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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封建皇权社会中，类似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白帝城托孤”的“赞襄政务、以佐幼主”的托孤行为，并不稀奇。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皇权更迭过程中的“托孤”行为，更是常见；但根据皇权传承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不同，“托孤”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顺治朝初期的“亲王摄政”、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辅政”、乾隆朝初期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咸丰皇帝寄予厚望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和同治朝、光绪朝的“太后训政”等等，清朝的皇位更迭过程中，“托孤”行为以极高的频率，贯穿其中。 除了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对大清皇权的直接掌握，并不存在对皇权的“威胁”一说外。顺治朝初期的“亲王摄政”和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辅政”，对皇权都形成了几乎可以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实际威胁和挑战。 从实际效果来看，顺治、康熙朝皇权的实际威胁又集中在爱新觉罗·多尔衮和瓜尔佳·鳌拜这两位权臣身上。  爱新觉罗·多尔衮，后金政权创立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朝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驾崩以后，多尔衮在理性分析了大清政权当时的政局环境和对明局势后，大度让贤，拥立了皇太极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是为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时年6岁，君主年幼，多尔衮便和努尔哈赤之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共同担任摄政王，辅助处理国政。 顺治元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手握大清军队的多尔衮，迅速成为大清王朝实际上最高统治者，把持朝政、权倾朝野，权势凌驾于顺治皇帝之上，并获封“皇父摄政王”，形成了对顺治皇权的实质性威胁和挑战。 瓜尔佳·鳌拜，出身满洲八旗之首的满洲镶黄旗，清朝三代元勋、权臣，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手下最为信任的武将，被誉为“满洲第一勇士”。战功赫赫，为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清朝入关并成为统一中原地区的大一统王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顺治十八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身染天花，驾崩于养心殿，临终任命赫舍里·索尼、叶赫纳喇·苏克萨哈、钮祜禄·遏必隆、瓜尔佳·鳌拜为“辅政四大臣”，辅助年仅8岁的顺治帝皇三子——康熙皇帝处理朝政。  成为辅政大臣以后，鳌拜迅速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六年，首辅索尼病逝、次辅苏克萨哈被处死、遏必隆又依附于鳌拜，鳌拜成为实际上的朝政大权掌握者，正式走上了专权之路。 就上述两位权臣的权势形成历程来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于“亲王摄政”；瓜尔佳·鳌拜之于“大臣辅政”，都对大清皇权形成过实际上的挑战和威胁。多尔衮和鳌拜两人虽然从未明确表现过谋篡皇位的实际想法和行为，但两人对朝政大权的实际掌握、“为人臣子”却有着种种僭越逾制的行为，这在顺治、康熙两位帝王看来，俨然是“肉中钉、眼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也就是说，“亲王摄政”和“大臣辅政”这两种“托孤”方式，就皇权角度来看，都未达到预设目的，都对皇权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绝对性威胁。 那么，如果就上述两种“托孤”方式，相比较而言，哪种方式才是对皇权有利的所在？ 换句话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亲王，和瓜尔佳·鳌拜这个大臣，进行比照，谁才是大清皇权的真正威胁呢？ 本文就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对多尔衮和鳌拜这两位清初权臣予以详细解析，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解答。 爱新觉罗·多尔衮之“亲王摄政”  清崇德八年，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猝然驾崩于盛京后宫，其身后的皇位成为清朝皇室诸王贝勒、满洲贵族乃至满洲文武的头等大事。 经过数次“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商议，乃至两白旗和两黄旗一度快要兵戎相见、手足相残的关键时刻，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大清皇位，得到了满洲王公勋贵的一致认可。 对于此事，清朝当时的附属国——朝鲜的使臣所著《沈阳状启》中，有过明确的记载：
这里的“九王”即为“九贝勒”——多尔衮；“帝之第三子”，即为皇太极除庶妃所生皇子之外，事实上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福临；而“右真王”指的则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对于多尔衮提出的“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的说法，这里需要作出说明。 《清实录·清世祖实录》记载了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成为“摄政王”之际的“效忠誓词”：
