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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热剧制造机”正午阳光牵头制作，王凯、江疏影主演的宋代历史题材电视剧《清平乐》开播，在霸占热搜、吸粉无数之后，也让不少观众对由王凯扮演的宋仁宗赵祯充满好奇。虽然因为王凯的演绎，宋仁宗赵祯在不少观众的心中形成了一个“仁义明君”的印象，但长期以来，在对宋代历史略懂的人眼中，赵祯的形象却并非如此正面，甚至会被归于“昏聩无能”的帝王之中。 这些人之所以对宋仁宗持此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其未能阻止西夏政权的崛起。景祐五年（1038），原宋朝藩属，盘踞西北地区的定难军节度使元昊另立乾坤，建立西夏王朝，之后又多次率军入侵宋境，迫使宋朝与其订立“庆历和议”。虽然根据和议，西夏取消了帝号并向宋称臣，但实际上不仅独立建国，还获得了宋朝的岁币。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宋仁宗在位时期，是故在一些人眼中，宋仁宗也就难辞其咎了。 （电影《敦煌》中的元昊） 但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夏王朝的崛起，也不是在一个瞬间突然完成的。借用一下某生成器的话：西夏在宋仁宗时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西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西夏在宋仁宗时期建国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吧。(o≖◡≖) 西夏是由党项拓跋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长期生活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地带，处于游牧状态。隋唐时期，因为吐蕃和隋、唐的强盛，党项各部开始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隋开皇四年（584），党项各部开始内附中原，至唐贞观五年，内附的党项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三十万。 和平年代，内附的党项人可以增加唐王朝的异域风情和国际化程度，但到了动乱的年代，就不那么美妙了。唐高宗时期，为了躲避大肆扩张的吐蕃政权，党项各部大量东迁，到达了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附近。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势大举东扩，一时之间，河西、拢右尽入吐蕃版图，而当地的汉人也在吐蕃的番化政策下丧失了汉族意识，最终“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此时，原本归附唐朝的党项各部见中原内乱，也与吐蕃兵合一处，共侵中原，甚至一度攻占了长安。正应了那句俗话：国有难，X必乱。 唐朝方面击退吐蕃的入侵后，党项各部又再次归附唐朝，这次为了断绝吐蕃与党项暗中勾结的可能，唐代宗采纳了名将郭子仪的建议，于广德二年（764）将以拓跋部为首的党项各部东迁到了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郭子仪的建议应当只是权宜之计，但因为被藩镇割据弄得焦头烂额的唐廷始终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平夏地区便成为了党项人休养生息的作乐地。至唐文宗时，经过多年修养的党项各部兵力日强，不时兴兵作乱，寇掠边地。唐懿宗咸通年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攻占宥州并自称刺史，俨然一个新晋藩镇。 而让党项拓跋部由藩镇蜕变为地方政权的，则是黄巢起义的影响。公元880年，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唐廷下诏天下勤王，拓跋思恭见事有可为，便率兵“（共）赴（国）难”，与黄巢义军作战。黄巢起义镇压后，拓跋思恭因作战勇敢，被唐廷册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李元昊”之名由此而来）、封夏国公（西夏国号由来），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因为节度使的职位不仅可以世袭，还能自行任免州县官吏，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政权，是故史家将其称为定难军政权，也就是后世西夏王朝的前身。 黄巢之乱后，唐王朝已被遍布天下的藩镇撕扯的支离破碎，定难军政权也就借此机会继续发展，至五代时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唐长兴四年（933），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去世，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明宗认为这是一个削藩的好机会，便下诏李彝超与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五万大军随安从进赴任。 大军到达夏州后，李彝超抗命不从，后唐军队随即开始攻打夏州治所统万城，意图强取夏州。