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学生，也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医大学生。1961年夏天实习，经教务长祝谌予推荐，我开始侍诊“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 有件事至今难忘：北京六月天，遇到一个病人，前胸后背贴两块羊皮，中间缠条腰带。说是胃疼，当时诊断是消化性溃疡、胃溃疡。从穿衣着装来看，我很自信，这个病人肯定是寒证。寒证要用热药，我根据温脾汤、附子理中汤开药三服。病人吃了，第二次来看，疼是照样疼，穿的衣服也是照样多。我认为疼是经脉不通、血脉瘀滞，不通就要用通的办法。开了三服活血化瘀药。 正好这个时候，轮到我去施老家学习，我把病情汇报一番，施老加了一味药——醋煅川军炭，即大黄炭，一钱半。病人服药再来，不疼了。一大堆热药里面加了很少的凉药，就产生了不错的疗效，老医生高明就高明在这里。 原来，病人出现了寒热格拒现象，由大黄充当中介药，才引一大堆热药直达病所，最终药到病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学了5年理论，道理都懂，但一实践就发现书上学的不管用了。中医的好多学问书上没写，或者说书上没写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大量总结传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