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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衍南:《金瓶梅》于《红楼梦》之影响研究[1](上)

 殘荷聽雨 2020-05-01



一、直的继承/横的对照

在《金瓶梅》之后,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又一高峰是《红楼梦》,由于两书都是「以家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写成之「家庭─社会」型世情小说,《金瓶梅》又比《红楼梦》早出,因而论者每每喜欢探讨两书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

不过若从既有文献来看,实在没有曹雪芹读过《金瓶梅》的直接证据,虽然小说第一回藉石头之口批判「风月笔墨」及「才子佳人等书」、第五十四回又见贾母讥评女先儿本欲演说的才子佳人故事,可以视为作者的文艺思想表白,但两处都谈不上构着了《金瓶梅》。

倒是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文字,第一次提出两书之间可能的密切关系,而且由于脂砚斋的特殊身分,论者也就不免把他的意见等同于曹雪芹的主张了。

脂评提及《金瓶梅》的地方共有三处,最具代表性的在第13回,此回写到贾珍为秦可卿买樯木棺材一段,有一条眉批:「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

从「深得」二字来看,脂砚斋似乎提示了二书的继承关系,这般认知从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不过,从另外两条脂评来看,脂砚斋强调的不见得是两书间纵向的借鉴,反倒是横向的对照。

先看第66回一条夹批,这回写到柳湘莲为尤三姐事向宝玉抱怨,提及贾府上下都不干净,他自己不做这「剩忘八」,脂批:「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

脂砚斋的意思是,《金瓶梅》的语言用度往往出奇致胜,然而《红楼梦》恐怕更高一筹。

换句话讲,脂评在这里并未提及「青出于蓝」,只在对照之后强调「青胜于蓝」。

尤其第28回写薛蟠说酒令一段的眉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既云两书「对看」,又问何者高下优劣,脂评在这里依然是只强调「青胜于蓝」。

综合三条脂评,第13回的脂评虽有《红楼梦》出于《金瓶梅》之意,不过稍后第28回、第26回则不再凸显这层关系,反而意在点出《红楼梦》胜过《金瓶梅》的事实。

大部分的论者便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以为《红楼梦》之于《金瓶梅》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清代读者多半同意两书的传承关系,例如兰皋居士《绮楼重梦.楔子》提到:「《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其事则琐屑家常,其文则俚俗小说,其义则空诸一切,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餍读者之目。」

这里所谓「规仿」《金瓶梅》,明显是指一种模仿、借鉴行为。

至于诸联《红楼评梦》有云:

「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

诸联首先用了《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的概念,这对后人(尤其是清末民初文人)影响甚大

其次,他不只讲脱胎,尤其指出这种青出于蓝又胜于蓝的过程,是所谓的「蝉蜕于秽」,这代表他认为《红楼梦》对《金瓶梅》是一种超越、升华、甚至扬弃,而且是蜕变自一个不洁、不雅、不美的前身─这个价值判断不但超出了脂砚斋的限度,而且普遍为后代论者所接收。

再则如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红楼梦读法》,则着意强调两书在题旨上的类同:

「《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者为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这个说法同样超出脂砚斋的评点,脂评「深得《金瓶》壶奥」、以及其他两处要求读者对照着看的说法,都是针对铺写事件情节的技法而言,尚未涉及小说的题旨,无奈张新之的意见对后代起了极大的影响。

本文的看法是,脂评并非着意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纵向继承」,脂砚斋真正在乎的是彼此的「横向对照」,出发点则完全基于两者同属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缘故。

何况脂砚斋不能代替曹雪芹发言,在缺乏曹氏阅读《金瓶梅》之直接证据的前题下,关于《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势必要更加谨慎。

本文以下的讨论,大概集中于三个方向:

一、两书共同的主题─尤其是流行的冷热、真假、财色等的说法─究竟是有意为之的继承,还是仅仅因为题材上的类同?

二、两书之所以神似,是基于一种刻意的借鉴,还是仅仅因为系出同源─同属以家族(家庭)生活为背景所写成之「家庭─社会」型世情小说─所以在技法上存在共同的倾向?

三、不管是否青出于蓝,《红楼梦》果真胜于《金瓶梅》吗?这个自清代以来为多数论者接受的想法,到底有没有被质疑的空间?

