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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奥地利学者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发表，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诞生，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门格尔和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分别独立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边际革命，被誉为“边际三杰”。后来奥地利学者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继承和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扬光大。特别是庞巴维克，由于在资本理论和利息理论取得的突出成就，成为欧洲大陆最具声誉的经济学家，他的头像曾印在奥地利货币100先令上，这也是经济学家独有的荣誉。由于这些人都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称为奥地利学派。不过这个名称最初并不是什么褒扬的意思，而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同讲德语的奥地利同行的蔑称。 1912年，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集大成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发表了《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日臻完善，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米塞斯也跻身于欧洲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行列。1931年，应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邀请，奥地利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到英国讲学，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观点传播到现代经济学发源地英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特别是米塞斯、哈耶克成功预测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更令奥地利学派名声大噪。据统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占经济学家的比例为10%左右，这也是奥地利学派最为辉煌的时期。 1917年，苏联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后，米塞斯曾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派展开论战；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发表《货币论》，后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促进就业、扩大需求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哈耶克对此坚决反对，和凯恩斯的论战也是持续不断，达数十年之久。从最初的结果看，奥地利学派均告失利。随着纳粹德国横扫欧洲，由于米塞斯是犹太人，1940年被迫移居美国，哈耶克也加入英国国籍后到美国教学，奥地利学派的中心从奥地利转移到了美国。在应对大萧条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深得各国政府的欢心得以大行其道，一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纷纷改换门庭，转投凯恩斯的门下。一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屈指可数，仅剩下米塞斯、哈耶克和名气较小的拉奇曼寥寥数人。后来哈耶克主要精力也从经济学转到政治哲学领域，米塞斯几乎是靠一人之力顽强支撑，奥地利学派渐渐地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和美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凯恩斯的理论似乎失灵了，奥地利学派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地利学派吹响了复兴的号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里根均视哈耶克为导师，奥地利学派又开始得到重视，不过这种复兴似乎是昙花一现，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政府大规模干预似乎又成为不二的选择。1991年，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经过漫长、艰难的等待，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为奥地利学派复兴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但是和曾经的辉煌相比，奥地利学派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边缘。只有到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会有人想起还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 在中国，奥地利学派影响力似乎更加微弱。由于奥地利学派以批评马克思主义严厉而著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视奥地利学派为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笔者仅看到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通向奴役的道路》等不成体系的寥寥数本。台湾出版过相对较多的奥地利学派的著作。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陆续翻译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一些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如穆瑞.罗斯巴德、伊斯雷尔.柯兹纳、韦尔塔.德索托、赫尔曼.霍普等人的作品也陆续出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经典译丛，作为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得以系统传播。 尽管如此，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力一直不大，甚至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大多不知道奥地利学派。更多的是一些经济学的爱好者在学习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因此，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被戏称为“国奥”、“土奥”。笔者接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间不长，但是对其理论大为折服，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经济的切入点、主观价值、商业周期理论、方法论、动态分析等。因此，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边缘化的现象大为疑惑，也不断思考，愿意就此阐发一些粗浅看法。 对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各个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阐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促进人类福祉的增加。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对市场自由放任。但后来发展的各个经济学派，却对此观点不一。按照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的观点，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经济学派大体分为四派：一是绝对不信派，以计划经济派为代表。