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外展服务中的个案介入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展工作在香港开始发展，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年。在香港,所谓“外展青年”指的是那些不愿受家庭、学校或工作的约束,经常成群结伙地流连于街头、运动场、娱乐场所、消费场所等公共场所的青年,亦称“边缘青年”。

“街头摘星计划”容桂街道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项目自2015年1月1日启动，是佛山市首个补救性的青少年夜间外展服务，专责为13至18岁居住在容桂街道的青少年，尤其是两类重点青少年群体——“闲散青少年”和“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提供预防违法犯罪服务及补救性服务。

对比两岸青年外展工作的服务群体，虽然界定名称不同，但在群体特征中却有着较大的重合性。

因此，“街头摘星计划”项目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亦不断学习香港的外展工作模式，结合本土青年的文化特征，搭建适合本土青年的外展工作模式。

项目透过“超前预防-临界介入-矫正预防”的三级预防服务模式，联动街道教育局、司法所、团委、社区民警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为青少年开展普惠性的超前预防教育，为重点两类青少年开展临界介入，为有需要的社矫青少年开展社区矫正辅导。

个案工作属于三级介入模式中矫正预防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对象大部分是已陷入高危处境的青少年对象，如已辍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参与打架斗殴事件等。

针对高危的外展青少年，社工就着在个案跟进中的探索，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

主动出击

外展青少年主动求助的意识薄弱，若社工期望案主主动找上门求助则机会渺茫。从外展青少年自身的角度看，他们往往不认为自己处于高危处境，对于自我的认知和行为的判断都存在偏颇。

因此，社工发掘外展个案往往需要主动出击，发掘外展青少年的潜在危机。例如，通过开展外展青少年喜爱的打边炉活动，在活动中穿插话题互动，通过观察外展青少年在活动中的言行判断其可能存在哪些危机，并在活动后就着观察到的内容深入挖掘，引导青少年思考自身处境隐藏的危机，推动其发展成为案主。

另一方面，在日常维持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中，外展社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对服务对象状态的敏锐触角，从服务对象的言行、动态中揣摩服务对象可能陷入的处境。

当服务对象在言行或线上动态中表露出难过，希望他人关注、愤怒等强烈的情绪信息时，社工要把握时机，进行关怀和介入，打开青少年的话匣子。

案例：小徐和小张一对情侣参与社工开展的煮食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徐活动中途离开，在一旁接听电话，言语情绪亦十分激烈，当中出现“报警”、“不回来”等字眼。

挂断电话后，小徐随即蹲在一旁默默哭泣。社工立刻介入了解，得知小徐与家人在电话中发生争执。

社工安抚小徐情绪并了解事情经过，得知小徐因为与小张的恋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而闹僵，小徐亦已经离开家中和小张搬出来独自租房居住。

小徐家人因此报警，而警方要求小张在今天内到派出所报道交代事情的经过。社工得知该紧急情况，将活动移交协助社工带领，随即陪同小张前往派出所报道。

事后，社工评估到两名青少年除了有早恋和潜在的性危机行为外，亦同样存在家庭矛盾突出及存在辍学风险等危机，籍借此次机会，分别二人单独开案跟进

二

走出个案室的大门，随机应变

推动外展青少年主动成为案主很难，但同样难的是保持其案主角色，和持续改变的动力。

外展青年不喜受规范约束，往往对于坐在面谈室内中规中矩地面谈非常抗拒，若社工过分强调传统的面谈方式，往往会错失与案主开展面谈的时机。

因此，与外展青少年的面谈很多时候需要走出个案室的大门，在保证私密性的情况下，在路上、奶茶店、街边或其他单独相处的场合进行面谈。

相较于传统的个案室面谈，室外的场所令外展青少年更为放松，更容易放下戒备。另一方面，外展青少年具有的不确定性，需要社工应当下的情境灵活转变跟进方式，做到及时介入。

案例：案主小何深夜被友人叫去帮忙打架，但去到现场发现对方人多势众，不敢加入，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微信上向社工求助。

而当时已经是深夜10点半，社工亦已经不在站点。社工透过微信电话联系案主，了解案主的的情况，并劝说案主不要介入，离开现场。

社工亦同时联系社区警长，告知有街头群架的情况，请警长加强巡逻。案主在社工的不断引导下，决定离开现场，返回家中。

而在案主回家的途中，社工每隔半小时与案主联系，确保案主的安全，直到案主返回家中，才结束与案主的联系并在第二日再次约见案主面谈

三

巧用工具打开案主心扉

外展青少年的戒备心很重，加上需要开案跟进的青少年往往是非自愿的案主，因此在个案跟进初期，社工与案主的信任关系尚未完全建立时，案主不愿意将真实情况分享给社工。

亦有一种情况，是案主思路不清晰，对于事情的表述不知从而说起。在这些情况下，社工往往需要借助工具帮助案主打开心扉，理清思路。社工常用的工具除了各种测量表外，就是各种投射工具，如套娃、投射卡等。

