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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119）  【摘 要】鹿形象是欧亚草原地带早期金属器上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依据鹿形象的地域特色划分，欧亚草原地带具有三支鹿形纹样文化传统：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东部传统出现于公元前14—前9世纪的中国北方地区，其影响至蒙古高原以及南西伯利亚地区；公元前8—前6世纪，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中部传统诞生于阿尔泰和图瓦地区，其向东影响到中国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7—前3世纪，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在黑海北岸地区兴起，传播至中亚及中国北方地区。 欧亚草原是世界上最宽广的草原地带。自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游动性生活方式的发展，欧亚草原逐渐进入游牧社会，欧亚草原地区人群在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些人群创造了大量辉煌灿烂的游牧文化，这些游牧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广泛流行的动物装饰艺术是其共同特征之一。 动物纹是游牧遗存中最常见的艺术主题，而鹿形象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对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鹿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其往往出现于政治、宗教、文化生活之中。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3世纪欧亚草原的各个区域均发现了大量与鹿有关的考古遗存，依据载体不同，主要包括岩画、鹿石、金属器上的鹿纹样等三大类，此外还包括少量木雕、骨雕等。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鹿形象，金属器上装饰的鹿纹样分布地域最广、数量众多，且其艺术形象独具特色，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许多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动物纹饰发展 、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时都涉及金属器上鹿形纹样的研究，但目前鲜见研究专文。本文即以欧亚草原地带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上的鹿形纹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对于金属器上鹿纹样的起源、发展、传播等问题进行探讨，求教于学界。 一、欧亚草原地带早期鹿形纹样的三支文化传统 依据欧亚草原地带各区域所发现早期金属器上的鹿形纹样的特征，可将早期鹿形纹样划分为三支文化传统。 （一）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 欧亚草原西部区也被称为草原的欧洲部分，西起喀尔巴阡山东麓，东至乌拉尔山南部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区是鹿形纹样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这些鹿形象主要见于斯基泰文化及萨夫罗马泰文化的金属器之上，其中以写实性极强的卧鹿形象及鹿形格里芬形象最具特色，二者代表了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斯基泰人是欧亚草原上著名的早期游牧人群之一，依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载，其主要活动于黑海北岸地区和库班河流域 。斯基泰文化的动物装饰艺术非常发达，这些动物艺术风格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根据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早期（公元前7—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6—前5世纪）、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三个阶段 。鹿形象是斯基泰文化动物装饰艺术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 在早期斯基泰艺术中，鹿形象在斯基泰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斯基泰人随身佩戴尺寸较大的牌饰很多都是用这种动物装饰的。这一时期平卧的鹿形象是具有斯基泰人群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图一中1、2、4），其具有较高写实性，但也加入了夸张化和程式化的表现手法。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装饰有鹿形象的杆头饰（图一中3）。 与早期相比，斯基泰文化中期的动物装饰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鹿依然是广泛的装饰题材（图二中1、5），但是形制发生了变化，很多鹿角或身上长出鸟头（图二中2、6、7），有学者将这种形象称为鹿形格里芬 。