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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键词 Key words—words’ key 这是“文化关键词”公众号的第45篇文章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源于宋人释《诗》，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既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又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通约性。 “《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一语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自董仲舒明确提出后，“《诗》无达诂”几近成了中国历代士人的共识。简要梳理一下自汉迄清《诗经》研究的概况，其汗牛充栋的著述、各抒己见的论说，足以证明董氏所谓“《诗》无达诂”确非虚言。然而，从“《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诗无达诂”说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 “诗无达诂”的理论内涵（上）：“从变” “诗无达诂”意指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不同的读者可以见仁见智。换言之，文学作品并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义，也没有一种确定不变的理解和解释。具体说来，“诗无达诂”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见仁见智”，读者与读者理解的不一致，这源于宋人的以己意说诗；其二，“原意悖谬”，读者与作者理解的不一致；其三，“诗无达诂而不诂”，既然文学文本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具有多义性，而且阐释者作出任何解读，都不会失之偏颇，所以主张诗之“不可解”也是“诗无达诂”的应有之意。 “诗无达诂”的理论内涵（下）：“从义” 诚然，在文学阐释活动中，阐释者不必拘泥于作者的用意，可以对文学文本进行自由的感发与联想，但阐释者并不能由此把文学阐释活动视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主体性活动。恰恰相反，阐释者对文学文本的感发和联想都应建立在对文学文本客观内涵充分占有的基础之上，并且都应在文学文本客观内涵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而不应像天马行空那样无所依傍。有鉴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解诗倾向：“诗无达诂而求诂”，即“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和“另类”求诂。 “诗无达诂”与西方阐释学 西方系统的现代阐释学是由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学生伽达默尔（H.G.Gadamer）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哲学阐释学理论与西方传统阐释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向度，但两者都与中国古代的“诗无达诂”理论有着密切的相通性。西方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因各执一端都有其自身的局限，而“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则不同，它在确定“从变”原则的同时，又确定了“从义”原则。虽然董仲舒所说的“从义”带有鲜明的政治络印，但它已启示后世解释者理解是自由和限制的统一。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典、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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