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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出将入相之丰功伟业，皆建立于仁宗朝。换言之，范仲淹能够得以施展雄才大略，在仕途上走向显达，或者在仕途上屡遭挫折，终至“庆历新政”被废弃，都与宋仁宗有至为密切之关联。讨论仁宗与范仲淹君臣之关系，既能将范仲淹之研究推向深入，又能够从一个侧面透视北宋政治和君主专制政体之特征。 范仲淹之于仁宗，尽忠尽职，先忧后乐，死而后已。这样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伦理道德非常明确，故无需从范仲淹的角度出发去讨论二者的关系。关键是看仁宗对待范仲淹政治态度和个人情感如何，或者这种态度和情感前后发生过哪些变化。以往学界没有专题研究范仲淹与仁宗之关系，讨论范仲淹政治作为而涉及到仁宗，仁宗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概念化。或者是专制君主排挤、打击正直大臣，或者是软弱无能、动摇反复的帝王而导致范仲淹政治上的失败。复杂的历史问题、丰富的人生百态，往往被简单化、程式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每一个体都具备多重性和多样性。这是研究范仲淹与仁宗关系的出发点。宋仁宗作为专制政体下之君主，身份极为特殊。然而，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有其个人的政治追求、治国理念、性格特征、日常之喜怒哀乐。只有将这些纷杂的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探讨仁宗与范仲淹君臣之关系，方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一，前期：庆历年间之前仁宗与范仲淹的交往 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前，与仁宗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间接或直接的交往，这是两人交往之前期。梳理这段时期两人交往之关系，可以明晰范仲淹政坛的走向及发展趋势。 1、仁宗与范仲淹之初始交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进入仕途。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13岁仁宗登基，太后刘氏垂帘听政。此时，34岁的范仲淹远在泰州（今属江苏），为地方小官，与中央政府及帝王难以发生近距离的关联关系。直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末，40岁的范仲淹居丧期满，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才在京城安身立命，与朝廷与仁宗发生直接的关联关系。 天圣七年，仁宗已经20岁，按理说太后早就该还政于帝。但是，太后绝无还政之意，且渐渐有违背礼制、飞扬跋扈之态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范仲淹介入了太后与仁宗之间，冒天下之大不韪，直陈己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百八载： （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阁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遗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专制政体背景下，涉及最高权力问题，极其敏感，极其危险，多少血流成河的惨案因之发生。晏殊的恐惧有他的道理，反之，范仲淹的勇气和胆量亦令人瞠目结舌。北宋中期以前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清明，垂帘听政的太后要受到诸多政治力量的制约，范仲淹这几封奏疏虽然触怒当政的太后，朝廷却也只能置之不理。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自求外放，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 垂帘听政期间，已经成年的仁宗不得亲政。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仁宗当然极不甘心形同傀儡的处境，只因形势所迫，隐忍不言。于是，仁宗对那些公开上疏请求太后还政于帝的臣僚就有了极度的好感。仁宗对范仲淹的初始观感建立在这样一种比较信任、亲近的基础上，就此亦奠定范仲淹在仁宗心目中的地位。仁宗对于范仲淹，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君臣关系，始终有一份情感上的亲近。这种情感在后来使用范仲淹、贬谪范仲淹的所有行为中，都会表现出来。终仁宗一朝，范仲淹可以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与仁宗对他的特别好感分不开。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的刘氏去世，仁宗亲政，朝政发生重大改变。仁宗首先依赖垂帘听政期间劝谏太后、要求还政的那一批忠直臣僚，凡贬官或外放者一一召回，范仲淹首当其冲。这一年四月，45岁的范仲淹被召回京，除右司谏。范仲淹既有良好的声誉，又得到皇帝的信任，结合他以往直言无讳的作风和耿介的秉性，是谏官的最好人选。 范仲淹出任谏官后，立即上疏言事。《长编》卷一百十二载： （明道二年四月）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右司谏。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仁宗当然不甘心继续当傀儡，众多大臣也公开反对，所以发布遗诰时就删去“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句。范仲淹初任谏职后，首言此事。皇帝的决断在范仲淹上奏章之前已经贯彻，但是，范仲淹的奏章依然给了新亲政皇帝政治上的有力支持，进一步获得仁宗的好感和信任。