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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三明 张维兹 我从1957年开始参与三明的开发建设，至1971年调离，在三明工作了15年，亲历了三明早期建设的全过程。作为一名三明的早期建设者，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关注着三明的发展，并为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 三明市的前身 大部分的县、市都有它生动的传说和古老的历史，可三明却没有。1960年2月12日，朱德同志来到三明视察时，惊讶地说：“以前红军时期，我打沙县时从这里走过，怎么不记得有三明这个地方？”叶飞同志说：“不但你问，郭沫若同志也问，毛主席诗词中提到的宁化、清流、归化，你们把归化搞到哪里去了，地图上怎么看不到？”两位领导人还不知道归化、明溪、三明县和三明在建国后的演变过程。 三明原只是一个名叫三元的小镇，归属沙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省政府避难迁到永安，各种军警特机关也就蜂拥而至这个距永安仅54公里的小镇，并将它改为三元区。国民党政府又将 特种区升格为三元县，是福建最小的县之一。民谣：“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城外听得见”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块弹丸之地。解放后，1956年，明溪县（原来的归化）和三元县合并为三明县，县城在三元。1960年5月26日，中央批准设立省辖三明市，1964年4月恢复原来的明溪县。 在三明建工业基地的背景和条件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1957年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 就我国农业生产急需化肥和发展工业钢铁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副总理提出：各省都要有自己大中型化肥厂和各省必须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中小型钢铁厂的设想。从我省当时的情况来看，搞工业建设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一是我省一解放，就建造了装机容量为26万千瓦的古田水电站，保证了发展工业的用电需求；二是“一五”期间为备战需要修建的鹰厦铁路已建成通车，交通运输问题得以解决；三是我省有着丰富的石灰石和铁矿等资源。福建省委在叶飞同志和梁灵光同志的主持下，着手研究筹建化肥厂和钢铁厂的事宜。当时我在厦门任市委第一书记。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找了当时管工业的副省长并兼省委工交部长的梁灵光同志，提出希望去搞工业的想法，梁灵光表示支持。1957年9月，我便接到省委的调令，任我为兴建的化肥厂书记兼厂长。考虑到方便工作等原因，我还兼任省委工交部副部长。10月，省里又抽调了省工业厅的倪松茂副厅长协助我，同时还从省直机关和大专院校抽调了一批行政、技术干部，形成筹备班子。 筹备组在中央同意立项后即开始选址，有五个候选地点，分别是厦门的海沧、福州的桐岭、永安、沙县的青州和三明县。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紧张对峙的形势和福州尚未通铁路，无法解决运输间题，因此厦门和福州首先被否决了；永安由于水源不足，青州因地势不够开阔也相继被否决。而地处福建中部的三明县，却因有着穿城而过的流量充沛的沙溪河，有荒漠而开阔的溪谷地，而且刚刚通车的鹰厦铁路正巧也经过这里，天时、地利使这个当时无足轻重的小小三明县，从这时起承担了创建我省工业发展的历史重任。随后，钢铁厂也因交通等原因将厂址选到三明。原在邵武筹建的石灰氮厂为了与化肥厂配套也选定三明作为厂址。同时考虑到三钢与三化的生产建设需要，决定建设一个共同的机修厂，即后来的化工机械厂。为发展我省的重型机械工业，又上了重型机器厂的项目。这些项目基本奠定了我省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基础。 几个大型企业先后将厂址选在三明后，为了加强对三明工业建设的领导，1958年4月，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了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三明工业区的各项工作，由我总负责，任书记和主任。成员由几个大企业的负责人和三明县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同年6月，考虑到三明将是我省重工业基地的因素，省里又任命我兼任省重工业厅厅长（1958年6月--1958年8月）。三明建委的性质是作为省委负责三明工业建设的派出机构。 三明建市的过程 在建设重工业基地时，我们考虑还是应该发展一批轻纺工业、服务业与之配套。1958年底，三明建委向省里提出三明建市的设想。叶飞同志提出“全国正搞公社化，三明就称为公社吧。”1959年2月，省里正式批准将三明建委改为三明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由我任筹委会主任兼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由伍洪祥同志兼任。1959年夏，叶飞同志陪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来三明视察，我向陈丕显同志提出：希望上海能支援一批轻纺工业。得到陈丕显同志的同意后，我们从北京请来专家帮助设计三明城市的发展规划。50年代我国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较好，在生产生活上都向他们学习。而三明的地形类似于沿多瑙河筑成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因此，我们有意将三明建成美丽的布达佩斯似的带形城市。当时规划以沙溪河为核心。西岸为重工业区，以钢铁厂、化工厂为主，配套摆上热电厂、水厂和机修厂（后为化工机械厂）；河东岸为行政、生活区，两端的城关、富兴堡和列东是轻工业区，摆上纺织、印染、食品、服装、鞋类以及服务生活的多种轻工品，沿河修建几座大桥，江滨辟为公园。 在上海市的支持帮助下，1960年后从上海陆续搬来了食品、制鞋、纺织、印染、小五金等一批轻纺工业。同时根据省委决定，福州和厦门把当时具有最先进设备的两个福州塑料厂和厦门农药厂（生产乐果）迁来三明。