二、主 题

在《金瓶梅》仍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数十年间,几位读过小说的文人普遍有「奇快」的阅读感受,不过书中的风月笔墨同时又令他们感到紧张。

例如董其昌既觉得这部小说「极佳」,又认为此书「绝当焚之」;沈德符读后反应是「甚奇快」,但因为惧怕「诲淫」批判而拒绝了朋友的出版建议;薛冈承认此书系「有为之作」,但仍认为这部「秽书」应当「急投秦火」

以上几位明代文人的阅读反应,显然是摆荡于称奇/斥淫两个极端。

不过这些得以一睹为快的文人,并没有为小说题旨立下明确的解释,虽然袁宏道曾以汉赋名篇〈七发〉比拟之,让人不免联想小说的政治寓意,但终究是指涉不明。

至于万历四十五年《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几篇序跋,虽然分别强调小说「盖有谓也」、「盖为世戒」、「盖有所刺」,但是所谓、所戒、所刺为何,作者的著书旨意到底是什么,始终没有明确交待。

因此,晚明文人基本上没有对《金瓶梅》的主题提出具体意见。

清代首先对《金瓶梅》主题表达看法的是张竹坡。

他在自己编辑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把《金瓶梅》的地位拔高到「四大奇书」之首,除了提供一篇〈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并在书中写下大量评点,因而建立起《金瓶梅》成书以来第一套完整的诠释系统。

然而从卷首的〈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几篇文章,另外可以看出他对著书动机及小说主题的解释。

〈竹坡闲话〉提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此番「苦孝说」是关于写作动机的说明,只不过张竹坡并没有确实举证。

〈竹坡闲话〉又道:

「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

〈冷热金针〉亦道:「《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密钥乎?」

这里所谓的财色、冷热、真假,就是小说的主题─然而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又说:「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净,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

因此以「色空」代换「财色」也许更贴切一些。

张竹坡发现(发明?)的「苦孝说」著书动机,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所云,除了可以视为封建文人的道德想象(企图将小说面貌从「败德」导向「崇德」),主要还是为了洗刷「诲淫」形象,后人刘廷玑、文龙都曾因此受到鼓舞

然而相较于此,张竹坡率先揭示的《金瓶梅》主题不但被后人所认可,甚至还让人借来评论《红楼梦》。

前面提到的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红楼梦读法》,就已见他移植苦孝说、冷热说、财色说加以发挥;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总录》,更是不避嫌疑地直接照抄〈竹坡闲话〉: 

论来世界上最真莫过于纲常,最假不外乎财色。……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富贵是热,热则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贫贱是冷,冷则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不唯热冷二字可将真假颠倒到如此地步,且那热冷本身亦是无定的。……咳,自来是欲业使人迷于财色,由财色生冷热,冷热搅乱真假。彼辈作伪,为行其奸谄,使我辈之真皆致贻害。所以一展卷便论真假,结尾又讲冷热。

由于哈斯宝、张新之评《红楼梦》,和张竹坡评《金瓶梅》用的是一样的语言,因此现、当代学者大部分都相信,《红楼梦》明显继承了《金瓶梅》色空、冷热、真假的主题。

张竹坡反复揭示的色空、冷热、真假─用白话一点的说法,指的就是人的精力生命有限,所以世事变化无常。

《金瓶梅》第79回写到西门庆「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而已」的时候,词话本作者安排了一段「看官听说」:

「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尽,髓竭人亡。」(绣像本于此文字略有不同,主要是将「天机」二字改作「生机」。)

张竹坡在这一回的回评提到:「此回总结财、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诗放于西门泄精之时,而积财积善之言,放于西门一死之时。西门临死嘱敬济之言,写尽痴人,而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带不去也。」

竹坡显然认为,生命的脆弱与有限,是人生一切不满足的根源,可悲的是世人总看不透财色、真假、冷热的本质,往往在大限来临之际仍然固执于妄相。

《红楼梦》也企图表现这个主题,不管是跛足道人「好了歌」的内容、太虚幻境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涵、还是贾宝玉最后的顿悟出家,同样都是呼应一己生命有限、世事变化无常的主题。

问题在于,这个主题并非《金瓶梅》、《红楼梦》所独有,广义来讲,几乎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这样的感怀。

且不说抒情诗人中最旷达乐天的陶渊明,都不免写下「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诗句;传统说部中大部分的主角,几乎都有不能改变现实的无奈,

