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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一八六八——一九一二),日本有一些汉学家亲临中国,四处漫游,事后用汉文记录下所见所闻。竹添进一郎、冈千仞、山本宪、冈田穆(《沪吴日记》)、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北京记游》)、股野琢(《苇杭游记》)、井上陈政(《游华日记》)、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等即其中的代表。尤其是前三者分别撰写的《栈云峡雨日记》、《观光纪游》和《燕山楚水纪游》为当时汉学界所称颂,被誉为明治时代三大汉文体中国游记。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这三部游记都很有代表性。 日本通常所说的汉学,是对中国儒学或传统学问的总称,汉学家则指修治汉学或汉学造诣较深的人。在日本近代所谓国民国家的创成期,汉学家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中国游记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通过上述三大游记,我们既可以了解映现在作者眼里的晚清中国及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同时还能看出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对华态度和认识,从一个侧面窥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及其演变。 三部游记中,竹添的《栈云峡雨日记》最早,出版于一八七九年,是作者一八七六年五月至八月间历京、冀、豫、陕,翻越秦岭栈道,入川渝,后经三峡顺江抵沪的记录。他是近代最早深入到川陕地区游历的日本人,其游记也成了近代日本人有关该地区最早的见闻录。若抛开明治之初一些军政人员的调查复命书,那么竹添的这部书称得上近代日本人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游记。 竹添进一郎(一八四二——一九一七),讳光鸿,字渐卿,号井井,世人多以竹添井井称之,曾历任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等职。辞官后一度于东京大学讲授汉学,以《左氏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等研究著作而闻名。他游历川陕纯属公务之便。即一八七五年末随森有礼驻华公使入北京,数月后因外务省人员简编而失去职位,于是决定实现入蜀的宿愿。正如其游记开篇所交待的:“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明治)九年五月二日治装启行。”(日记上卷) 冈千仞游华,时间为一八八四年五月至一八八五年四月,前后长达三百余日。归国后翌年,自行刊印了《观光纪游》。冈千仞(一八八三——一九一四),字天爵,号鹿门。一生坎坷。作为佐幕的东北仙台藩藩士,在维新前夜,因始终倡勤王大义,而被藩主下狱,险些丧命。明治维新后,虽几经迁职,但终未得重用。后绝念仕途,潜心办塾,以授业著述或漫游各地为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人志向高远,性情豪放,平生尤好谈时事,与黄遵宪、王韬等交往颇深。一生著作等身,据我目前确认到的冈千仞著述(含未刊)就多达近五十种,二百九十八册。 冈千仞赴华游历与王韬一八七九年东渡日本有关,在日期间两人过从甚密,结下忘年之交。首先受王韬之邀,另外,加上冈千仞当时不为朝政重用,又自动辞官下野,心情有些郁闷。再者则是出于汉学家的自负,欲与中国士人探讨东亚振兴之策。正如其在游记中所言:“己以疏狂,为当路所外,常思一游中土,见一有心之人,反复讨论,以求中土为西人所凌轹之故。”(纪游卷四) 山本宪游华是于一八九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前后七十日,是三人中出游时间最晚、滞留时间最短者。《燕山楚水纪游》刊于一八九八年,因其属个人限定出版的非卖品,印数极少,故成为坊间难以入手的稀世珍本。 山本宪(一八五二——一九二八),字长弼,号梅崖,别号梅清处主人。曾办报、设塾,倡导自由主义,为自由党四处奔走。还曾参与大井宪太郎等人密谋的朝鲜颠覆运动,并为此落狱。终生讲经世之道,主张拓地殖民,发展海外贸易,属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其赴华动机一是因其家世代“尊奉圣道”,故多年来一直“欲一游曲阜,谒圣庙,考圣人遗迹,观祭器,以征旧仪”。二是出于时务之考虑,即鉴于明治维新后日本人交好欧美,而疏远中国,加之当时欧美人于中国日渐猖獗的现实,主张“为邦人者,宜游彼土,广交名士,提携同仇,以讲御侮之方”(游记卷一)。简单地讲,就是观光兼了解探知中国国情,为东亚其实是为日本寻求更大的出路。可见,冈千仞与山本宪的访华动机或目的比较近似。 从游历地区来看,竹添主要是川陕地区和长江。冈千仞则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足迹遍及苏杭、京津、港粤等,从南到北几乎涉足大半个中国。