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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是“兴王之基”，是李氏唐朝的发禅地。 太原起兵的主要功劳应当归于谁呢？ 这个问题被正史的史学家们给歪曲了。例如《旧唐书・高祖本纪》中把李世民说成是“首谋”、“劝举义兵”的人物；《资治通鉴》记载：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 还借李渊之口：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 《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说： “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隋唐五代史》，也引证史书，以为 “世民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高祖未知之。欲以倩告，俱不见听。” 总之，把李渊说成是平庸之辈，而把大功全记在李世民身上。 史载，李渊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便曾与宇文士及在涿郡常常于夜中密论时事。论的是什么时事呢？李渊称帝后笑谓裴寂： “此人(指字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这“公辈皆在其后”六个字足以说明有关起兵之事，宇文士及是第一个与李渊谈到过的人，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当属其外。《旧唐书・窦抗传》记载，作为李渊妻兄的窦抗曾劝说李渊： “玄感抑发踪耳！李氏有名图篆，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 当时李渊任弘化留守，兼管关右13郡军事。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他的副手夏侯端谏曰： “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李渊“深然其言”。 以上所引证明。均比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劝李渊起兵的文字记载要早得多。那么，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的起兵念头是不是李渊影响或暗示才产生的呢？不是，在此以前李渊从来没有对其他人，包括三个儿子谈起这件事，因此大概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其实，问题的关键之点，还并不在于是谁首先提出或策划了起兵之事，而在于是谁居于整个谋划的中心地位，换而言之，谁是起兵的决策者。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统帅，自己能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方案固然难能可贵，但最主要的还是对部属、幕僚们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择优而从。昔日汉高祖刘邦，那些军事大战略，可以说无一不是出自文武大臣之口。其实秦王李世民指挥的几大战役之中，许多奇谋良策也是他的部下提出来的。后人在评价刘邦、李世民时，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将主要的功劳记在别人身上。 不光是太原起兵，就是在李氏父子以后的统一战争中，李渊的主角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在所有战略问题上，不是李世民，也不是其他人，恰恰只是李渊一个人承担了决策的职责。至于说李世民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也不能否定，但他从起兵到统一战争的结束，一直是一个战区、一个方面上的最高统帅，只负责某一具体范围作战行动，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来取代李渊的地位。 有一种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渊和李世民的地位如果调换一下，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的结束可能还要顺利。从李渊和李世民的一生来分析、对照，这种假设有它的合理成分，但假设毕竟是假设,而不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史学家把太原起兵主要功劳要归于李世民呢? 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起义至统一战争结束的七八年间，李渊主要是坐镇长安运筹帷幄，除了进入长安以前的战役以外，李渊再也没有直接指挥过具体战役。李世民则不同，他既在战略上提出了许多上上之策，又亲自指挥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并且打得都很漂亮。 其二，李渊是打天下的皇帝，他一生的建树主要在军事方面。李世民大不一样，武略的造诣很深，文韬的建树也极其辉煌。他即皇帝位后，开始了“贞观之治”的新纪元，前后延续23年之久。这个纪元不光在唐朝，就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数一数二的强盛时期。李渊与的这个儿子相比，逊色得多了。 几乎所有正史记载，都把太原起兵中的李渊说成是一个懦夫。例如，隋恭帝义宁元年突厥入侵，李渊部将击之不利，李渊害怕朝廷责罪。李世民乘机对李渊说： “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 “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说完即取纸笔，就要书写状纸。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舍抛弃，那李渊的懦怯之状可谓极甚。  李渊害不害怕？ 害怕。起兵之事，在封建社会来说，就是犯上作乱，一人杀头事小，夷灭三族事大。李渊有家有小，有亲有戚,一旦事泄或事败，岂不是葬送了百十口人的性命。再说李渊世辈皆居官位，高官厚禄得之不易，特别是那种大贵族的声誉门面更为宝贵，若是起兵不成，祖宗七八代的险面也就丢尽了。 况且在李渊的身旁，隋炀帝还派有两员大将，他们时时刻刻在监视着李渊的行动，一有反常征兆，即可行使先斩后奏的权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渊不得不有所顾虑。 有人会说，李渊起兵不是打着拥隋旗号的吗？何惧犯上作乱的罪名呢？ 反问一句：李渊既然真心实意匡扶隋室，那么为什么要借口杀死忠于隋王朝的两员大将，又号令四方，招兵买马呢？老老实实地据地自守，协助他方隋军镇压起义军和抵御突厥，不是更好的拥隋行动吗？ 其实连李渊自己也清楚，这是种“掩耳盗铃”的做法，骗不了明眼人，也骗不了隋王朝。