格里芬本是源于西亚的一种鹰、狮混合的神兽，其形象在斯基泰文化中较为常见，应是波斯艺术对于斯基泰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斯基泰人很可能将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鹿崇拜之中，创造出一种鹰、鹿混合的神兽。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很多描绘有豹、鸟或格里芬捕食鹿场景的金属饰件（图二中3、4）。 斯基泰文化晚期达到了巅峰状态，与周临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希腊文化对于这一时期动物装饰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希腊因素在斯基泰晚期文化动物装饰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斯基泰人还是保留了部分自身特色的装饰艺术，例如蹲伏的鹿形象，整体造型与之前斯基泰文化常见的鹿形象非常一致，不同的是鹿身上多了格里芬和狮子等动物的图案（图三中1）。鹿的形象还见于一件杆头饰上（图三中2）。还有一件金柄铜镜，柄部装饰有鹿和格里芬的形象，但是线条非常粗糙（图三中3）。此外，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狮子或格里芬捕食鹿的艺术题材（图三中4）。 萨夫罗马泰文化大约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同时，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了斯基泰的东部邻居萨夫罗马泰部落分布在顿河以东地区。萨夫罗马泰文化的动物纹虽然没有斯基泰文化发达，但是在等级较高的菲利波夫卡墓地中也有大量发现。墓地整体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上有大量动物纹装饰艺术，其中鹿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动物题材 。鹿的形象多种多样（图四中4），有透雕立鹿（图四中3），也有透雕卧鹿（图四中5），还有猛兽噬鹿的形象（图四中2）。在M1出土了26件站立的公鹿形象器物，木质，外面包裹金或银箔（图四中1）。 公元前7世纪起，鹿形象开始出现于斯基泰人使用的金属器之上，成为斯基泰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动物纹饰，这反映了斯基泰人对于鹿的崇拜，写实性极强的卧鹿牌饰是其代表器物之一。公元前6—前3世纪，斯基泰人创造出一种鹰、鹿混合的神兽，即鹿形格里芬。同时，还将猛兽噬鹿这一艺术题材运用于金属器装饰之中。与之相邻的萨夫罗马泰文化中的鹿形纹样明显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写实性卧鹿和鹿形格里芬形象极大地丰富了欧亚草原地带金属器上的鹿形纹样，开创了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 （二）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中部传统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公元前8—前6世纪，中期为公元前5—前3世纪，晚期为公元前2—前1世纪。由于晚期年代较晚，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因此这里只讨论前两个时期的鹿形纹样。早期的动物装饰艺术比较简单，多表现在装饰品上。这一时期鹿形象并不多见，其中在阿尔泰地区曾采集到一件铜镜，上饰五只鹿和一只羊（图五中1）。中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即为巴泽雷克墓地 。巴泽雷克墓地中动物纹艺术非常发达，主要包括羊、猫科动物形象及格里芬等。但由于大墓中珍贵的器物多被盗掘一空，因此动物纹多发现于木头、皮革、丝绸、毛毡等文物之上。在这些文物中，写实的鹿形象并不十分多见，其中发现了皮革制作的鹿形装饰（图五中2）及虎噬鹿装饰（图五中3），此外还发现了木质的立鹿装饰（图五中4）。鹿形格里芬形象十分发达，发现有人体鹿形格里芬纹身（图五中5）、格里芬马面饰（图五中6）、木质的鹿形格里芬雕像（图五中7）等。图瓦地区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在该地区发现了以图瓦阿尔然王冢为代表的一批早期游牧文化遗存。依据文化特征，这一地区早期游牧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早期为公元前9—前8世纪，中期为公元前7—前6世纪，晚期为公元前5—前3世纪 。早期动物纹装饰虽然数量不多，但造型优美，其中出土了多件站立在杆头饰上的山羊造型装饰物。这一时期鹿形象多见于鹿石上，金属器上未见鹿形纹饰。中期时，动物纹种类大增，主要表现在金器上，包括有站立的金鹿等单体动物饰件（图六中1、2）。此外在图瓦地区还出土了一件铜刀，刀柄上浮雕有成排的鹿纹，柄首则是卧兽的形象（图六中3）。图瓦地区晚期文化动物纹艺术非常发达，动物形象以站立的单体山羊为主。鹿在木盒上装饰比较多，金属器上鹿形纹饰并不多见。在图瓦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众多动物纹中，多是实际生活中能够见到的动物，很少见到格里芬或怪兽形象。塔加尔文化是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一支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7—前3世纪。