴，让女奴模仿石介等人的字，希望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反击。 机会很快就到了，石介给富弼写信，希望他们行“伊周之事（伊尹、周公旦两位扶持皇帝）”，结果这封信落在了夏竦手中，夏竦让女奴模仿石介的字，将信中的“伊周”改成“伊霍”，霍光是西汉外戚，长期把持朝政。或许觉得一个字分量不够，夏竦又让女奴模拟石介的笔记，起草废皇帝的诏书，“改伊、周曰伊、霍， 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一顶政变的帽子就给改革派戴上了。 宋仁宗清楚改革派为人中正，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之前夏竦等人将改革派说成“朋党”比较奏效，皇帝已经对新政不看好，而改革派范仲淹等人得知石介等相关事件之后，心中也是非常的恐慌，毕竟伴君如伴虎，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翻脸，于是为求自保，纷纷要求外放地方做官，宋仁宗并没有答应，结果不久西北就有战事，范仲淹再次请求去地方，宋仁宗这才让范仲淹邠州任知州，同时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随着范仲淹的外放，其他改革派也纷纷离开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夏竦告变”一事：夏竦将个人与石介的恩怨加入到对范仲淹等一众人的斗争中，让范仲淹大力推行的庆历新政陷入孤立，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 参考资料：《宋史》、《夏竦与北宋仁宗朝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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