山本的活动范围正如书名所示,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及长江中上游部分地区。 竹添的游记主要记录沿途山川地理、史迹、物产、风土人情等,同时论及政治、经济、宗教等问题。但整个游记文人色彩很浓,文字以三峡等自然景观的描述见长。作者所到之处,吟诗作文,考订古迹,抒胸中之感慨,发思古之幽情。朴学大师俞樾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山水则究其脉络,风俗则言其得失,政治则考其本末,物产则察其盈虚,此虽生长于斯者,犹难言之”(日记之序文)。游记采用日记加汉诗的形式,诗文并茂,生动感人。从游记中可以看出,虽然作者深受陆游《入蜀记》和范成大《吴船录》之影响,但不落俗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触觉和丰富的古典知识,观察捕捉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等,并用生花妙笔记录下来。游记中既有实录又有感发,是一部高水平的纪实性和艺术创作性游记。从作品内容之丰富、描写之生动以及诗文之优美等方面来看,与前述陆、范之大作相比,亦毫不逊色。这里举一个描写实例,由此可略知其文字之优美。“绕出山后,则水之阔者复蹙,是为黄牛峡,一名西陵峡。两岸层嶂复岭,屏矗墉围。若路穷不可行,才一转,忽复通舟,所谓假十二峰者。争耸于霄汉,奇峭清丽,不让于真者。舟疾如箭,山逆舟而来,愈来愈妙,有秀润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诡异者,有静深萧远者。盖兄行巫峡,而奴视瞿塘,恨不得一一名状之,徒目送心赏,使奇峦秀峰终于无闻。非山灵负我,我负山灵也。”(日记下卷)难怪李鸿章在为其所作的序文中称,“其文含咀道味,瑰辞奥义,间见迭出;其诗思骞韵远,摆脱尘垢,不履近人之藩”。 冈千仞的《观光纪游》由《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燕京日记》、《沪上再记》和《粤南日记》等十卷组成,长达近十万字,不仅为三大游记之冠,而且在整个近代日本人所著汉文体中国游记中也是最长的一部。 该游记虽冠以“观光”之名,但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实际上更像是一部晚清社会活生生的考察报告。书中虽不乏对各地历史沿革、地理物产、风土人情等的精彩描述,但给人的印象却相对淡薄。书中分量较重,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有关人物会见及其议论的记述。冈千仞此游,面会过的中日人士众多,仅游记中记载的有名姓可考者就多达百余人,其中中方包括李鸿章、盛宣怀、王韬、龚易图、俞樾、李鸿裔、文廷式、李慈铭、袁昶、邓承修、徐琪、沈曾植、张裕钊、张焕纶等官绅名流。冈千仞与他们往来笔谈,纵横议论,留下了一幕幕两国士人思想交锋的场景。这在整个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少有的。其议论部分,内容丰富,涉及包括经史学术、科举制度等在内的政治外交、军事海防、社会风习、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而且其中常见冈千仞激烈的批判言辞。这一点与竹添的《栈云峡雨日记》成鲜明对照。这些议论内容对我们了解当时两国士人的精神境界以及知识阶层的思想状况大有帮助。从书中涉及的人员之多、谈论的内容之深、所含信息量之大等方面来看,在同时代甚至其后的日本人中国游记中,难觅出其右者。 冈千仞始终以严厉的目光审视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对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痛加抨击。他把中国社会与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烟毒”和“经毒”,认为“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卷四)。同时批判官绅及知识阶层守旧自封,不达外情,敦促士人学习欧美,讲格致实学,用心外事,变法自强。他一再强调日本之所以“享今日之小康,实由大开欧学,事无大小,斟酌彼制,以一洗千年之陋弊也”(卷六)。他两度面会李鸿章,初次见面时,李以为面前这位和服装束的东洋儒生大概是“古貌古心”的遗臣,见他“不悦说”古一字后,便话锋一转:“足下已不悦古一字,然则知时务乎?”冈即刻对答:“小人私以为,不知时则不可与谈学,又不可与论时事。”(卷五)由此明显看出冈当时那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姿态。他对李鸿章寄予很高的期待,第二次会面时慷慨进言:“方今中外,皆属望相公。切望乘是机,建大策,运大势,转祸为福,变危为安。”(卷六)随后在写给李鸿章幕僚朱舜江的信中,又阐述了他一贯的自治自强说:“中土无人不口自强。盖自强之本在自治。圣人说自治之本,曰格致,曰正诚。仆游中土,未见一人讲格致之学,又未见一人持正诚之教。盖或有之,仆未见其人也。其忽自治如斯,欲求自强之功,茫乎不可得也。中堂公若问仆退有何说,请以是言复之。”