但因城池坚固，后唐军队无论强攻还是挖掘地道，都无法攻破。与此同时，李彝超又联络其他党项部族用骑兵不断袭扰后唐军队的后方，令后唐军队乏食缺饷。最终，因为久攻不克，后唐军队无奈撤兵并承认了定难军政权的独立地位，史载“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 定难军政权之所以能割据自立，除了因为唐末五代中原溃弱，自身又地处边陲之外，与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中唐以来，党项、回鹘、吐蕃、突厥等部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入银、夏等州，当地的汉民则出于各种原因或者离开此地，或者蕃化为戎，以至于银、夏等州虽然名义上是“蕃汉相杂”，但实际上已是蕃多汉少。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至北宋初年，夏州汉户2096户，蕃户19290户，蕃人占绝对多数。这样的人口结构，导致银夏五州的离心倾向极强，对中原王朝的管辖充满敌视，客观上增加了中原王朝将其重新纳入版图的难度。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率族人到汴京，表示愿意献出银夏五州并上表归附。很多人认为，李继捧的归附是一个宋朝将银夏五州纳入掌中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这虽然是个机会，却算不上大好。李继捧的归附是为了压服内部而寻求外援的手段，按现在的话来说，不过是拿宋朝当“工具人”罢了。在宋朝的出兵援助下，李继捧的反对者们屡遭宋军打击，尤其是其弟李继迁，在宋军骑兵的急袭下一度抛妻弃母才幸免于难。而不甘于充当工具人的宋太宗，也通过出兵征伐和派兵驻扎等方法加强对银夏五州的控制。 李继捧这种拉外援安内的行为，虽然一度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也启发了李继迁。宋雍熙三年（986），李继迁因无力对抗宋朝，遂决定携重金使朝，希望能得到辽朝的帮助。对于李继迁的求援，辽朝方面采纳了谋臣“断‘中国’右臂”的建议，决定册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同意与其和亲。至此，李继捧与李继迁的争斗已经演变成了宋辽争夺银夏五州主导权的斗争。 在辽朝的支持下，李继迁不仅重振旗鼓，屡次劫掠宋朝边境，还打起了宋朝西北重镇灵州的主意。相比之下，李继捧原本就是因为威望不足才归附宋朝，靠宋朝的支持才得以与李继迁对抗，现在李继迁有了辽朝支援，便再也无力压制李继迁了。后来，在银夏五州丧失影响力的李继捧长居汴京，于景德元年（1004）去世。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李继迁率军劫掠了宋朝运往灵州的大批粮草辎重，并于当年四月兵围灵州。急报传来，包括参知政事张洎在内的一干朝臣建议放弃灵州，因为灵州孤悬塞外已成飞地，再加上当地土地贫瘠、风沙漫天，每年还要馈运大批粮饷才能维持，与其困守，不如早弃。而眼下的灵州之围，则可以令宋军在边境大展旌旗以壮军威，佯装征伐以吓退敌兵。对于朝臣们的建议，宋太宗的态度非常明确：撤你个头！装你戈壁！随即发五路大军，剑指李继迁的老巢平夏地区，以解灵州之围。此役虽然因诸将失期而未竞全功，但还是起到了围魏救赵的作用，李继迁最终不得不撤围灵州。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去世，继位的宋真宗为了息事宁人，在朝臣的建议下赐还银夏五州于李继迁。但拿回银夏五州的李继迁于五年之后为宋朝献上了一份大礼——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集结大军，攻陷了宋朝的西北重镇灵州，拔除了宋朝深入经略西北地区的重要支点。灵州失陷后，宋朝方面也投桃报李，联合河西吐蕃潘罗支共同夹击李继迁。咸平六年，李继迁在与河西吐蕃潘罗支作战时中箭负伤，次年伤重而死，其子李德明继位。 跟随李继迁多年的李德明深知，其父虽然戎马一生，不过是成了大国竞逐天下的筹码，征战多年不仅自己死于暗箭，党项各部也受创颇深，于是他抓住宋辽澶渊之盟的时机，向宋朝遣使求和。对于李德明的求和，宋朝也顺水推舟，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羁縻和在边境开设榷场等方式维持西北边疆的和平。另外，宋朝方面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用党项来制衡吐蕃。虽然在后世看来，吐蕃帝国在唐代后期已经崩溃，后世再无中兴，但对于宋人来说，一度攻入长安的吐蕃始终是中原王朝的肘腋之患，所以利用党项对其制衡，也是安边良策。
与宋朝约合后的李德明，将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扩充自身实力和经略河西走廊上，甚至为了招揽流散各地的党项部族，不惜与曾经的恩主辽朝兵戎相见。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因为李德明多次接纳从辽朝境内前来投奔的党项部族，辽朝兴兵数十万讨伐李德明，但此时的李德明经过多年经营，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击退了辽朝的问罪大军。 尝到战败苦果后的辽朝再也不敢轻视李德明，便改强硬为怀柔，于次年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而李德明也深知，如果不是于宋修好，党项人今日的强盛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平日里就告诫周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并乐于与宋朝方面维持表面上的君臣关系。