（1）测量表格：在个案介入的工作中常用的测量表有：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自杀倾向量表（SIOOS）等。

不同的测量表适用于不同的个案情况，如针对近期有重大事件发生，情绪低落的案主，可通过情绪类自评量表（SAS、SDS）对案主进行自评；针对处于人生交叉点，对未来就业有迷茫的案主，可采用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

需要注意的是，社工使用量表更多是帮助社工及案主更好了解案主现时的状态，是一个参考数值。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受社工角色的局限，社工自身并不能通过量表帮案主断症。当社工评估案主可能有患病的可能时，应该建议案主尽快到正规的机构进行测评。

案例：案主小陈因为失恋向社工求助，期间多次表述自己情绪状态，有想死的冲动。社工得知案主这种情况，建议案主可以通过量表测试一下自己的情绪得分。

在征得案主同意后，社工通过SDS量表、SIOOS量表为案主进行自我评估。并随后根据案主的得分和案主一起分析分数后面所代表的含义。

案主在面谈中表露出期望走出情绪阴影的决定，社工随即与案主一同思考如何尽快走出抑郁情绪，并列些行动清单，鼓励案主作出实际行动。

（2）投射工具：社工在面谈中，亦时常会用到投射类的工具，主要是帮助案主能够从另一种视角更好分析事件。

在投射类工具中，社工常用的是套娃和投射卡。套娃工具在帮助案主整理其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清晰自我在关系中的定位有明显的作用。

而投射卡作为一个工具，则是从侧面帮助案主表达心中所想。很多时候，案主内心的想法很多，但不知从何说起，而案主所选取的卡片从侧面映射出案主的内心。

籍借着案主选取的卡片内容，透过一些引导性的询问技巧能帮助案主顺畅表达出心中想法。投射卡的使用亦可使用与活动的分享和反思过程中。

案例：小杨妈妈因为女儿频繁夜间外出，不愿上学与社工约见面谈。在面谈中，社工得知女儿与父亲的关系紧张，而父亲亦因为女儿多次的出格行为作出许多过激反应（跟踪女儿、频繁报警、骚扰女儿朋友等），女儿亦对回家感到愈发抗拒，家庭关系陷入僵局。

社工通过套娃，让妈妈选取不同外形和大小的套娃代表家庭不同的角色，并加以摆放。透过提问和套娃摆放的情况，社工帮助案主分析家庭现时存在的矛盾和困难，同时促使妈妈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作用，促使妈妈思考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家庭走出困境。

四

多系统介入，共同促进案主成长

外展个案对象在面谈时，出于不同的原因，往往会选择隐瞒部分信息。社工在跟进案主的过程中，若只是单独和案主本人面谈，对案主的分析往往不够全面。

同时，个体存在于环境中的，既影响其所在的环境亦反过来收到环境的影响，若要推动案主成长，单凭社工一人的力量太过微小，社工亦要化身为桥梁，推动案主周围系统中的人一起帮助案主成长。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社工认为，在个案跟进的过程中，要促进多系统的介入，包括案主的家庭成员、学校成员、朋友等，综合评估案主的情况，并推动案主周围的人动起来。

案例：案主小陈进入新学校环境中，出现适应不良，称自己收到了新班级同学的排挤，在面谈过程中大吐苦水。

社工几次面谈给予案主建议，但案主的反馈都是不奏效。社工困惑，询问案主是否愿意提供学校老师的电话，让社工与老师沟通，但案主表示强烈的反对，而在之前的接触中，案主对于社工接触其身边的人表现非常反感。

社工对于案主的不配合感到疑惑，私下透过案主妈妈拿到案主班任老师的联系方。向老师了解情况后，社工得到与案主所讲的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面，了解到案主因为自身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而不受同班同学欢迎。

考虑到案主对于社工联系其老师强烈的反应，社工决定暂时保密与老师联系的事情，并与老师一起制定帮助案主融入班级的计划。

同时，社工亦保持与案主妈妈的联系，推动妈妈在家庭网络中给予案主支持。

透过这种方式，社工表面上是单独做着案主一人的工作，但在暗地里还推动着老师和家人共同发力。

 

本文简单总结了社工在过往跟进外展个案中的几点经验。作为外展社工，在服务过程中，体会到外展青少年的不确定性与高危性对于开展服务的难度。

因此，在服务的过程中，社工亦要适应服务对象的差异不断调整跟进方式。社工坚信，每一位青少年都是特别的个体，他们有不被人察觉的潜能与闪光点，社工要协助他们寻找自身的优势、潜能和闪光点，成为夜空中闪闪发亮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