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文化灿烂辉煌，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也是群星奕奕，点亮了漫长的文化夜空，让浩如银河的悠久文化有了供后人仰望的星空。 文人虽多，各种形容词也是层出不穷，什么“唐宋八大家”“诗圣诗仙诗魔诗鬼”等等这些都是指代那些顶级文人用的词汇，尽管词汇各式各样，但是你只要看到文豪这两个字，看似非常普通的两个字，实际上也是有所特指的。 在中国能让我们用文豪来形容的，恐 泰山与华山古代的文人本质上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做是文人，因为文人在现代可能还是个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但是在古代不行，古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都是要出来做官的。 我们熟悉的绝大多数文人本质上都是官员，比如写历史的司马光司马迁，写文章的韩愈欧阳修等等，就连我们最熟悉的，号称一生穷困潦倒的杜甫也以做官为荣，他死后的文集就叫《杜工部集》，就因为他做过一个官职叫做“检校工部尚书员外郎”，所以他也被称作是杜工部。 可见在古代做官就是读书人的需要攀爬的山峰，但是至于说这个山有多陡峭多难怕，在中国以宋朝为分水岭，宋朝之前文人的爬山那都可以叫登泰山，虽然也是有些险阻，但毕竟你要去上泰山路还是很多的。 但是从宋朝开始之后，文人要想做官，就只能是像等华山一样，自古华山一条路，宋朝开始的文人，要想做官，也就只剩下了考试做官这一条路了。 李白和杜甫就分别处在这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科举不是从隋朝就开始了吗，为什么从宋朝开始才变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呢？ 从隋朝开始是不假，但事情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隋唐属于科举制度和察举制度并存的时代，而且唐朝还保留着魏晋时代世家门阀的特征，士族子弟做官也有自己的途径，简单来说就是隋唐时代的读书人选择还是很多的。 但是到了宋代，读书人就完全没有了选择，只能靠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了，无论你是世家大族还是寒酸小民，上升的途径都是一样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性格迥异的天才型文人，李白和苏轼，他们有着同样的天赋和豁达，但人生的道路和命运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马屁是一门学问李白性格豪放，对于他来说，要想出来做官，你让他出来做官走科举这个路，是不大可能的，从李白的诗文里就能看出来，李白完全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幸好他生活在唐朝，这是一个可以有很多途径做官的时代，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向那些官员写诗文推荐自己，你能傍上的大佬地位名声越大，将来你被推荐做官的机会就越大。 这个在古代有个很文雅的词汇叫做“干谒”，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要拍马屁，时代和环境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但是人心和人情从来都没有变过，人都喜欢别人恭维自己和被拍马屁，这一点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变过。 李白为了得到推荐，没少给官员们写信，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与韩荆州书》，这是写给韩朝宗的一封信，因为写信的时候是荆州刺史，所以称呼他为韩荆州。 古人经常有一官名和地名来称呼别人的习惯，李白的这封信主要是向这位韩荆州大人推荐一个自己，希望也能谋得个一官半职，当然客套话和夸赞一下别人肯定是免不了的。 李白的文采那时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这文采用在拍马屁身上，那可真是大型真香现场，这马屁拍的简直就是毫无底线，原文太长就不引述了，就说第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话。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封信开头第一句就是这句把人夸到天上的话，说我李白哪怕是万户侯也不做，只愿意认识一下你韩大人，这话因为被金庸改成了“为人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所以大家看起来有种似曾显示的感觉。 你夸人夸到这份上也太假了，当时这个韩大人只不过是个荆州刺史，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而且也没什么才华和能力，更谈不上什么美名，后世如果不是因为有李白这首书信在，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相比于李白的没下线的恭维别人，苏轼在写给自己主考官梅尧臣的一封感谢信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高超的拍马屁技巧，处处都能说到点子上，一点一不会让人觉得尴尬。 这封信今天中学语文课本里有收录，名字叫做《上梅直讲书》，拿来与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比较起来看，非常有意思，中了进士的苏轼对这位主考官的感谢和夸耀，那可真是透露着用心和想要搞好关系的用意，在夸人这方面，李白和苏轼和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 都说天才容易恃才傲物，李白或许是这样，但苏轼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那种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认真的总结过中国一个符号化的文人的悲惨命运，这个人就是贾谊。 