这里明确了多尔衮两人的“辅政”之职，而并非“摄政”大权。 宣布就职以后，多尔衮两人随即对其余诸王贝勒也进行了相关约束要求：
这里两位“摄政王”也明确了其余诸王贝勒的“众议”之权，而且表明了对“众议”结果的绝对服从和执行。而且，顺治皇帝在继位之初，也明确了“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的朝政处理形式。 “摄政”，即为代替君主处理国政；“辅政”，则是辅佐君主处理政事；两者之前的权限，天差地别。也就是说，在顺治皇帝继位的最初阶段，多尔衮被委任为大将军，统军南下之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的职权只限定在“辅政”，而非“摄政”。大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还是诸王贝勒的共议制度。 换句话说，顺治朝初期的“托孤”方式还是比较理想的，大清皇室的诸多王公贝勒共同辅政年幼的顺治皇帝，展开对大明王朝、对大顺政权的进攻，逐鹿中原，并逐步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是，“经是好经，被和尚念坏了”，多尔衮成为大将军以后，尤其毅然处死了谋立自己的阿达礼和硕托两位皇室宗亲以后，其威望空前高涨。  崇德八年十二月，在多尔衮“大义灭亲”，重罚了自己的亲弟弟爱新觉罗·多铎和当初竞争皇位的唯一劲敌——爱新觉罗·豪格以后，多尔衮发布了一道对自己将来独掌大权至关重要的一道命令。 《清实录·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道“削减诸王贝勒权限”的命令：
也就是说，在顺治皇帝继位刚满四个月以后，多尔衮就剥夺了诸王贝勒“众议”国政的权力，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他和济尔哈朗两人手中。 在最初的亲王辅政顺序中，多尔衮为避嫌疑，将济尔哈朗放在了第一辅政亲王的位置上，自己则屈居第二。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更换了两者之间的次序。 《清实录·清世祖实录》有载：
 济尔哈朗，乃系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之子，相较于多尔衮而言，乃系顺治皇帝远一层的叔叔，再加上多尔衮对大清军队的绝对掌握，对两白旗、两黄旗的逐渐掌握，多尔衮一人独大的局面，迅速形成。 顺治二年五月，多尔衮又以“造第逾制，擅用铜狮、铜龟、铜鹤”等根本称不上罪名的“罪名”，将济尔哈朗“罚俸、罢辅政”；七月，又将自己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晋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基本取代了济尔哈朗的位置。 自此，多尔衮独掌大权的局面正式形成，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成为了多尔衮。 独掌大权以后，多尔衮对于顺治皇权的绝大威胁和挑战，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1、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多尔衮丢掉了一个臣子应有的礼制，对顺治皇帝不再行跪拜之礼。 2、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将一个君主的权限发挥到了极致状态，顺治皇帝被完全架空。 3、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规制依仗上，多尔衮已经有了“皇帝”之实。 4、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除了没有皇帝之名，多尔衮已经成为了大清事实上的皇帝。  就此来看，多尔衮对于顺治皇权的威胁和挑战，是绝对的，是实在的，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多尔衮在拥有“皇帝”之实的前提下，到底有没有“谋位篡逆”的想法呢？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顺治皇帝的重孙子，清朝最乐意为前朝功臣翻案的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三年，为多尔衮“洗脱冤屈”的时候，给出的理由颇为中肯。 《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有载：
乾隆皇帝认为，当时的多尔衮手握天下兵马，想要造反，夺取顺治皇位易如反掌。但多尔衮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数次给出“自今后有忠於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於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的至诚至忠之言，多尔衮实际上是“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的忠臣、功臣，并非宵小奸谋的奸臣、乱臣。  瓜尔佳·鳌拜之“大臣辅政” 有了多尔衮摄政的教训，顺治皇帝在临终之际，不得不再次面对“托孤”安排的时候，刻意摒弃了皇室宗亲，选择了满洲贵族大臣。 《清史稿·本纪五·世祖本纪二》有载：
顺治十八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身染天花，于临终之际将大清皇位传给了染过天花而幸存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是为康熙皇帝。同时，任命四位满洲贵族出身的信任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担任“辅政大臣”，辅助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佐理政务”。 从顺治皇帝对四位辅政大臣的安排来看，最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先进性”： 1、顺治皇帝选择了满洲贵族出身的大臣，而非皇室宗亲，从源头上避免了类似多尔衮擅权专政的局面出现。 2、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乃系久经考验的“勋旧重臣”，索尼、鳌拜更是在皇太极驾崩以后，坚定拥护皇太极一脉正统皇位传承而遭到多尔衮疯狂打击报复，忠于皇权的“功臣”。而苏克萨哈则以“告发多尔衮”而获得顺治皇帝信任和委以重任的“忠臣”；遏必隆则是屡立战功、份属礼亲王代善麾下的满洲勋贵，对于顺治皇权也是绝对的忠诚。  3、顺治皇帝在遗诏中明确了索尼四人的“辅政”之权，而非“摄政”大权。这就给四位威望极高、权势极大的辅政大臣，制定了权限范围和制约框架。再加上四人都出身满洲贵族家族，都各有拥有一定的拥护势力，能够形成良好的相互制约、监督、平衡的良好政治生态。 不可否认，经过了多尔衮摄政的教训以后，顺治皇帝对于“托孤”方式的选择，还是比较理性和正确的！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索尼等四位辅政大臣，在顺治皇帝的灵柩前宣誓，开始了辅政之路。 《清实录·清圣祖实录》记载了这份“就职誓词”的内容：