塔加尔文化中动物装饰艺术十分显著，数量最多的为山羊形象。鹿形纹样主要装饰于牌饰之上（图七），而猛兽噬鹿的题材非常少见。在里海东岸的中亚草原地区生活着多支游牧部落，他们就是塞人，又被称作“塞克”，《汉书》中称之为“塞种”。其活动地域广大，几乎遍布整个中亚草原地带，主要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天山七河和费尔干纳及帕米尔地区，考古学上一般将其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称为萨卡文化。萨卡文化的繁荣期约为公元前750—前100年之间 。这一广阔区域内，除费尔干纳地区不甚流行动物纹外，其余地区均具有较发达的动物纹装饰艺术，且动物纹集中流行于公元前7—前3世纪的较早阶段。与斯基泰文化中鹿形象的重要地位不同，萨卡文化中似乎猫科动物与大角山羊形象更为流行，但也发现有一些鹿形牌饰（图八中1、3~6）和鹿形格里芬形象（图八中2）。鹿形纹样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动物纹样，这一地区主要流行的动物形象为山羊和猫科动物。除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文化中流行着鹿形格里芬纹样外，其余各文化中很少见到鹿形格里芬形象。此外，猛兽噬鹿的艺术题材在这一地区也不常见到。但是，这一地区较早阶段的鹿形纹样独具特色。在阿尔泰及图瓦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中，我们都能见到一种装饰于刀柄或铜镜上用线条勾勒出的较为粗糙的写实鹿形象（图五中1、图六中3），其与早期鹿石中的鹿形象十分接近，这种纹饰成为了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鹿形纹样，形成了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中部传统。 （三）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东部传统 欧亚草原的东部区自阿尔泰地区到松花江、辽河流域，这一地区孕育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鹿形纹样。 公元前14—前9世纪，即中国历史的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在中国北方地带出现一种柄首为动物头部的剑或刀，刀剑柄部的动物头部往往有一对立耳，兽角后背成扁环形，以往绝大多数学者将其认作鹿首，故这类刀剑常被称为“鹿首刀”或“鹿首剑” 。在河北抄道沟 （图九中4）、张北县（图九中7）、陕西墕头村、河南妇好墓（图九中6）、辽宁十二台营子（图九中1）、弯柳街、新疆花园乡（图九中3）、北京市均发现有此类器物。此外，这类兽首刀剑在同时期的蒙古地区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发现（图九中2、5、8、9）。这种青铜器分布格局明显表现为从中国北方向蒙古高原以及南西伯利亚传播的态势。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鹿首”形象，我们会发现其与我们对于鹿形象的传统认识并不符合。一般认为，鹿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歧枝的双角。而这类兽首刀剑，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其盘状的双角与山羊更加类似。林沄先生已指出这类刀剑上的兽首实际应为野山羊头 。
二、欧亚草原地带早期鹿形纹样的 传播与交流欧亚草原上的早期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这使得各族群之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交往。上文中，我们将欧亚草原地带所发现早期金属器上的鹿形纹样划分为三大传统，其分别代表了欧亚草原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鹿形纹样的特色。但实际上，各个地区所发现的鹿形纹样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地区发现的金属器上不仅具有该地区特色的鹿形象，还具有其他地区所流行的鹿形纹样。这种鹿形纹样的多样性，反映着欧亚草原上不同族群的文化交往，甚至是人群的流动。 公元前14—前9世纪，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铜刀上装饰的鹿首形象很可能是欧亚草原地区发现金属器上最早的鹿形纹样了（图十中1、2）。这类装饰题材诞生于中国北方地区，是该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兴起的兽首刀剑中的一种。鹿首刀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构成了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东部传统。在马里亚索沃也出土有一件卡拉苏克青铜刀，其柄首的兽头也是具有歧枝鹿角的鹿形象（图十中3），显示着这种鹿形纹样具有从中国北方地区向蒙古高原以及南西伯利亚传播的态势。可是这一传统影响的深度有限，进入公元前1世纪后在欧亚草原上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器物，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东部传统就此中断了。 公元前8—前6世纪，位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阿尔泰和图瓦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中的金属器上开始出现鹿形纹样，其中装饰于刀柄（图六中3）或铜镜表面（图五中1）的鹿纹样，不仅年代早，而且独具特色。