从《三国演义》诸葛亮的无力回天、《水浒传》众英雄的招安投降、《西游记》孙悟空的皈依佛祖……,都可以读出这些小说具备前述和《金瓶梅》、《红楼梦》一样的主题诉求。

只不过,《三国》、《水浒》、《西游》都有宏大叙事作为支撑,背后都有宣扬忠孝节义、或是佛法道箓的神圣意图,因此小说对生命局限、世事幻化所发出的感慨,反倒不容易为读者所重视。

不同于其他奇书的是,《金瓶梅》放弃了对大叙事的依赖,选择细节描写家庭(族)生活以广泛展览世态人情,尤其是将西门庆一家饮食起居、穿戴用度、游憩玩乐等各种生活面向都巨细靡遗地摹写下来,

除了更深刻地凸显出色空、冷热、真假─个人生命有限、世事变化无常─这个传统文学命题,也开展出明清世情小说一系创作风潮。

清人对《金瓶梅》于日常生活、世态人情的细节摹写是很「激赏」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首先赞道:

「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

刘廷玑《在园杂志》也说: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

满文本《金瓶梅》则道:「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诚可谓是书于四奇书之尤奇者矣。」

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金瓶梅》对日常生活一切琐屑那种不厌精细的描写,被视为小说史上的空前成就,而且对刘廷玑及满文版序文作者而言,这层意义甚至超越了小说的主题之争、奇淫之辩。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持同样的态度,他不但试图解释小说淫秽书写的原因,也无意探讨明清以来关于小说主题的推测,反而径直凸出《金瓶梅》于世情披露上的成绩: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

《红楼梦》在这方面也很有成绩,虽然小说较少涉及宁、荣二府以外的花花世界,但仍提供读者目不暇给的新奇感受。

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红楼梦总评》即道:一部书中,翰墨无不精善,技艺巨细靡遗,人物色色俱有,事迹事事皆全;

「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悞、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

君不见,这个惊奇的评论口吻,倒十分类同于评论《金瓶梅》的刘廷玑、以及为满文版《金瓶梅》作序的无名氏文人。

同样擅写世情的现代小说家张爱玲,对于《金瓶梅》、《红楼梦》的细节描写有其独特看法,她以为中国文学的主题永远是悲观的,因此唯有物质细节才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

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诠释向来有其独特性,但其信徒有时不免把自己对张爱玲小说的认识拿来解读传统经典,这在很多地方便有扩大诠释的危险。

例如郭玉雯就认为,《金瓶梅》、《红楼梦》的细节刻画除了可以传达言外之意,促成历历在目的生动效果,而且「不论是从作者或读者的立场而言,细节描写可以避免被过于明显的讽刺或巨大的悲哀吞没,可以维持着写作与阅读的兴致。」

这个说法容或有商榷余地,明清世情小说的细节化写作倾向,固然是作家的有意为之,但目的从来就不是远离主题或淡化主题。

《金瓶梅》在放弃大叙事之后,选择用细节描写家庭生活、广泛展览世态人情的策略,更深刻地凸显出「个人生命有限、世事变化无常」这个主题,

而《红楼梦》也是选择同样的方式,进行关于色空、冷热、真假的讨论,所以主题不管沉重与否永远都是清楚的,题材和主题根本就是两回事。

附带一提的是,《金瓶梅》以降世情小说作者普遍惊觉到细节描写的魅力,「有意为之」的结果,使细节描写于焉成为小说创作常态,

古典小说也就因此往现代小说的路程迈进,并且开始和伊恩瓦特(Ian P.Watt)《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Novel)所论及的西方小说一样,共同朝现代路向转折

所以,说《红楼梦》借鉴了《金瓶梅》冷热、真假、色空的主题,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比较准确的讲法是,它继承了《金瓶梅》探讨此一主题的策略和选材。

最有力的理由是,这一主题在其他小说、甚至其他文类的作品始终反复出现,只不过《金瓶梅》选择用细摹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的方式,使得这个亘古的文学命题特别容易被辨识出来。

《红楼梦》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只是它将描写对象,由明代中期的新兴暴发商人转为清代前期的封建世家大族,将其欲展现的世情生活,由市民阶层转为地主阶级罢了。

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举凡世态人情的书写,最终也都不免指向冷热、真假、色空的主题,因为世态人情当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自然是繁华落尽的苍凉萧索,这于焉触及到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的存在感叹。

