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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3000 字 阅 读 需 要 6 min 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首当其冲地打击的是旅游、航空和外食餐饮等行业。 但在日本还有一个严重受创的“行业”，就是被称为“暴力团”的黑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暴力团是日本经济的一个指示器。经济好了，暴力团才能弄到钱，经济不好了，暴力团当然也好不起来。 日本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而出现了普遍性的收入下降，经过一阵扯皮之后，政府说每人发10万日元（约6500人民币）也算个补偿，钱不多，好歹是个意思。 本来这笔钱是为了救济那些因为新冠灾害而收入减少了的人，收入没有减少的人当然就不应该拿。所以现在内阁成员们说不拿，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也都说不拿，各地方政府长官说自己不拿，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甚至要县政府职员也说不拿，但被人批判后又撤回了那个说法。 这些天一位专门关注暴力团问题的记者铃木智彦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人们对“暴力团员应不应该拿”这个问题的关注。  记者铃木智彦 这笔钱是只要4月27日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名字的人就能拿，没有国籍和职业的限定，暴力团员当然也能拿。 但是暴力团的性质是反社会，社会应不应该给他们钱来是一个问题，但在暴力团这边看来，应不应该拿社会的钱也是一个问题。 有暴力团老大说不能拿。暴力团也要面子，因为他们自称是“任侠道”嘛。既然以“侠客”自居，当然就不能接受施舍，更不能接受国家庇护。“要国家照顾？这种话传出去会被人看不起的”。  图源：梨视频 当然也有人有自知之明：“我们这些‘遊び人（相当于上海话中的‘白相人’）’没有资格拿，因为我们一直在给社会添麻烦嘛，不能有了困难就找政府”，说是从团体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分给小弟们。 但不是所有的暴力团都拿得出钱来的，有些老大就说：“就自己的价值观来说不能拿这笔钱，但不强制年轻人拿。原来我们有公司，也交税。现在‘暴力团排除条例’基本上就把我们从合法生意中排除出去了，是官府把我们弄得失了业，所以可以拿”。 但又补了一句：“但是，拿了就要为地区做好事”。 合着还是承认了原来没做好事。 也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做好事。 其实这些话反映了现在日本暴力团面临的困难局面。 曾几何时，日本的暴力团是很拉风的，他们甚至和政界都有来往。日本的历任首相中，明确地和暴力团有来往的起码有四位：岸信介、田中角荣、宇野宗佑和竹下登，说不明白的就更多了。 但现在不是这样。 3月4日出了这么一档事：爱知县蒲郡市有位50多岁的男子在得知了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特意去带三陪的那种饮食店去感染别人。这件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警察都开始了调查，但当事人进了医院，3月18日死亡，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  图源：微博@新浪新闻 后来得知，该男子为暴力团成员，有过三次被捕的前科。2006年涉嫌敲诈1000日元（当时80元人民币），2012年涉嫌交通事故逃匿，2018年企图敲诈3000日元（当时汇率约180元人民币）。 这两件“敲诈”涉及的金额也太小了，这个暴力团员怎么会混得这么惨？仔细想一下就还真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位知道了自己染病之后赶快去那种店的理由了，这叫“最后爽一把”。 实际上自从1992年的《暴力团对策法》实行之后，暴力团的日子就开始难过了，到本世纪初各地开始制定“暴力团排除条例”之后，暴力团的生存空间就更小了。 暴力团这边的对策就是想法子洗白，用义信会会长津村和磨的话说来就是：“现在的暴力团古里古怪，比如现在大家都有了个头衔。到处都有事理事长、本部长、干事长、或者什么什么委员长，不像黑社会倒像政党了。还有副手、还有助理、还有代理，也弄不清楚谁大谁小了”。 除了组织革新，使用新称呼之外，暴力团还加强了法制学习和研究。 