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该为房父去世负责？】2000年4月9日，家住重庆梁平县的房昌渝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老家广安的信。打开一看，他和妻子顿时感到十分震惊——这封信居然是他父亲写来的。可实际上，他的父亲早在11年前——也就是1989年就已经去世了。 震惊之余，房昌渝拿着这封信仔细察看了一下，发现父亲写信的落款时间为1978年12月4日，信封上的邮戳虽说有些模糊，但也能辨认出是写信的次日，即1978年12月5日。看来，写信的第二天，父亲就将信寄出了。但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22年后他的儿子才看到这封信。父亲更不知道，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父子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都是因为这封信引起的。 原来，房昌渝的父亲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8年乎反，这封信就是告诉儿子这件事的。却没想到，儿子接信后对这么重要的事居然没有反应。为此，父亲于1979年年初专程来到儿子家，责问儿子。 房昌渝：“我说我没收到过信，可他说，‘怎么这么久没收到?’他认为我撒了谎。” 父亲又伤心又气愤地走了，房昌渝也是又委屈又生气。从此，父子俩再没联系过。 房昌渝原来是隔一段时间给父亲写封信，还要寄钱回去。可是，由于这封信，他再也没有寄钱回去，也没写信，他和父亲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 随后父亲落实了政策，并安排房昌渝的弟弟顶替了工作，这使房昌渝更加怨恨父亲。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父子间的结始终没有解开。而如今，房昌渝看到了这封信，才终于明白父亲当年为什么会责怪和不相信自己。回头想想父亲去世前的十年中，自己因此而没能尽到孝心，越想心里越窝火，他认为都是因为这封信造成的。思前想后，他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房昌渝：“一封信走了20年，难道说邮局没有错吗?这件事太让人气愤了!我要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房昌渝开始一趟趟地往县邮政局跑。邮政局的领导也很重视这事，马上将与这封信有关的同志都叫来询问了一遍。 梁平县邮政局平信分检员曾伟：“这封信的姓名、地址写得非常清楚，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分发出去，不可能有什么错误。” 梁平县邮政局投递员杨仁江：“这封信是我下午三四点钟从(分检)那边抱过来的，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就送到他家里了。” 虽然分检和投递环节都没有延误，但是邮政局领导还是向房昌渝表示歉意。可说到责任问题，邮政局却觉得不太好说。 梁平县邮政局副局长邹祥平：“要查清楚这个事情，难度太大，因为跨的年份太大了。X年啦，说实话，当时有关经办人员有的退休了、有的过世了。连当事人——房昌渝的父亲也过世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但房昌渝坚持要弄个清楚，眼看与县邮政局谈不拢、说不清，他一气之下，将这事反映给了当地的报纸媒体。负责发稿的记者为慎重起见，在发稿前特意将这封信送到重庆市公安局物证技术中心检验。 原重庆《西南工商报》记者吴红金：“我们主要是对这封信进行鉴定，看看这封信和写信日期相不相符?信的邮戳是不是1978年12月5日?”两天后，物证中心检验的结果出来了。 重庆市公安局物证技术中心陈红英：“检验意见就是：该信笺生产时间和信的书写落款时间不详，该信封背面的邮戳可能是‘四川重庆1978年12月5日。”由于无法下肯定性的结论，物证中心最后只出具了一份检验意见书。 2000年9月15日，房昌渝向梁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要求县邮政局首先赔偿8分钱的邮资并在报刊上向他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整。 2000年10月17日，房昌渝手里握着重庆市公安局物证技术中心出具的检验意见书》，胸有成竹地走上了法院。不料被告县邮政局当庭提出：信件是由一名记者拿去送检的，不符合法定程序，因此，要求对该信进行重新鉴定。法庭同意了被告的请求，决定将信件送去重作鉴定。 重庆市公安局物证技术中心陈红英：“经过重新鉴定，发现这封信封口处的污染程度太大，无法确定开拆时间；另外，发现信封封口处的粘性物有两种：一种是粮食浆糊，一种是胶水；再有，时钉12月5日和前面的年钉‘19’的整体油墨附着程度和油墨里面填充料的颗粒度明显不同。” 这次检验的结果，既无法肯定信确实是20多年前寄出的，也无法排除有人在寄出邮戳上做了手脚。因此，第二次送检也没有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2001年1月12日，梁平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第二次的鉴定意见虽有新的内容，但仍不是肯定性的结论；并且这个案子已经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所以，法院驳回了原告房昌渝的诉讼请求。对此，不仅原告房昌渝不服，被告邮政局也提出了上诉。 梁平县邮政局副局长邹祥平：“法庭一审认定那封信走了二十几年，对此，我们有异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信件交寄时间不清楚，无法确定在途中的时间；且根据邮政法规定，邮政企业对平常邮件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为此，2000年9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