但这种表面上的君臣关系在定难军政权的年轻一代看来，却并不那么美好，尤以李德明之子李元昊首当其冲。李元昊出生于咸平六年（1003），爷爷李继迁因箭伤而死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婴儿，待其记事，李德明已经和宋朝修好多年了。因此，李元昊很难体会跌宕半生、痛失其父的李德明的苦心，反倒觉得李德明对宋称臣是怯懦的表现，并认为“衣皮毛、事畜牧”才是党项人应有的生活，至于对宋朝，则应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撒手人寰，李元昊继承其位，并开始了自己僭越称帝的计划。早在李德明在世时，就曾向辽朝为元昊请婚，辽朝出于牵制宋朝的考虑，自是欣然应允，而李元昊也通过联姻的方式获得了辽朝的支持。李元昊继位后，除了进一步打击吐蕃和甘州回鹘等敌对势力外，也开始了对进攻宋朝的前期准备。他先是在与宋接壤的边境要地修筑堡寨，后又四处派人打探有关宋朝边关的军事情报，甚至还贿赂宋朝官员令宋朝高层无法及时侦知自己的反意。北宋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夏王朝。
对于李元昊的僭越称帝，宋朝方面自然难以容忍，不仅下诏削夺了对李元昊的一切册封，并以高官厚禄悬赏李元昊的首级，谁能斩下李元昊的首级，谁就是下一任定难军节度使。对于宋朝的态度，李元昊并不意外，于是调集大军十万，奇袭宋朝西北重镇延州以北的金明寨，点燃了宋夏之间的战火。 对于元昊的入侵，宋朝方面自然也是调兵遣将加以应对，但因为澶渊之盟后宋辽的休战和李德明长期的对宋友好政策，宋朝兵将大多久疏战阵，再加上李继隆、高琼等功臣宿将离世多年，军中的将领大多勇武有余而智谋不足。所以，宋军在与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先胜后败，在所谓“西夏立国三大战役”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中，宋军的败因就与将领的轻敌浪战有着密切的关系。
例如，在好水川之战中战死的宋将任福，他在对夏作战中屡立战功，还因在夜袭白豹城一役中表现优异而获得升迁，但在好水川之战中，任福却因为轻敌冒进而落入了李元昊的包围圈，最终战败身死。至于某些关于宋朝崇文抑武、兵将不识以致落败的迂论，大多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屁话。
几番交战之后，宋朝方面发现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对夏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而辽朝的存在又令宋朝无法在西北地区投入过多的军力，以至于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庆历二年（1042），正当李元昊搅得宋朝的西北地区不得安宁的时候，辽朝借机向宋朝提出了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并以出兵南下作为威胁，最终宋朝不得不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换取辽朝的罢兵。庆历四年（1044），宋朝与西夏签订了“庆历和约”。正如前文所言，虽然在名义上李元昊并非皇帝，而是大宋的臣子夏国主，但实际上却另立乾坤，成为了宋朝在西北地区的巨大威胁。
如果仔细梳理定难军政权崛起为西夏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帝国，是一个自中唐以来的长期过程。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陷入藩镇割据的乱局给了定难军政权发展壮大的机会，而长期的战乱又令居住在银夏五州的汉民大量流失，成为了蕃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在“群众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地变化。 入宋之后，中原王朝虽然屡次尝试重新将银夏五州纳入统治，却因为北方辽朝的插足和银夏五州迥异于前代的自然、社会情况（土地贫瘠、蕃多汉少），使中原王朝的多次努力付诸东流，最终只能依靠羁縻和赎买的方式来维持脆弱的和平。
而这种羁縻和赎买，也只能满足定难军政权中的老一代，对于年轻一代的少壮派们来说，“衣毛皮，事畜牧”的生活方式才值得向往，而像辽朝那样称帝建国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至宋仁宗即位时，形势已是积重难返，宋夏之间必有一战。 虽然在与宋朝大军的连年拉锯中，西夏的少壮派们认识到“亲临渭水，直据长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们也确实在战争中获得了相比前代更大的利益。而在宋辽两国竞逐的大势之下，骑墙的西夏经常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西夏获得的实利。这种“两强对峙，一弱骑墙”的地缘格局，直到蒙古帝国这一超绝势力的崛起才被完全打破，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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