在这份誓词中，用“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语直接斩断了皇室宗亲参议国政、襄助政务的可能，为康熙朝的朝政开辟了新的政治环境。  就康熙皇帝刚刚接过大清皇位之际而言，开国功高诸王贬死殆尽，余下承袭各王政绩平庸，已经无法形成类似多尔衮一般，对皇权的有效威胁，甚至在顺治皇帝长达十年的严苛打压下，皇室宗亲对于皇权就只剩下“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份了。 也就是说，在顺治朝一度严重威胁皇权的“诸王贝勒”，业已消失殆尽；唯一有机会对皇权形成有效威胁的势力，只能来自于大权在握的辅政大臣了。 在“辅政四大臣”之上，还有一个身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代君主的孝庄太皇太后予以总控和制约。 《朝鲜实录·李朝实录》有载：
这里的“太后”，指的就是尚未被尊为“太皇太后”的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 由此来看，以孝庄太皇太后为核心、辅政四大臣为辅助的决策组织设定，似乎万无一失，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大清皇权的稳定与持久。 但是！  顺治皇帝和英明睿智的孝庄太后似乎都忽略了权臣之间必然会出现的政治现象——党争。 党争的结果有两个：一是，予以有效控制和平衡后，能够更加稳固皇权统治；二是，未进行即使控制，经过优胜劣汰以后，一党独大的一方，会形成对皇权的极大威胁。 很明显，在“辅政四大臣”之间形成党争之势的时候，孝庄太后并未进行有效的压制和平衡，甚至还在苏克萨哈找到鳌拜攻击的时候，给予了暧昧态度，间接导致了鳌拜独掌朝政大权、权倾朝野的负面结果。 对于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间的关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中有过明确的记载：
因为“出卖”旧主子多尔衮而获得顺治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舒克萨哈，被朝臣所瞧不起，而最早成为了鳌拜和遏必隆的攻击对象。  在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之间产生巨大矛盾之际，作为首辅大臣的索尼在干什么呢？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有载：
也就是说，对苏克萨哈同样不满的索尼，在三人的党争中保持了中立态度，甚至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皇帝亲政，以躲避党争之害。 康熙六年六月，首辅大臣索尼病逝，让三位辅政大臣之间的党争很快有了结果。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有载：
“辅政四大臣”中，排名前两位的索尼和苏克萨哈都已经离世，遏必隆有党附于鳌拜，鳌拜开始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专权时期。 鼎盛时期的鳌拜，对于康熙皇权的具体威胁表现在什么地方？ 1、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在和康熙皇帝争论对苏克萨哈的处理办法时，鳌拜几乎强行“命令”，甚至以粗鲁动作“胁迫”年仅14岁的康熙皇帝，下达处死苏克萨哈的命令。 2、清初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其所著的《康熙帝传》中，有过这样一句记载：
就当时的行政机构设定而言，掌握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六部”，就等于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直接对康熙皇权形成了绝对威胁。 3、《清实录·清圣祖实录》有载：
鼎盛时期的鳌拜，已经成为了第二个多尔衮，将国事、政务全部掌握于自己手中，在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内部形成统一定论后，就予以施行。六部九卿对于鳌拜而言，只是下属，只能听从的份。 而且，根据康熙皇帝列举鳌拜的三十款大罪来看，“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倚仗凶恶、弃毁国典”、“欺朕专权、恣意妄为”等等罪行都是对康熙皇权的极大挑衅和践踏，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也就是说，鼎盛时期的鳌拜，虽然和多尔衮一样，并没有明显的“谋位篡政”行为，但其诸多罪行已经对康熙皇权形成巨大威胁的同时，还肆意践踏和挑衅了皇权权威。鳌拜对康熙皇帝做出的“攘臂上前，强奏累日”行为，犹如当时多尔衮手下强行“挟持”顺治皇帝前往多尔衮府中“视疾”一样。 但多尔衮毕竟是“皇父摄政王”，抛去君臣之礼不言，还有着“长幼有序”的理由；而鳌拜作为一介臣子，对康熙皇帝的“大不敬”行为，就另当别论，就是对皇权的直接威胁了！ 所以，笔者认为，在“托孤”行为中，“大臣辅政”的形式虽然有着诸多先进和合理之处，但因为鳌拜的过分举行和僭越行为，让这种理性的“托孤”方式成为了较之“亲王摄政”，对皇权更具挑战和威胁的行为。单就皇权威胁来看，“亲王摄政”较之“大臣辅政”，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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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白衣钱子 > 《清朝[1616——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