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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颌面外科医生大卫·赫希，讲述了自己作为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后的经历和感觉。以下为其在纽约时报上的自述。 我原本打算从专业角度看待疫情。但是作为病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在纽约市莱诺克斯山医院担任颌面外科主任。当冠状病毒在伊朗和欧洲传播的时候，我所在的医院正在为此做准备。医生们都全力以赴，这让我非常钦佩。 他们说：'疫情就要来了，而且将会来得很快。' 当时，就在几周前，我还会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拉平曲线，以及数字将如何飙升的预测，然后说：“这一切不可能都会发生。' 我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预测都应验了。 医院的非紧急手术在3月16日停诊。作为一名颌面外科医生，我的本职工作是为人们的口腔、下颌骨和面部进行治疗。但为了治疗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新冠肺炎感染者，我转而成为一名后备医生，在医院需要我的时候上阵支援。 我预计会去以下三个地方的其中之一：急诊室、重症监护室或检测门诊。 刚开始的时候，医院里出奇地安静。大家都在说疫情正在发生，但只有一两个病人入院。然而接下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100多个病人入院，大家都在讨论防护用品告急。 我在3月13日看了最后一个病人，然后把自己和家人完全封闭在我们位于纽约州萨芬市的家中。我有三个女儿，分别是18岁，15岁和12岁。她们仍要去参加派对和成人礼，但我很早就告诉她们，谁也不能去见。 起初我跟她们说：'你们可以各见一个人，但我想和每个人的家人谈谈，了解有什么危险因素。' 但很快到了3月15日，我又说： '不行，我们要封闭家门，不能见其他人了。' 现在家中就只有我们了。我觉得自己坐在家里很没用，于是开始去为医院找个人防护用品。这成了一场拉锯战。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信息，看看会不会有人伸出援手。我收到了一个回复，说是一个灭虫员可能有一些防护装备，我跟他取得了联系。 他说：'我没有N95口罩，但我有防护服。' 我说：'都寄给我吧。' 他还认识另一个人有几盒N95口罩，我让他们都寄到医院，转交给执行院长。 我已经准备好被叫回医院去帮忙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我病了。 3月25日星期三晚上，我半夜醒来，胃灼烧得厉害。我当晚并没有吃得太多，只是让胃疼弄醒了。我打了四个小时的嗝，而且严重消化不良。 第二天早上再次醒来时，我觉得很累，而且血糖也有点不对劲。我在一个小时内大概清了800次嗓子，然后病情就发作了。 我去了楼上，觉得非常非常难受：全身酸痛、头疼、发烧、断断续续地出汗、发冷，而且血糖仍旧异常。接下来的两天这些症状仍在持续，同时还出现了恶心和呕吐。 不过我下意识地觉得，我并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气喘。 到了3月28日，我怀疑是自己是得了新冠肺炎。我认识一些得了这病的人，他们是我信任的医生同事，而且他们的病症比我早一点。 他们说，到了第5天，我就会出现呼吸系统的问题。果然，第5天我开始气喘。大约在同一时间，所有类似流感的症状都有了一点缓解。我还在想，太好了，我的病开始好了。但紧接着我开始不能深呼吸了。 我已经47岁了。我在大学时练过摔跤，身材保持得不错，自觉还算强壮。我知道做无氧运动是什么感觉，但这次不一样。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也在公共场合演讲。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得过恐慌症。但在当时因为呼吸困难，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恐慌症发作。胸壁僵硬的情况会每次持续四个小时。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害怕，害怕自己会死。 我不得不停止使用社交媒体，不再接听电话。负面信息排山倒海，我无法接受令人痛心的统计数字和坏消息，病毒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想要的是积极向上的心态。我本该是一个硬汉，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懦夫。  这样的情况至少持续了几天，而我只是个轻症患者，有人经历了比我糟糕十倍、二十倍的折磨。 我也很怕不得不去医院治疗 ——我不想去医院。我知道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明白这病会让人感到多么地孤独。 如果新冠肺炎的感染者病情严重到要被送往医院，那种恐怖的感觉一定是世界上最孤立无援、最孤独寂寞的体验。进了医院，无人探访，而那些不光要照顾你还要抢救你生命的人，一样吓坏了，不得不穿上防护服、带上面罩和口罩。 于是，我试着在家建个医院。我给自己输液保持水分，我还有一个血氧饱和度仪。但这还是很难熬。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见过我的女儿们了。我待在我的房间，她们不得不远离我。我的妻子住在地下室，给我带来食物和非处方药。她大概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同事们也在帮助我：询问我的情况、发短信，告诉我该怎么做，将会发生什么。当我心情慌乱的时候，我就会联系我的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 还有我的摔跤社团：我已经大学毕业26年了，但还是不断收到老教练、队友以及现任摔跤手们的短信。这些人都是硬汉，坚韧不拔，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以前摔跤的时候，如果对手很强而我已经累了，我就会对自己说：'我是要停止对抗接受失败，还是要站起来做点什么？' 我就把这句话挪用过来鼓励自己。 和摔跤手们交流完，我就会起身去院子里散步。我尽量快走，但其实速度还是挺慢的，然后努力地吸一口气憋10秒钟，也许能把肺部扩张一下。 不管我整个过程中有多难受，我还是会起床，戴上口罩到院子里去。我绕着院子走了五圈，不让我的肺部消极怠工。那时我还想出了其他方法。比如说，如果要躺下，就以俯卧的姿势让胸贴着床面，这样更容易呼吸。 我在第8天醒来后，感觉好极了。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我错了。即使是轻症患者，病情也会不断反复，报复性地复发。症状大概缓解了12个小时后，胸闷气短又来了。到了第11天的时候，我开始有痰了。这是一个心理上的挫败，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可能已经转危为安，但现在它又回来了。 每当我觉得稍微好转一点，它就会卷土重来。到了第16天，我早上感觉很好，然后突然开始支气管痉挛，而且愈发严重。到了下午，我完全喘不上气，无法呼吸。我们开始使用一些新药和吸入器来打开气道——类固醇、沙丁胺醇——以增加肺部的空气流量。 鉴于情况恶化，第二天我的妻子带着口罩和手套开车送我去了急诊室看病。我去了两家急诊室，他们都不让我进去。他们要我待在外面，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是个医生，和新冠肺炎斗争了两个多星期。我告诉他们我想做个胸部X光片，我有心脏科医生和肺科医生——我只是需要做个X光片。他们断然拒绝了。 到了第三家急诊中心，他们终于肯给我做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我没有得肺炎，但肺部的支气管异常肿大，而且一直在痉挛。我吃了相当大剂量的药，现在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把病毒从我体内赶走。 我学到了很多经验。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你必须要有同情心，但同时你也要从情绪中抽离出来，这样才能完成工作中机械性操作的部分。至于这个病毒，它增强了我对病人脆弱情感的理解。 因为，在感染的时候，我很脆弱，也很害怕。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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