这种鹿形纹样均用简单的线条勾勒而成，造型粗糙质朴，与稍早时期的鹿石上的鹿形象十分接近，其是金属鹿纹样欧亚草原中部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简单的鹿形象向东传播，在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进入繁盛期。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中，部分金属器表面装饰有鹿形象。在小黑石沟M8501及92NDXAIIM5出土的青铜短剑的柄部均装饰有鹿的形象（图十一中1、2），剑柄上的鹿纹均以简单的线条塑造出多只前后排列的完整大角鹿形象。同时在征集所得的5件青铜圆环牌饰中，也用简单的公元前8—前6世纪，位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阿尔泰和图瓦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中的金属器上开始出现鹿形纹样，其中装饰于刀柄（图六中3）或铜镜表面（图五中1）的鹿纹样，不仅年代早，而且独具特色。这种鹿形纹样均用简单线条表现出大角鹿形象（图十一中3）。 这种运用线条勾勒的动物纹样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并不常见，显然不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明，其明显是受到鹿形纹样欧亚草原中部传统的影响。小黑石沟M8501出土的青铜牌饰还塑造出双鹿交媾的图案（图十一中4）。但须注意的是，此时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受到了中亚草原的影响而出现了相似的鹿形象，但其数量很少，表明二者交往的深度十分有限。此外，在欧亚草原西部的晚期斯基泰文化中发现的金柄铜镜柄部也有类似的鹿形纹样（图三中3），其与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中部传统可能也存在着联系。
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各游牧文化中，鹿形格里芬纹样并不常见，但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却是一个例外。在公元前5—前3世纪的巴泽雷克墓葬中，我们见到了许多鹿形格里芬的形象（图十二中4~6），这些形象很可能来源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在战国晚期内蒙古西沟畔墓地出土金饰片（图十二中9、10）、陕北神木纳林高兔墓出土金冠饰（图十二中8）、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金饰片、银扣饰图十二中12）上都发现有类似的鹿形格里芬形象，其年代多在战国晚期，晚于阿尔泰地区，应是鹿形格里芬纹样经由巴泽雷克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此外，在阿尔泰地区还发现过一件公元前5世纪的皮革装饰，上面饰有一只虎和鹿角相结合的神兽形象（图十二中7），这种形象应当是鹿形格里芬的一种变体。无独有偶，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晚期的黄金牌饰上面装饰有类似的形象（图十二中11），其显然来自于阿尔泰地区。 独具特色的写实卧鹿纹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的斯基泰文化之中，这种鹿形象作为欧亚草原西部传统的代表性纹样，直到公元前3世纪依然能在斯基泰文化及萨夫罗马泰文化中见到（图十三中1~6）。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与斯基泰文化基本同时的塔加尔文化和塞克文化中，我们都发现了类似的卧鹿纹饰（图十三中7~10），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卧鹿形象明显来源于斯基泰文化。公元前4—前3世纪，这一鹿形纹样传播至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在新疆石门子墓地M6出土的青铜卧鹿牌饰（图十三中12）与斯基泰文化中的卧鹿牌饰基本一致。在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IIM6（图十三中13）和内蒙古西沟畔墓地发现的金饰片上（图十三中14、15）也有类似的卧鹿纹样。另外萨卡文化中发现了一种将鹿形格里芬与写实卧鹿这两种来源于欧亚草原西部的鹿形纹样相结合的卧式鹿形格里芬形象（图十三中11），在内蒙古西沟畔墓地中也发现一件饰有类似形象的金饰片（图十三中14）。
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写实卧鹿、鹿形格里芬等形象均属于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这些鹿纹样经由欧亚草原中部各文化，传播至中国北方地区。战国中晚期时，中国北方地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然而，中国北方地带又可细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东区、以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高原为主的中区和以甘青地区为中心的西区，各区域发现金属器上的鹿形纹样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反映了各区域与欧亚草原中西部地区联系的密切程度。