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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艺术的相似之处在于视觉：两者均要求不仅是观察事物，而且带着热切仔细地观察，然后从错综复杂的事实、线索、色彩等信息中提炼出他们的精髓，并抓住细节，打开思路。 
2020年的春天，新冠病毒肺炎肆掠中国大地，我们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逆行”的医护人员感动，他们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一线，实践着被广大医护人员视为人生信条的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严谨冷峻，这是一般人眼中的医护人员的形象。当他们脱下白大褂之后，手术台背后的他们，我们鲜少关注得到。其实，不少医护人员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他们热衷于艺术，过着活脱脱的斜杠人生。
清代书法家傅山的医学著作 纵横古今，放眼明清，一座奇峰耸立，被誉为“学究天人”明清之际的傅山，在书法绘画艺术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同时他是妇科医生，有名的“傅青主女科”。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理念影响了徐悲鸿艺术思想的许多方面。
将目光转回现代，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宋济昌先生是著名的头颈五官影像诊断学专家。这份职业让他有非比常人的感知力，他的摄影上至人文地理，下至动物世界，足迹遍及全球。2019年，宋济昌先生的摄影作品“丝路飞鸟集”在曾隶属于大英博物馆皇家学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展览，成为第一个在国家级博物馆展览摄影作品的医生。 
宋济昌先生的摄影作品 
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仑曾说：“医学既是一门博深的科学，又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医疗技术的娴熟境界会产生艺术的奇妙感受。医学与艺术的互动，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科学和理性主义刚刚发展起来，人人都渴望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不论是艺术家还是医生都想去解剖人体、了解人体。世人都知道达·芬奇是画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全能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医学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将透视法引入医学绘图中，并通过解剖得到了很多解剖学上的新发现。
达.芬奇手稿
回望艺术史，有太多的绘画艺术大师曾经倾情于医学主题。伦勃朗的那幅血腥画作《尼古拉斯·杜普教授的解剖课》，展示的是17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位前卫的医学权威正在用解剖尸体的方式给学生授课。 
《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 伦勃朗 直到19世纪，美国艺术家托马斯·埃金斯才重拾此怪诞的绘画母题，创作了他那幅非凡的作品《格罗斯医生的临床课》。 
沉迷于人类身体的医生与艺术家都非常了解人类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医生才能更好地为人类解除病痛，艺术家才能更准确、逼真地再现人物形象。正因此，这两个人群对痛苦、死亡的理解和领悟更加深刻。
启蒙时代以后，医学与艺术分道扬镳。西方人以为人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医生看病就像修理机器。“二战”后，人文才回归医学，病人才成为医疗的中心。换言之，治病治的不是疾病，而是病人。所以要左手治病，右手体现人文关怀，这个时候艺术才慢慢又和医学靠近。最先在医学界展开艺术教育实践的机构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使用的教学方式叫VTS（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教学法，也就是视觉思维策略。在纽约，艺术史学者艾美·赫曼也创立了自己的视觉教育课程，通过艺术欣赏来训练医生、警察等专业人士的感知力、洞察力和沟通力。
哈佛医学院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常用艺术作品做封面，有人问及缘由，前任封面主编特雷茜·沙伍斯盖特医生（M.Therese Southgate）总结了医学与艺术的几个共同点： 第一，医学和艺术都是要完成自然界还没完成的任务； 第二，医学和艺术都有共同的物质对象：物质本身、物质的视觉世界； 第三，医生和艺术家都需要承担一种相似的对灵魂高质量的要求，都有着对生命及人文的渴求与热爱。 
医学与艺术的相似之处在于视觉：两者均要求不仅是观察事物，而且带着热情仔细地观察，然后从错综复杂的事实、线索、色彩等信息中提炼出它们的精髓，并抓住细节，打开思路。艺术家和医学家都需要集中注意力观察。对艺术家来说，他们要观察的对象是人与自然，而对医生来说，他们需要观察的对象是病人。
绘画和医术是相通的，绘画使医生成为一个情感真实的人、诚恳善良的人、审美高雅的人、拒绝暴力的人、品质高洁的人，从而具备了与病人在各个层面进行良好沟通的能力，而这正是医者的基本素质。
医院对于患者，是直面病痛和不幸的场所，他们忍受身体的痛楚，情感的煎熬。医院对于医护人员，是治病救人的沙场，他们困乏其身，费心劳神。当医学和艺术碰撞，擦出的是维护健康、抚慰心灵的火花。艺术本身，也可以是一剂良药，它会悄然改变患者躁动不安的情绪，让患者在面对疼痛和不幸时，带来希望，注入力量。培养深刻的理解力和观察力，离不开良好的视觉经验和视觉环境。或许你并非志在成为医生和艺术家，但良好的视觉经验对于体察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塑造健全的品格以及沉厚的气质，皆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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