主张消灭市场，由政府计划严格管控经济；二是半信半疑派，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主张不仅要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共同控制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三是高度信仰派，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认为市场为主，政府可以适当干预，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率在2%---4%对经济是有益的；四是绝对信仰派，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认为各种干预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场的扭曲，使市场的参与者产生误判，最终会诱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坚决主张自由放任。 1929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权力对经济领域不断渗透，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尽管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而是“二战”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但人们错误地把这一功劳归功于新政，使得人们对政府产生更大的依赖，政府的权力更加膨胀。各个学派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理论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采纳，得以实施。虽然计划经济派赋予政府几乎全部的权力，由于计划经济的彻底失败，该学派已经式微。凯恩斯学派既赋予市场的作用，又给政府权力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得政府欢心。滞涨时代到来，凯恩斯学派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可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该理论仍是政府的首选。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奥地利学派多次进行了彻底批驳，但依然动摇不了凯恩斯学派得宠于政府的现状。芝加哥学派尽管高度信仰市场，不过仍然为政府权力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便成为政府的次优选择。当凯恩斯学派不灵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而奥地利学派坚持自由放任，极大地缩小了政府的权力空间，仅此一点就不被政客们喜欢。因为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对选民许下了各种承诺。如果哪个候选人告诉选民：选民应自己增加福祉，不要依靠政府，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职责。那些对政府依赖性很强的选民便会转投那些做出天花乱坠的许诺的候选人，而不会思考他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如，承诺大幅度减税，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依然有人相信政府是可以实现的。 各个经济学派的处境，类似中国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法家由于为皇权神圣、政府积极作为提供理论依据，始终能够得到重视。而老子无为的思想更多的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哲学，很少是政府施政的导向。只有当束手无策的时候，政府才会无为。例如西汉早期由于战争破坏，经济崩溃的局面不知如何收拾而被迫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出现了仓廪里新米压着旧米、库房里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的丰裕。此时，政府的无为之心消减，有为之志膨胀。汉武帝多次讨伐匈奴，最终导致国库耗尽、生灵涂炭。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实属幸运。但后代更多地记住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淡忘了政府的有为大多是百姓的灾难的教训。老子被奥地利学派认为是中国同道而推崇，二者命运可谓相似。 由于奥地利学派坚持自由放任，没有给政府权力留下空间，自然被政府弃之不用。奥地利学派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似乎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对奥地利学派极大的误解。奥地利学派并没有认为市场是完美的，而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交由市场解决优于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 同行对奥地利学派的排斥 主流经济学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吸收，完全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派存在。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其他学派的理论差别巨大、独树一帜，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往往认为奥地利学派固执己见，甚至固步自封。而且公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的课题经费往往来自政府，为政府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成为获取经费的重要手段。奥地利学派一直不受政府待见，如果投身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往往意味着资金的短缺，甚至衣食堪忧。如，米塞斯移居美国后，一直没有大学为他提供正式的教职，而是由私人基金为他提供学术支持，而大量庸碌之辈却占据着大学的课堂。尽管目前美国个别大学开设了奥地利学派的专业，但那些经济系的学生从学派资源、影响力和就业上考虑，也对奥地利学派望而却步。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在于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自由放任，在同行看来经济学家似乎无事可做，失去了存在价值，让人难以接受。于是“为稻粱谋”占了上风，因此，同行对奥地利学派大多排斥。这反倒是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原理的体现，因为在大多数同行看来谋生的价值高于传播好的经济学的责任，这真是一个悲哀。 不过，这依然是对奥地利学派的重大误解。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学理论距完善相差甚远。在资本理论、货币理论、信用理论、税收理论等诸多领域存在大量的谬误和空白，需要不断澄清、不断探究。 大众对奥地利学派的费解甚至是仇视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理论、动态分析、方法论等大大异于主流经济学，所以接受主流经济学教育较多的大众往往理解起来困难，认为奥地利学派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甚至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形而上学。哈耶克初次在英国开展学术讲座时，尽管面对是有一定经济学基础的受众，很多人依然没有听懂。当时哈耶克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德语口音固然影响讲座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是人们受主流经济学影响太深，理解起来费劲。 奥地利学派的结论往往和大众的直觉相反。