李渊起兵以后，即遥尊代王杨侑为皇帝，可是东都的代王杨侑根本不吃这一套,立即派兵阻击李渊军，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明。 李渊的这种害怕心理与懦怯是两回事。 所谓懦怯，是不敢作不敢为，看到巨大危险后丝毫不敢有任何一点的冒险行为。李渊后来到底起兵了,他先前的害怕，完全是一种在准备不周密、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焦虑、等待、不安的心理状态。说得更准确一些，也是李渊的韬晦之计。李渊善韬晦之计并非始于太原起兵前夕。公元613年炀帝遣李渊出京师为弘化留守，李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隋炀帝看到李渊相貌奇异，又应了《桃李章》中的预言,心中很是惊恐。 没过多久，便诏令李粼进京，李渊有病未能成行。其甥女壬氏在后宫，隋炀帝问她,你舅舅为什么迟迟不来？王氏答有病不能来。炀帝恶恨地说：“可得死否？”李渊当然立即就知道了隋炀帝所言，十分害怕，从此便纵酒度日，以示自己没有进取的抱负。与此同时又大出财宝贿赂隋炀帝周围亲近的官员和侍从,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说好话。  看来，在隋末主昏臣佞的情况下，李渊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稍有闪失，便会酿成大祸。假如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推翻杨氏王朝，建立新政权呢？这种韬晦的成功，正是李渊大智若愚的一种表现。 李渊既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又是一个成竹在胸的将帅。 太原起兵能如此顺利，并且在以后的一年之内便打进长安，建立唐朝，关键就在于李渊恰到好处地掌握了起兵的火候。 一、起兵早了不行。 隋末群雄剧战，皆在北方， “可见其时政治之重心，实在北方也”。 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上半年以前，大规模的贵族起兵主要是杨玄感,，虽然是“振臂挥从者十万”，但不几天便被镇压。地方官吏、豪强的起兵倒是不少，但力量分散，未成大气候。 此时的农民起义军,实际上更多地是处于“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各不相顾的阶段。隋王朝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东征，耗费巨大，国力衰竭，民心沸腾，不过其统治机制还未彻底丧失，尤其是还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炀帝第一次东征竟然动用军队113万之多。以隋王朝当时的国力，在大业十一年保持七八十万甚至百把万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隋炀帝对北方的反兵没有采取坚决的军事打击呢？ 主要是因为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佞臣,专事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而炀帝也只愿听好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此时各地反兵已成雨后春笋之势，隋炀帝不知道。后来隋炀帝向苏威征询三伐高丽之事，苏威终于下决心要皇上知道有多少“盗贼”了。他让皇上不要遣发正规部队，只需大赦“群盗”，便可得兵数十万，让他们戴罪立功。 御史大夫裴蕴在皇帝面前骂苏威“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这下隋炀帝真恼了，要判苏威死刑，后“未忍即杀”，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隋炀帝不知道反兵真实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起兵的地方贵族、豪强，其地位大多不高，那些民众起兵者就更无地位可言了，因此上报与否关系不大。 若是大贵族李渊起兵,，谁敢不报隋炀帝？太原又是中原重镇，是长安的东大门，一旦李渊发难，隋炀帝必然要集中力量对付，李渊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而步杨玄感后尘的可能性却极大。李渊焉敢冒这个大险！  二、起兵晚了也不行。 其实，在大业十二年七月以前，蠢蠢欲动者何止李渊一人，众多贵族、豪强都在窥测时机。隋炀帝以为天下还算太平，遂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南巡江都(今江苏扬州)。两名大臣，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以“盗贼充斥、日盛”为由，先后拦驾劝隋炀帝返回长安，均被斩首。 此次南巡他带走多少部队，没有记载，按他以前动辄就带五六十万而言，少算一半，恐怕要带二三十万(后来王世充带兵5万北上增援洛阳；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将土逃散甚多，尚有10万军队北上)。这样一来,关中、中原、河北等心脏地区的隋军就大为减少了。 翟让瓦岗军的勃发，河北窦建德义军的壮大，都是在隋炀帝南巡后出现的。到了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军被迫困守三处，联系隔断，自顾不暇。而隋炀帝因反兵太盛，既不愿意也不可能返回长安了。这就是说，隋王朝的统治机制实际上已彻底崩溃，面对几路各有数十万之众的义军已束手无策，隋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在这种时候，李渊如果还不起兵，几路主要的义军将日益强盛，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换句话说，李渊将利用不到这种大好形势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没有强大的力量是无法争权天下的。不止如此,李渊再不起兵，他仍然是腐败的隋王朝的一员大将和一个大贵族。不说距太原远的起义军，只说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各地义军的进攻目标，首先就是隋王朝的各级官吏，李渊难免成为隋王朝的殉道者。  结束语： 王夫子的话很有道理：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拿李渊自己的话来说，是“天其以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由此可以看出，在太原起兵中，李渊既不是懦夫，也不是庸人，而是提挈全局的英明的决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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