(卷六) 遗憾的是,对于冈千仞的批评或建议,当时除张焕纶等上海书院士子们诚心以对之外,大多士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斥为谬误,反映了当时中日知识界存在的温度差是很大的。平心而论,他的这些批评或主张在当时是很对症的,也不乏积极意义。不过,书中也有个别有悖于情理的批评,尤其是当涉及朝鲜、琉球及中国台湾等问题时,有时作者故意避重就轻,甚或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也是他的主张未能得到应有回响的理由之一。 在冈千仞游华的前几年,中日关系史上接连发生过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及朝鲜壬午兵变等重大事件。游华期间又恰值中法战争爆发,同时还遇朝鲜甲申事变,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多事之秋。而日本国内又正值所谓“脱亚论”出笼之时(福泽谕吉的“脱亚”与“入欧”思想虽早有萌芽,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脱亚理论则集中表现在其于一八八四年十月和一八八五年三月发表的《东洋之波澜》与《脱亚论》两著述中)。我认为这部游记正是了解和把握“脱亚论”出笼前后日本人对华观的绝佳材料。透过冈千仞于此游记中流露出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不难理解近代日本急于脱亚入欧的思路或动机。 总之,这本书不仅再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而且也昭示出当时力图摆脱中国文化圈的日本士人的焦躁心理以及日本此后的发展趋向。 《观光纪游》出版后,在我国也产生过一定反响,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蔡元培以及鲁迅、周作人等都曾提及过此书,或引用过其中的内容,并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和首肯。这里仅举一例。蔡元培在日记(一八九九)中曾记述:“阅日本国鹿门《观光纪游》,言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皆不可易。时以烟毒、六经毒并言,其实谓八股毒耳。八股之毒,殆逾鸦片;若考据词章诸障,拔之较易,不在此例也。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蔡元培文集》卷十三·日记上,台湾·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67页。引用时稍做更正) 山本宪游华是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同时又处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戊戌变法的前夜。其见闻录《燕山楚水纪游》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前夕中国社会的纪实报告,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中国现实的不满和焦虑。在北京,山本除了游长城之外,还参观了白云观、雍和宫、贡院与孔庙、古观象台、文天祥祠及琉璃厂等,并与卓子、荣善、周笠芝、陶彬、蒋式惺等官学界人士论学谈时事。但他对北京整体印象不佳,对衰败的城邑园池、颓废的人心风俗,尤其是满清王朝的施政抱有极度的失落感。“予留北京十数日,所观城郭邑里、园池寺观,莫物不壮大,而莫物不坏败。其壮大可以徵明以前之盛,其坏败可以验清以后之衰也。奚翅城郭寺观之败坏而已,人心亦败坏焉,风俗亦败坏焉,制度亦败坏焉,将举国败坏焉。是皆康熙、乾隆之政策能中其机宜者欤?”(卷一)不仅是北京,而且在游历了苏杭之后,对因洪秀全之乱而惨遭破坏的江南名城,尤其是荒废不堪的孔庙圣迹,同样流露出疑惑和不满。“呜呼!清人不敬孔教,一至于此矣。奚啻清人,孔子之教不行于汉土也久矣。……世人往往目汉土以儒教国。汉土非儒教国也,虽谓夫子生地,夫子之教未行,何得称儒教国耶?夫子之教善行者,宇内独有我邦而已。”(卷二)对山本来说,这大概是此游中心灵上受到的最大冲击。其实也并非他一人,当时游华的日本汉学家几乎都曾受到过这种刺激,且不少人发出同样的感慨。 不过,游记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作者与梁启超、汪康年、罗振玉、叶瀚、张謇等维新改革派人士的交往及会谈记录。这对我们了解戊戌变法前夜中国思想界的动向意义重大。 大家知道,甲午之战,不仅使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存续的国际秩序(华夷或朝贡体制)土崩瓦解,而且意味着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倡导并实施的洋务运动的挫折和失败。中国负于日本的悲惨现实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冲击比鸦片战争还要大。因此,在国家存亡关头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寻求救国之策。