这些企业与三明的重工业相辅相成，为三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当年描绘的蓝图，很大一部分已成为现实，这是值得欣慰的。 三明成为公社后，在工作中，因为使用“人民公社”的名字，遇到不少麻烦。外出联系工作、订购设备、请求援助等都非常不便，“公社是哪一级的呢？”人家总认为三明搞的不过是些小企业罢了。1959年底，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将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改为三明市，省里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报中央。1960年5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设立三明市，由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大跃进”的功过 有人说三明是“大跃进”的产物，对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三明作为我省的重工业基地的确定是在“大跃进”之前，何况“大跃进”对三明的发展建设是过大于功。 那个年代，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整个民族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靠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机械力量极其缺乏的条件下为三钢和三化打下基础。但是另一面，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被滥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三明的工业建设，最初是经过周密的科学设计，规模为年产20万吨钢铁和20万吨化肥。1958 年，“侯氏制碱法”的发明者、当时的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教授建议三明化肥厂要充分利用我省的产盐这一有利条件，主要生产氨和碱。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准备年产20万吨氯化铵，支援农业生产。但“大跃进”开始了，许多人脑子都发热了，说什么“全国粮食大丰收”，粮食都吃不完，还要化肥干什么？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主要抓“钢铁元帅”。三明钢铁厂设想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大，几天之内，年产量计划由原来的20万吨直线上升到100万吨，原先的规划全部推翻，许多企业的建设停缓，到处出现了小高炉、小土群，到处炉光闪闪。焦炭没了烧木炭，木炭没了上山砍树。我们费了好大力气积聚的为三明上马用的物资，几乎全耗尽了。那时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算清的。1960年，历史的惩罚开始了，国家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在碰了钉子后，于是又来了180度大转弯，命令钢铁厂全部下马，化肥厂上。炼焦厂十几个大烟囱硬是给炸掉了。搞建设哪里经得起这上下折腾呢？今天三明钢铁厂的布局有点乱，就是那个年代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三明的建设将更快、更好、更省。“大跃进”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思。 人和万事兴 三明之所以能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我认为除了天时和地利的因素外，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分子在三明的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1958年，我兼任省重工业厅厅长时，为抓三明工业基地的建设，曾向江苏省重工业厅厅长李凌同志请教：抓工业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是人。要抓一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时我向省里打报告，要求调一批知识分子，马上得到省委叶飞、伍洪祥、梁灵光同志的支持，很快就从各大学、专科学校挑选了40名大专以上，具有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江培萱等同志就是那时调来的。另外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批同志中选拔了一些具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施性谋、洪永世等一批同志就是这样来的。冶金部、本溪钢厂、吉林化工厂也都支援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工人，如朱其基等同志。这批三明建设的元老，为三明工业的发展，为三明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没有这批同志，三明的建设是难以想象的。 可惜，有许多为三明建设付出毕生精力的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冲击、迫害，特别像杨拓、徐霞寰、江敬序、林敬恒等这样学识过人的好同志被迫害致死，真是令人心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40年来，三明作为我省的工业基地，为全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三明也已创建成为一个文明城市。回顾三明建市40年的风雨历程，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感到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我相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一定会借鉴历史的经验，抓住机遇，尊重科学，尊重市场规律，依靠高科技来发展自己的家园。我想三明的将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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