中国北方地带东区发现的东周时期鹿形纹样极少，仅在河北宣化小白阳墓葬和怀来甘子堡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铜鹿形牌饰，这里不见欧亚草原上流行的写实卧鹿、鹿形格里芬等形象，这表明此区域与中亚的联系极其微弱。中国北方地带中区是鹿形纹样最为流行的区域，写实卧鹿及鹿形格里芬形象在此都有大量的发现，其中，鹿形格里芬纹样在中亚地区主要在巴泽雷克墓葬中流行，反映着中国北方地带中区与阿尔泰地区的密切联系；同时，阿尔赞墓中出土的金鹿冠饰（图六中1）及巴泽雷克墓中出土的金马面饰（图五中6）说明鹿形象在图瓦和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人群的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在陕北神木纳林高兔墓中出土的鹿形格里芬金冠饰（图十二中8）则反映着阿尔泰、图瓦地区鹿崇拜文化影响到了中国北方地带中区。然而，中国北方地带西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似乎有着不同的孔道。依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在甘宁地区发现的鹿形纹样并不多，更不见具有代表性的写实性卧鹿及鹿形格里芬形象。相反，该地区山羊纹样十分流行。这些特征与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天山七河和费尔干纳及帕米尔地区的萨卡文化十分相似。这似可说明，与中国北方中区不同，战国中晚期中国北方西区与阿尔泰、图瓦地区早期游牧文化并无太多交流，其与中亚地区往来的对象是萨卡文化，并且这一交流路径很有可能是通过新疆地区完成的。 猛兽捕食鹿是欧亚草原动物纹中一种常见的题材，这一纹样在欧亚草原各个地区都有发现，尤其是在欧亚草原西部的斯基泰文化和中国北方地带的戎、狄、胡文化中最为常见，但是二者在猛兽噬鹿的艺术形象上具有较大区别。斯基泰文化中的猛兽噬鹿形象具有动感，图像多样化，既有虎噬鹿形象，也有格里芬与鹿搏斗的场面，有极强的艺术特色（图十四中1、2、9）。战国中晚期中国北方地区所流行的猛兽噬鹿纹样却高度程式化，这种纹样经常出现于青铜带饰之上，如在宁夏陈阳川墓地 [37]（图十四中6）、张街村墓地（图十四中8）、内蒙古石灰沟墓葬 [39] （图十四中7）发现的青铜牌饰上均发现有虎脚踩鹿的图案。从年代上来看，斯基泰文化中的猛兽噬鹿形象出现较早，且具有向东传播的趋势，我们在萨夫罗马泰文化（图十四中3）、巴泽雷克墓地（图十四中4）和新疆阿合奇县的库兰萨日克墓地（图十四中5）都发现有类似的动物纹样。然而，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程式化虎踩鹿形象是否是受到斯基泰文化中的猛兽噬鹿形象影响而产生的，目前尚难判断。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欧亚草原西部的萨夫罗马泰文化中发现了一批金银片包裹木芯的圆雕鹿形象，这些鹿全为有角公鹿（图四中1）。而在中国北方地带的戎、狄、胡文化中，也开始流行一种腹中空的圆雕鹿形象，在陕北纳林高兔墓葬（图十五中1、2）、内蒙古玉隆太墓葬 [42] 、速机沟墓葬 、石灰沟墓葬 、宁夏杨郎墓地（图十五中3、4）、于家庄墓地、撒门村墓地、刘坪墓地均有发现，其有银质，也有青铜质，有带角公鹿形象，也有无角母鹿形象。由于两地分隔较远，我们目前很难确指二者是否存在源流关系。但这一现象说明，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欧亚草原上的金属鹿纹样摆脱了以透雕牌饰为主的艺术形式，流行起了圆雕鹿形象风格。在战国中晚期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还发现有一些其他鹿形象，如在内蒙古呼鲁斯太2号墓出土立鹿铜镜 、甘肃马家塬墓地出土的立鹿银牌饰 、宁夏于家庄墓地出土的双鹿交配牌饰等，大量存在的鹿形纹样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游牧化程度极高，但这些鹿形纹样数量较少，其来源尚不十分清楚。 综上所述，欧亚草原地带早期金属器上所装饰的鹿形纹样依据地域特色可划分为三支文化传统。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东部及中部传统出现年代较早，传播地域局限于中国北方地区、蒙古及中亚草原，其影响深度较小，反映此时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各族群间虽然具有文化交流，但联系并不十分密切。鹿形纹样的欧亚草原西部传统出现年代较晚，其深刻影响着整个欧亚草原地带，这反映该时期欧亚草原地带各族群间文化交流异常紧密，其交流甚至可能是以人群迁徙的形式完成的。  作者介绍 张寅（1986—），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战国秦汉考古。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16C KG 00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亦得到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15H 001）和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外文化交流视野下的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项目编号：15SZYB08）的资助。
本刊物入选2017-2018CSSCI集刊。 2018年起，目前出版单位已经由东南大学出版社调整为上海书画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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