山口组在2009年组织过一次组员考试，试题有满满12张纸。因为各地对暴力团越来越严厉，所以要求成员知道一点法律常识，不要去惹不必要的麻烦。据说考试题从倒垃圾开始到偷汽车，方方面面都包括了。 当然考不及格也没有退学那么一说，可能是继续努力学习吧？ 能想到暴力团办文艺刊物不？ 2013年开始，山口组向组员发行一种八版的《山口组新报》，当然头版头条是组长的训示，但除此之外的内容都很中规中矩，除了有关法律研究之外，还有俳句和哪里能钓到什么鱼的信息。报纸当然是给组员们看的，但也没有排除其他一般人。甚至不如说希望一般人也来看，想洗白自己的形象嘛。 日本自然灾害多，地震、洪水、台风什么的，这时经常能看到暴力团救灾。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最早到达灾区的就是他们。1995年阪神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就是山口组的本部所在的神户。当时山口组用快艇甚至直升飞机向灾区运救灾物资，当然后来被警察制止了。警察怕这种行动会离间警民关系，受过暴力团恩惠的人以后就有可能不帮警察忙了。  山口组参与阪神大地震救灾但暴力团的洗白努力不怎么见效，因为现在的各地制定的“暴力团排除条例”更有效，基本上排除了暴力团洗白上岸的可能性。一个团体被认定为“指定暴力团”之后，和他来往的人都会受到社会制裁。不要说官员或政客，就是艺人只要被发现和暴力团有往来，甚至有时只是在照片里同框就几乎肯定会身败名裂。2011年的岛田绅助和去年的宫迫博之都是例子。  这样暴力团除了继续从事走私、贩毒、包娼等传统买卖之外，很难涉及新行业，因为社会交往基本被切断了。 而且暴力团招募新人也越来越困难，山口组组长篠田健市就说明过“山口组里穷人出身的多，朝鲜侨民、韩国侨民多、部落民也多，因为社会对他们不好，歧视他们”。  六代目山口组组长篠田健市 这次的新冠病毒更是给了暴力团一个重大打击。 暴力团是要外出搞事的，宅在家里可干不了。但疫情期间出去就可能被传染，再说一般人也因为疫情而宅在了家里不出门，这样暴力团就没了收入。 东京都和大阪府都再三指出，卡拉OK、夜总会是新冠病毒流行的中心，要求这些地方主动停止营业，也呼吁大家不要去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和暴力团有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地方一关门停业，暴力团的财源也就断了。 还有一点很有趣：暴力团员一旦受到感染比一般人更加危险。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和患者的身体状况很有关系。身体越差，年龄越大，死亡率就越高。而暴力团员们的身体都不好，这是因为他们中间抽烟、饮酒过度甚至使用毒品的比例极高，肝炎和糖尿病人很多。 暴力团员还有一个问题就纹身。大面积纹身是日本暴力团员的特征之一，因为在纹身用针的不卫生造成了不少暴力团员有病毒性肝炎。而且俗话说经过纹身的皮肤“不能呼吸”，因为毛孔里堵满了主要成分是碳的颜料，造成新陈代谢变坏，体温的调整能力差，免疫力低下，肝脏还要花费大量力量去分解色素，更加加重了肝脏负担。  图源：wikipedia , Jorge from Tokyo, Japan 肝功能低下的人和有糖尿病史的人一旦感染了新冠病毒发展成危重症甚至死亡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因为个人隐私的法律无法得到详细的数据，但就像前述的例子一样，暴力团员中转化成重症甚至死亡的病例不在少数。  现在各暴力团都有“绝不能得病”的规定。暴力团员们大概是洗手最勤快的群体了。但这个群体也是最危险的群体，因为暴力团排除条例，不少暴力团员不要说汽车，就连信用卡也没有，有人甚至连全民健康保险都没有加入，得了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日本的全民健康保险也不分职业，不歧视暴力团员，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加入，但不少底层暴力团员并不知道。 警察这些天倒也不太抓暴力团，也不完全是因为暴力团现在挺规矩，不太出去滋事，而是因为第一怕抓来了病人，二来怕看守所里人太多了之后不好防控。日本的监狱看守所虽然还没有出过事，但不少国家已经出了事。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够让暴力团的老大们揪心的了，这白花花放在面前的十万日元的现钱，拿还是不拿，还真成了问题。 在日本暴力团老大们看来，这个新冠病毒根本就是警察弄出来治他们的。  图源：北野武《大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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