此后，一旦范仲淹提醒仁宗“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同前）仁宗就能够立即采纳，因为仁宗完全清楚和信任范仲淹对待已故太后问题上的政治立场。仁宗在历史上有明智宽厚的定评，这与范仲淹等大臣的诸如此类的劝谏和匡护有极大的关系。 范仲淹由于获得皇帝的信任，除了谏官本职工作以外，朝廷还经常特别指派他处理其他政务。这一年六月，“诏御史中丞范讽、天章阁待制王鬷、右司谏范仲淹同审刑院大理寺详定天下当配隶罪人刑名。”七月，“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同前）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范仲淹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圈，参与朝政商议、决策之系列工作，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开阔的政治舞台空间来施展个人才华。这是范仲淹政治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2、庆历前范仲淹之两度遭贬 范仲淹仁宗亲政期间出将入相，大致在庆历年间。此前，范仲淹却曾经两度遭贬。范仲淹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始终坚持个人政治立场，耿介直言，刚正不阿。这些政治品质不时地与专制体制发生碰撞、摩擦，遭受贬谪不可避免。然而，审视范仲淹两度遭贬的经历，亦能揣摩仁宗对范仲淹的态度，或者说也能表现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好感。 范仲淹明道二年四月出任谏官，十二月即遭贬谪。这一次贬谪的原因非常简单。仁宗皇后郭氏乃垂帘听政期间太后刘氏为其选定，仁宗亲政后便寻找借口废后，遭到诸多大臣和全体谏官的反对，范仲淹此时俨然已经成为谏官中的领袖人物之一。《长编》卷一百十三载： 仲淹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夷简即奏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乃议逐道辅等。丙辰旦，道辅等始至待漏院，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罚铜二十斤。故事，罢中丞，必有告辞。至是，直以敕除。道辅比还家，敕随至，又遣使押道辅及范仲淹亟出城。 仁宗废后理由牵强，无法说服诸谏官。将范仲淹和孔道辅贬谪、押送出京城，也是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避免更多的口舌之争。然仁宗明白范仲淹等没有错误，贬谪范仲淹不意味着仁宗对范仲淹的政治态度和个人情感发生变化。范仲淹这次贬知睦州，睦州在北宋时期属两浙路，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等地都归属睦州管辖，临近杭州。境内河流纵横交错，秀丽灵韵；山势连绵，或峻拔奇伟，或清新悦目。风景之美，早已闻名天下。范仲淹到达睦州后，有《与晏尚书》，信中大段文字描述当地山水风光，云：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与晏尚书》） 这是一个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极佳去处。范仲淹《睦州谢上表》云： 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赎以严诛，授以优寄。郡部虽小，风土未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 此一段文字完全不是官样文章，实情如此。仁宗此度意气用事，自知理亏。既不敢面见范仲淹等言官，当场辩论；又在贬谪时手下留情，不将范仲淹“投遐远之方”。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得江山之助，诗文创作进入平生第一个高峰期。其间，范仲淹有《潇洒桐庐郡十绝》组诗，最能表明他这阶段的心情和生活态度，诗歌皆以“潇洒桐庐郡”开篇。在睦州任职不足三个月，朝廷即调任范仲淹知大郡苏州，表现出仁宗和朝廷宰辅大臣对范仲淹的特殊重视和相当的信赖。仁宗始终特别牵挂范仲淹，景祐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骤然得以升迁。《长编》卷一百十六载：“知苏州、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不久，47岁的范仲淹奉召还京，判国子监，这离范仲淹被贬出京不到两年时间。 然而，大约只有一年时间，范仲淹却再度遭贬。《长编》卷一百十八载： （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落职，知饶州。 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忌恶之。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 吕夷简任宰相，他的行政作风和政治品格与范仲淹有极大的冲突。北宋的文官可以从一个角度大致划分为两大类群：一类是因为在北宋特殊政治环境作用下而感激奋发、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另一类则是在独裁政体之下及庞大的官僚牵制体系中明哲保身、平庸居官、贪恋权位、但求无过者，如吕夷简、李昉、晏殊、章得象等。相比较而言，后一类群的人数更加众多。范仲淹和吕夷简分别为两大类群的代表性人物，共为京官，矛盾就不可避免。 专制君主最忌朋党，朋党就必定削弱帝王的专制权力。唐代“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历史教训，给宋代君主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宋代帝王因此对“朋党”问题异常敏感，防范甚严，范仲淹作为触动了专制帝王的敏感神经。仁宗从实质上来说是一位平庸守成、保守居安的帝王，从政治品格上来说更接近吕夷简。所以，仁宗虽然喜欢、信任范仲淹，但是，更加依赖吕夷简。仁宗喜欢看见吕夷简当政下的“太平盛世”，宁愿闭眼无视正在积累中的社会矛盾和弊病。在吕夷简和范仲淹的矛盾冲突中，仁宗因此毫无保留地站在吕夷简这一边。 