例如奥地利学派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因为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低于边际工资，则无意义；如果高于边际工资，则边际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人们将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人们往往认为工人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谋求到更好的工资待遇，因此需要规定最低工资制度保护工人利益。而奥地利学派的结论是，最低工资制度看似保护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在损害工人利益。而边际工资的标准在哪里，只有市场能够给出答案。一个聪明的工人用朴素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两个资本家竞争一个工人，边际工资由工人决定；如果两个工人追逐一个岗位，边际工资由资本家决定。奥地利学派的结论和工人的期望严重不符，而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似乎是工人们有一种自信的假设---自己完全可以获得工作岗位。 奥地利学派尤为赞赏企业家精神。而现实中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会因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被人嫉妒。在对贫富差距扩大极其不满的大众看来，这太不公平了，而奥地利学派却在为不公辩护。但是，在自愿交易的市场里，并没有强买强卖。企业家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为大众提供了更好的产品而吸引人们购买。当他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时，很快就会失去企业家的地位。想想每当苹果手机新机型首发的时候，都会引起通宵达旦的排队，可这并不是苹果公司强迫大家购买，而是大家自愿。苹果公司的市值也屡创新高，而曾经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大众嫉妒那些更好满足自己需要的企业家致富，进而仇视澄清这种谬误的理论，这太令人费解了。 关于数学在经济学行的应用 在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一种理论是否科学往往能够成了判断对错的标准。作为科学之母的数学能否得到很好的应用，往往会起到评判理论是否正确的关键性作用。主流经济学往往通过需求曲线、就业函数、局部均衡公式等等推导出自己的理论，这似乎证明了自己理论是科学的，是经得起数学检验的。奥地利学派不赞同把数学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济人，现实是需求各异、知识分散、能力参次、有想法、会犯错的千千万万的大众。人的选择是多变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也可能不同的。三人可以成虎，但同一个人前三次相同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第四次的选择依然相同。这些都是用数学无法精确计算的。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主流经济学把人看成了没有思想的原子，因而通过一些恒久不变的假设，用数学方法进行推导。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人想改变自己不适的状态而达到舒适的状态这是不正自明的真理。但是何谓舒适状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正如吾之蜜糖，彼之砒霜，这是数学公式根本无法计算和表达的。奥地利学派视主流经济学派为”黑板经济学”。 两种观点孰是孰非，由读者自行判断。 对奥地利学派成就的低估，也降低了它的影响力 人们往往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突出成就是引发了“边际革命”。但这并不是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成就。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是从人作为主体出发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阐述的第一人。尽管主观价值理论并不是奥地利学派率先提出的，但是从人的欲望的满足出发研究经济规律，却是奥地利学派的首创。这和其他学派有重大区别，也是奥地利学派最突出的成就。米塞斯的巅峰之作德文书名为《经济学：行为和交换的理论》，后来英文出版的书名直接改为《人的行为》，更加突出奥地利学派从人出发研究经济的特点。其他学派往往从需求、供给、资本、生产、就业等等出发，似乎这些东西更具体、更客观也更容易揭示经济学的规律。笔者一直在想：如果离开了人，经济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目前还不得其解。 奥地利学派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对其传播产生了不利影响 由于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等人的母语是德语，转播范围更多是在欧洲大陆，对英语世界影响较小。门格尔计划分四卷完成《国民经济学原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发行后，门格尔始终拒绝再版，更加降低了影响力。当时，在现代经济学奠基人---英国人面前，欧洲大陆似乎没有太多的自信，而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审视而不是学习借鉴的态度对待欧洲大陆的同行的经济学理论。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英语世界几乎无人知晓，假如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能够早点被英语世界熟知，能否战胜凯恩斯学派的错误理论也未可知，毕竟历史不能假设。 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性格特点，似乎对其理论传播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其他人眼里这些人是固执、易怒、不好接触的一群人。门格尔曾经是奥匈帝国继承人鲁道夫皇子的私人教师，传授经济学。这本来是奥地利学派传播的大好机会，但是门格尔对自己的理论只字未提，而是更多地传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这太令人遐想了。米塞斯对平庸的同行缺乏容忍，在争论时往往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在主流学派的同行眼里，米塞斯古板、偏执、近乎自恋。这似乎也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人至察则无徒”。不过，米塞斯在自己的研讨班对待听课的年轻人却很和蔼、耐心，而且经常启发、提携。 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更愿意写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而很少写普及性的文章。经济学在大多数人眼里似乎非常深奥---这当然是主流新经济学造成的---造成和者甚寡。奥地利学派的论文很少在主流经济学刊物发表，更多地发表在米塞斯研究所主办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上，这似乎有自娱自乐之嫌，也削弱了奥地利学派的传播和影响力。 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主流经济学、政府、大众边缘化，但是不同时期，奥地利学派总有一些天才的人物出现，挽狂澜于即倒，如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德索托、霍普等人，使得奥地利学派在艰难中迎来转机。进入新世纪，奥地利学派更是复兴趋势明显，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占经济学家2%左右。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的书籍出版发行后往往脱销，一些绝版的二手书居然超过原价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并出现大量的盗版书，这在理论书籍方面实属罕见。 因为奥地利学派相信，人类的历史就是观念的历史。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正确的理论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前行，而是不断交织，甚至倒退。只有坏的观念被好的观念彻底驱逐，人类的福祉才能得到永久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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