这是个被符号化的人物，中国历代文人从司马迁开始，只要是一抑郁不得志就会想起来贾谊这个少年天才的故事，以此来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 贾谊绝对是少年得志的典型代表，年轻轻二十来岁就做到了部级高官，而且汉文帝还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政坛新星，那绝对是有着无限量的前途。 但偏偏汉朝的那些老大臣们不喜欢他，认为这个小伙子太过锋芒毕露，偏偏贾谊又自视甚高，无法与这些老臣们搞好关系，不管汉文帝多么喜欢贾谊，但这些老臣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而是是冒着生命危险又从吕后手里， 本来贾谊还年轻，外放到地方历练历练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熬到朝廷元老们退休了，自己还不是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可哪知道贾谊想不开，最后年纪轻轻就抑郁而死。 年轻的苏轼认识到了贾谊所犯的错误，并且也写了一篇《贾谊论》，说明了自己对贾谊的看法，情商高的苏轼可不是一般文人那种，说的天花乱坠，做起来一塌糊涂的人，苏轼一开始就努力避免了贾谊犯 按理说，皇帝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老同志们有很喜欢这样一个年轻才俊，苏轼的仕途应该非常顺利才对，但不巧的是，苏轼和李白仕途都不算顺利，但他们这种不顺，两者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幼稚的李白李白仕途不顺纯粹是自己作的，本来就不属于走正途做的官，在短暂的陪在皇帝身边的日子，又得罪了高力士，结果弄得自己灰头土脸，很快就结束了在长安的日子。 关键是李白这种性格根本就是完全不懂官场的那种，可以说李白对于官场知识，简直就是白痴一个，他晚年差点被杀，完全就是没有一点政治常识所导致的。 安史之乱开始之后，天下大乱，唐玄宗无力控制局面，号召各地宗室共同抗击叛军，很快就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唐肃宗，但是这个时候永王这个占据了中国江南最富庶的亲王，看到了北方的混乱和在灵武继位的唐肃宗的寒酸，于是也要招兵买马，企图在乱世之中，也过一把当皇帝的瘾。 这个时候永王招贤纳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永王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这个名正言顺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搞政治的核心问题，永王这名不正言不顺的招兵买马，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不会去投靠永王。 可偏偏李白就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白痴，不但屁颠屁颠投奔了永王，以为这是自己一展抱负的时候到了，而且还写了永王东巡歌这样一组诗歌赞美永王，这可是活脱脱的罪证，简直就是自己送上门的铁证如山。 永王失败之后，李白晚年弄得是世人皆欲杀，幸好李白这个人一生散尽家财万贯，总还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加上李白这个只会写诗的文人，的确对新皇帝构不成什么威胁，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李白这一生醉心于政治的梦想，从次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反观与苏轼，他对政治的认识一直都是非常清醒的，朝中大佬又非常喜欢他，但是偏偏有一个人不喜欢他，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这也不是苏轼的错，王安石上升太快，苏轼忙着和朝中大佬们搞好关系的时候，王安石还默默无闻，不了风雨突变，宋朝锐意进取的皇帝神宗继位了，一场扰动北宋政坛的血雨腥风就此展开。 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基本上朝中上下一致反对，结果是原来的大佬们跟着一起被贬斥，朝廷上全部换成了听话的人，而这个时候能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投机分子。 苏轼年轻的时候，也是主张变法的，因为大家都能看到朝廷的危机，但是苏轼见到王安石如此激烈的搞，也是反对的，于是苏轼也被化作了旧党以一派，被朝廷贬斥。 在当时的朝廷上，支持新法的就是新党，反对新法的就是旧党，当时的旧党就是以苏轼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就这样苏轼坚持了自己的良心，跟旧党站在了一起，最终一生多次被贬，但是每到一处苏轼总是能和当地人处好关系，也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豁达开朗的苏东坡。 为什么说苏轼是凭良心说话做事呢，因为就在朝廷上新旧党争 但是有了多年地方执政经验的苏轼此时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王安石变法固然不对，但毕竟已经实行了十几年，你司马光一上来就要彻底完全废除，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就这样苏轼又一次得罪了当权者，旧党也不喜欢苏轼了，但苏轼无怨无悔，他这是实事求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而不是像司马光那样，完全就是意气用事，为了反对而反对。 苏轼晚年名满天下，尽管最高当权者不喜欢他，但是大小官员和各地百姓，都非常喜欢苏轼，都乐于和这位大才子交朋友，苏轼也基本上是幸福快乐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总结：李白和苏轼都是天才型文人，但性格完全不一样，而且李白那种人是我们完全无法模仿和学习的，但是对于苏轼我们则是有更多的亲切感，他那种高情商的行为，很多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揣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