范仲淹《饶州谢上表》认为仁宗对他依然手下留情，云：“止削内朝之职，仍分外补之符。当死而生，自劳以逸。”所言为部分实情。饶州紧邻鄱阳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且临近庐山，风景秀丽。范仲淹从睦州到饶州，都处在年富力强的人生鼎盛时期。地方政务不如京城繁忙，周围又有可供观赏的景色，范仲淹自然将许多精力转移到诗文创作上。饶州时期，成为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又一高潮期。 范仲淹被贬睦州时，自称“谪官却得神仙境”（《和葛闳寺丞接花歌》）；被贬饶州时，自称自称“薄责落善地”（《酬叶道卿学士见寄》），皆非泛泛虚言。贬谪地点的选择，很能够说明仁宗对范仲淹的眷顾之情。 二，中期：庆历年间范仲淹之出将入相 范仲淹庆历年间在仕途上的成就达到高峰，出将入相。这一切，与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最高点密切相关。这一阶段，是两人交往的中期，是两者关系的黄金时段。 1、出将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在边界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宋军主力部队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陷入西夏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全线崩溃，主将被俘。二月，朝廷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韩琦到任后，即推荐范仲淹到西北前线任职，获朝廷同意。三月，52岁的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之职，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未到任即改任陕西都转运使，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范仲淹到西北边塞之后，深得仁宗和朝廷宰辅大臣的信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委以重任。范仲淹在西北前线历任数职，皆可看出仁宗等对其期望之深。康定元年五月，朝廷升迁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此时，范仲淹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主帅。次年，宋军再遭好水川败绩，范仲淹亦因擅与元昊来往议和、且焚烧元昊无礼书信而遭受朝廷处罚。庆历元年（1041）四月，“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如故。”（《长编》卷一百三十一）仁宗和朝廷此度处罚范仲淹，仅仅是一种姿态，对范仲淹的依赖和信任完全没有改变。仅一个月时间，朝廷立即“徙知耀州、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 （《长编》卷一百三十二）范仲淹由此再度成为主管一路军政的主帅。同年九月，范仲淹复官，为户部郎中。同年十月，朝廷将西北防线重新划分为秦凤、泾源、环庆、鄜延四路，分别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负责四路军务，重新组织起西北新的防线，范仲淹依旧负责环庆路。 其二，言听计从。范仲淹调任边塞要职仅两个月，即向朝廷上疏，全面阐述自己的守边策略。其核心观点非常明确：积极防御，伺机反攻。朝廷首先采纳了范仲淹协同防御作战的主张，命夏竦、韩琦、范仲淹各负责一路防务，互为犄角。范仲淹到延州后，完全掌控鄜延路军队的指挥权，立即开展对军队的整编、训练、调度、指挥作战等工作，朝廷丝毫不予牵制，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专。而且，范仲淹在延州的诸多作为，后来还被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在西北边塞其他防务区得以推广。 其时，朝廷应对西夏之战略方针并未确定，范仲淹“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韩琦抵达前线不久，提出积极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得到宋仁宗、宰相吕夷简的同意，很快形成西北前线的战略决策。这种决策与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思想背道而驰，范仲淹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范仲淹详细阐述了不可以发动大规模主动进攻的理由之后，说：“今若承顺朝旨，不能持重王师，为后大患。虽加重责，无以谢天下。”（《长编》卷一百三十）因此，范仲淹要求“存此一路”，即鄜延路按兵不动。前方作战，诸路大军不协同出兵，已为兵家大忌。范仲淹的要求，与仁宗、吕夷简、韩琦的重大决策相背离，居然得到仁宗的同意，朝廷“诏从仲淹所请”（同前）。这既可见出仁宗和朝廷关于西北战争决策首鼠两端之犹疑，亦可见出对范仲淹信任之深，甚至连范仲淹完全背离朝廷旨意的反对意见也全盘接受。 韩琦等发动的主动进攻，最终导致“好水川之败”，宋军再度遭受重大挫折。相反，范仲淹步步为营，进逼西夏的积极防御措施却取得了系列成效。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写成《攻守二议》奏疏，对自己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有更为详尽的阐述，而且也有了一定新的调整。朝廷大致采纳了范仲淹所有的主张，努力贯彻落实范仲淹“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西北边防形势大为改观。仁宗和朝廷越来越依赖范仲淹。如，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十万大军分二路南侵，主攻方向为泾原路。环庆路主帅范仲淹闻讯，主动率军驰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载： 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知贼已出塞，乃还。