同为世情小说的《红楼梦》和《金瓶梅》都凸显了这一特点,只不过《红楼梦》发出更多属于文人的感慨,《金瓶梅》于此则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夸大。

就读者反应而言更是如此,《红楼梦》的世界因为经过美化、神秘化的渲染,读者流连忘返之余自然对繁华落尽充满了失落感;

《金瓶梅》的世界则完全属于现实的丑恶,甚至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增强了如此这般的阅读印象,因而读者泰半从一开始就和西门庆之流保持距离,繁华落尽之后只有兴灾乐祸、额手称庆的快意感。

因此,绝不能说《红楼梦》有意借鉴《金瓶梅》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在文学史上堪称普遍的关怀,所以只能说是《红楼梦》客观继承了《金瓶梅》探讨此一主题的路径─即藉另一个世情「题材」来思考生命有限、世事无常的「主题」。

注     释

[1]    本文初稿原以〈《金瓶梅》對《紅樓夢》之影響平議〉為題,於環中國海研究學會舉辦之「第一屆中、日、韓青年漢學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2005年11月18-19日,日本長崎大學)。後據論文講評人、學報匿名審查人、及各方學者意見微幅修訂,改以新題發表。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尤其寶貴,特此致謝。

[2]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頁247。

[3]    同前註,頁675。

[4]    同前註,頁545。

[5]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45-46。

[6]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17-118。

[7]    〔清〕張其信《紅樓夢偶評》:「此書從《金瓶梅》脫胎,妙在割頭換像而出之。彼以話淫,此以意淫也。」(收入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216。)〔清〕曼殊〈小說叢話〉:「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當是的論。」(收入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04。)〔清〕包柚斧〈答友索說部書〉:「《覺後傳》、《牡丹緣》、《痴婆傳》、《奇僧緣》等書之脫胎《金瓶梅》,不善脫胎者也;《紅樓夢》之脫胎《金瓶梅》,善脫胎而已幾於神化者也。」(收入前引書,頁329。)〔清〕鵷雛〈稗乘譚雋〉:「《石頭記》則直為工筆矣。然細跡之,蓋無一不自《金瓶》一書脫胎換骨而來。」(收入前引書,頁332。)

[8]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54。

[9]    〔明〕袁中道:《遊居杮錄》(台北:台北書局,1956年),頁191。

[10]〔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5,「金瓶梅」條,頁652。

[11]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35。

[12]〔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尺牘類,「董思白」條,頁21。

[13]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

[14]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57。

[15]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65。

[16]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73。

[17]劉廷璣《在園雜志》和文龍的《金瓶梅》評點都可看出這一點。關於張竹坡、劉廷璣、文龍力抗「誨淫」陳説一節,筆者另有一文觸及:〈《金瓶梅》非「淫書」辨〉,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9期,2003年12月,頁169-192。

[18]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25。

[19]〔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梅節(校訂),陳詔、黃霖(註釋),《金瓶梅詞話重校本》(香港:夢梅館,1993年),頁1120。

[20]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04。

[21]一位匿名審查人提醒到,此處所謂「激賞」、以及下文所謂「驚奇的評論口吻」,不無可能是對清人情緒的誤判。對此,筆者猶需時間沉澱省思,因而暫不改動。

[22]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81。

[23]〔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子部雜家類,頁50。

[24]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5-6。

[25]魯迅以降之研究《金瓶梅》的現、當代學者,泰半受魯迅影響,把關照目光集中於小說世情刻畫的成就,反而不很以為小說可能的微言大義,關於這點筆者另有二文可參:〈《金瓶梅》有無「微言大義」之商榷──綜述《金瓶梅》研究的一個觀點〉,《書目季刊》37卷4期,2004年3月,頁79-94;〈《金瓶梅》「世情小說」論〉,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10期,2004年6月,頁79-100。。

[26]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9卷,頁180。

[27]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149。

[28]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來鳳儀(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143。

[29]郭玉雯:〈《金瓶梅》與《紅樓夢》〉,《台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8年5月),頁135-180。

[30]已有學者對此做出很有價值的比較,請參王增斌:〈《金瓶梅》文學估值與明清世情小說之流變〉,《山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卷第3期,1999年9月,頁3-9。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中国学术年刊》,2006,第28期(春季号)。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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