于是全国各地各种学会或者报刊等相继诞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旨在启蒙与改革的运动迅速兴起。在强学会及《强学报》之后,梁启超与汪康年等于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并聘请日本人古城贞吉译介日文资料或消息。同时,罗振玉、蒋廷黼等创设农学会和《农学报》,还聘藤田丰八助阵。叶瀚等又设立蒙学会并发行《蒙学报》。上海成了倡导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本于上海结识了这些维新运动的旗手,并通过交游,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洞察了运动的大势。他对汪康年描述道:“汪子有德望,徵辟不就,以清节自居。近日起时务报,论时事,该切痛到,为诸报魁。”与张謇论学并谈时弊时,山本强调“盖尝谓欲革一国弊制,宜从下为之,不宜委诸有司也。有司之专擅,不可独咎有司,亦在野君子袖手旁观之咎也”。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士人“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在与蒙学会主干叶瀚的长谈中,就中国当务之急的兴国方策,山本披露了其一贯主张,认为“贵国设各种学会,为尤切时情,此固宜要急者。然学问宜有所主。乃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庶几少误欤!”(以上卷二) 尽管山本对当时已奄奄一息的老大国极度失望,但与罗振玉、梁启超、汪康年、叶瀚、张謇等人的访谈却十分富有意义。由此可知当时中日知识阶层在看待传统文化及兴国等问题上的思想异同。 总的来说,明治时期的汉学家虽自幼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学教育,长于汉诗文,但他们在赴华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中国,这样在他们的头脑里就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虚幻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中国形象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国土,触及现实的中国时,自然就会受到强烈的刺激,从而对他们以前一直视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产生失望。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中国和亲眼目睹的现实中国之间自然会有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投射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出一种貌似分裂的中国观。加之日本明治维新后,所谓西方文明史观的影响,使得他们在看待中国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动辄使用所谓“文明尺度”来衡量一切,把落后的中国完全定性为“固陋之国”。因此,他们的游记中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歧视或嘲讽中国及中国人的话语。一些著者甚至宣称孔教已不行于中土,只有日本才是真正儒教或唐宋文化的继承者。其后,由此又衍生出“日本的天职”之类的论调。这就与整个近代日本推行的大陆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不谋而合。日本已有学者从新闻媒体的角度考察明治前期对华蔑视观问题(芝原拓自《对外观与民族主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所收),在笔者看来,冈千仞及山本宪的游记正是见闻录领域中考察或佐证这一问题的绝好材料。 最后,我想用三位作者在各自游记中所作的象征性描述(比喻),来总括他们对晚清帝国的认识,亦即中国观。 “譬之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荏苒弥日,色瘁而行槁。然其中犹未至衰羸,药之得宜,霍然而起矣。”(竹添进一郎) “譬犹笃疾人,非温补宽剂所能治,断然大承气汤之症也。”(冈千仞) “譬诸疾笃,非寻常汤药所以能救,独有手术一法耳。”(山本宪) (《栈云峡雨日记·苇杭游记》,竹添进一郎、股野琢著,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二○○七年版,14.00元;《观光纪游》,冈千仞著,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燕山楚水纪游》,山本宪著,中华书局待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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