帝始闻定川事，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职进官。仲淹以西师久无功，密疏乞赐贬降，以谢边陲，辞不受命，不听。 四路配合作战，一路有警，数路增援，是范仲淹“积极防御”战略部署的重要构成环节。此度泾原遭遇入侵，范仲淹主动出兵，正是“积极防御”思想的具体落实。仁宗在朝廷最期待的是范仲淹出兵，言谈之间，倚范仲淹为边塞长城。仁宗此际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无以复加，半年之后调范仲淹回中央政府，主持朝廷大政，正是这种信赖和好感的具体表现。 2、入相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夏和谈正在进行之中，仁宗就迫不及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调回京城，出任枢密副使。七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固辞。八月，仁宗再度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此度接受了任命。应该是在这一个月中，君臣有过许多相互沟通，私下已经达成共识。况且，作为参知政事更容易实现变革朝政、革新政局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一直是范仲淹的最高人生追求，范仲淹当然想获得这样放手一搏的机遇。 宋代设参知政事，以为副宰相，辅佐宰相治理国家。宋代仕途升迁相对地需要循资渐进，时间和资历都是职务升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个人的才能却有高下之分，时间和资历不一定能弥补才干的不足，同样难以掩饰横溢的才华。有时，才华横溢、个性鲜明、深得皇帝信赖但资历尚浅的大臣，只能曲居参知政事之职，而当时的宰相却相对平庸，此时，参知政事往往成为宰辅机构中的主要决策者，宰相反而成为其附庸。也就是说，参知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八月拜参知政事，五年正月罢，任职一年零五个月。在职期间，“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复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宋史·范仲淹传》）向仁宗上十事，“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长编》卷一四三）当时章得象为首相，晏殊为次相。章得象“无所建明”，居官平庸；晏殊虽文才出众，喜奖掖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现实将范仲淹推到变革朝政的第一线，使他实际上担当起宰相的部分重任。 范仲淹等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基本扭转西北前线战争局势，仁宗此次如此急切地调范仲淹回中央政府出任要职，就是期待范仲淹等在中央也有类似作为，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仁宗焦急地等待着范仲淹等提出全面的政改主张。《长编》卷一百四十三载： 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 仁宗求治之切，对范仲淹等期望之深，溢于言表。在仁宗的一再督促之下，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等有《答手诏条陈十事》，这离范仲淹回中央政府不足半年时间。依据资料记载，《答手诏条陈十事》更多地体现了范仲淹的政改意见，富弼应该是作为赞同者附属签名。范仲淹这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政改意见，“庆历新政”的大幕由此拉开。 政改方案在仁宗对范仲淹的极度信任和依赖的背景下提出，又是仁宗所热忱盼望的，故非常迅速地得以推出。庆历三年十月，即范仲淹等提出政改方案的次月，朝廷开始颁布“择官长”等诏令；至庆历四年五月颁布“减徭役”的政令，前后共历时八个月，朝廷大体上落实了范仲淹等人的新政思想。尤其是在庆历三年十月、十一月期间，朝廷频频颁布诏令，贯彻范仲淹等的新政意图。这对官僚体制臃肿、官府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的北宋朝廷来说，称得上是雷厉风行了。可见当时仁宗求治心切和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依赖。 三，后期：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之经历 新政失败，仁宗与范仲淹之交往进入后期。这一时段，仁宗一度对范仲淹抱有反感，终至复归平常。 “庆历新政”实施时间甚短。庆历四年（1044）六月，边境有警，范仲淹一再请求到前线去主持大局，最终获仁宗同意。朝廷派遣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自范仲淹离开朝廷，不到一年时间，新政陆续被废除。分析新政失败之缘由，可以窥见仁宗与范仲淹关系之变化。 具体分析范仲淹的新政，前五条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都是围绕建设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而提出的。这是新政的核心内容，新政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通过变革建立起一支理想的官僚队伍。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制度之下企图改变“人治”问题，无疑是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庆历新政”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在以“人治”为特征的专制社会，要求变革官僚阶层，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这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所以，范仲淹的政治见解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是没有办法落实变革措施。专制社会，瞒上欺下、腐败无能的官僚源源不绝地产生，这是“人治”社会无法治愈的“癌症”。范仲淹说：“天下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长编》卷一百五十一）这就是专制“人治”社会的官场现状，且具有不可逆转性。社会发展到“法治”时代，回头看历史上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人的政治热情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浪费掉的。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制度问题，今人也不可以苛求古人。 以这样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庆历新政，可以预知新政诸条措施在实践中很难得以贯彻落实。新政诸条举措被废除之前，在实践中处于不了了之、无疾而终的状态。范仲淹政治上最为坚定的追随者苏舜钦在新政实施期间写信给范仲淹，叙说见闻，可见新政之无效。其信云： 未及半年，时某自山阳还台，已闻道路传云：“阁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时尚窃窃私语，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绝不之信，必谓怨恶之人煽成此谤，谈者好奇易传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众，不复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为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责以效。苟以悍剂暴药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谈者或然之。……某又窃观阁下所为，于时亦孜孜数有建白，未甚为旷，是何毁之多也？岂诚之少衰，不锐于当年乎？岂施设之事，未合群望乎？岂以有高世之名，未见为高世之事乎？ 苏舜钦书信能够说明如下问题：第一，庆历新政确实没有产生多大政治效果，没有带来多少治理国家的实际效果；第二，这是朝野的普遍共识，不是政敌的恶意诽谤；第三，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官员们也逐渐失望。仁宗期待过于殷切，失望感也就更加强烈。这是仁宗对如何使用范仲淹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 政敌攻击范仲淹，始终以“朋党”为武器，这又触动了专制帝王另一敏感神经。范仲淹等正直大臣林立于朝，仁宗诸事被掣肘，内心之不爽乃至恚恨在日益积累。范仲淹等被驱离朝廷之后，围绕在仁宗身旁的多阿谀奉承之徒，专制帝王便感觉顺畅爽快了许多。庆历后期，宋朝已经与西夏最终签署了和议，契丹不会入侵的态度也已经明了。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这是专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没有了外患，仁宗骄奢心就会膨胀，就不愿意勤政辛苦，就不喜欢范仲淹、杜衍等耿直大臣在耳边啰嗦。以往对范仲淹等朋党的疑忌，此时就会迅速发酵，演变成一种抑制不住的恶感。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仁宗借“进奏院案”打击范仲淹，特地发布诏书云：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长编》卷一百五十三） 这道诏书所严厉斥责的对象非常清晰。诏书严戒朋党，指责臣僚“更相附离，以沽声誉”，以荐贤之名受贿，严斥诸路按察转运使“苛刻”，严戒文人“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仁宗针对范仲淹等的意图太清晰了。对比几个月前仁宗对范仲淹等的信任和依赖，令人心寒！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一场政治风波就是明证。帝王这样一种迅速变脸的性格，是独裁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独裁品格，只要处在独裁制度之下，必然不可避免。 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仁宗以“边事安息、盗贼衰止”为理由，罢免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改知邓州。自此，范仲淹彻底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不再担当任何重要职务。然而，仁宗始终对范仲淹是有好感的，有一份感情上的亲近。所以，当“朋党”之事稍稍平息，范仲淹要求到风景秀丽而闻名天下的杭州任职，即获仁宗同意。同时，仁宗特意派遣内侍到杭州，赐凤茶给范仲淹，以表示对老臣的眷顾。至皇祐三年（1051）正月，仁宗再度对63岁的范仲淹委以较大的行政职责，范仲淹以户部侍郎官职徙知青州（今属山东），兼青、淄、潍、登、莱、沂、密、徐州及淮阳军等九州岛军安抚使。不过，范仲淹此时已年高多病，第二年便病逝，享年64岁。《长编》卷一百七十二载：“仲淹病，帝尝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篆其碑曰‘褒贤之碑’。”盖棺论定，仁宗给予范仲淹极高的评价，此为仁宗与范仲淹之交往划上句号。 综上所述，范仲淹一生之丰功伟绩，既与其才能、品格相关，亦与其和仁宗的特殊关系相关。范仲淹波折起伏之仕途经历，皆可窥见仁宗与范仲淹关系之演变。这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从一个侧面研究专制社会政治之复杂生态。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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