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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字伯陵，原名薛仰岳，有敬慕岳飞之意，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国军众多将领中不可多得的虎将，他本人也有个薛老虎的外号。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称得上功勋卓著，自淞沪会战始，他指挥或者参与指挥了十余次对日军的战役，尤其以万家岭大捷和三次长沙会战最为著名，歼灭日军极多。 自从武汉失陷之后，日军就对长沙虎视眈眈，由于长沙中国战略大后方的门户，位置及其重要，故而第九战区的国军也是精锐云集。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在薛岳的指挥下，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会战前的战略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先败后胜，同样重创了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利用了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的轻敌冒进，大败日军，战绩可谓辉煌。 但是坚守了五年之久的长沙城，在1944年5月末第四次面对日军进攻的时候却没能再次击退日军，从外围战斗直到长沙沦陷尚不足一月，成为豫湘桂大溃败的一部分。 如果从豫湘桂大溃败的整体视角来看待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败，那就是来谈国军在这一阶段的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第九战区，放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军事指挥上，则能更加直观地看到第四次长沙会战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薛岳在指挥作战上的一个重要缺点——容易即骄满轻敌，这对一个将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我们先来看这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和第九战区在兵力上的投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第十一军（冈村宁次）10万余人，第九战区24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第十一军（阿南惟几）12万余人，第九战区30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第十一军（阿南惟几）6万余人（部分抽调南下作战），第九战区30万余人。 至于第四次长沙会战日军（指挥官为横山勇）的参战兵力现在一共有四种说法，12万、 17万、 20多万、 36.2万，这其中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我们现根据日军战史如《一号 作战之二—— 湖南会战》、《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全史》略作分析日军的参战人数。  甲种师团 4个，即第三、第十三、第一一六、第二十七师团，平均兵力约为19000人，乙种师团1个，即第三十七师团，兵力14205人，丙种师团5个，即第三十四、第四十、有第五十八、第六十四、第六十八师团，平均兵力为12500人左右。总计兵力近16万人。 另有独立步兵第五旅团和三个野战补充队共计2.6万人和第十一军直属部队（航空兵、炮兵、装甲部队等）6万人，故而参与第四四次长沙会战的日军为25万人左右。 而此时第九战区的军队人数仍为10个军30万人。 我们知道，国军正面作战想击败日军，兵力最起码要为日军的三倍，而此时日军与国军的兵力比为2.5:3，明显是国军在兵力处于极大的劣势。  那这和薛岳的骄满轻敌有什么关系呢？骄满轻敌有一个非常明显在表现就是在战前不明敌情。 薛岳虽然知道日军将对长沙展开进攻，但是对于日军调集了如此大批的部队却是没有太多防备，比如第27师团、战车第3联队及炮兵4个大队、第64师团等日军部队的调动薛岳则一无所知。 虽然薛岳似乎也有准备，曾向重庆方面请求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不过这不能掩盖开战之前的“不知彼”的巨大问题。（点名批评第九战区总参谋长吴逸志，情报工作都做不好） 除了因轻敌而“不知彼”外，薛岳还在因轻敌导致战术的因循守旧，对其引以为傲的天炉战法过度迷信，造成了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也是导致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其实这一点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就已经吃到了苦头。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他以一贯的分进合击的路子进攻长沙，结果遭到了薛岳的反包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他以为日军新任指挥官阿南惟几没怎么打过仗，一定也是冈村宁次的老套路，结果阿南惟几以重兵中央突破，迅速打穿了薛岳的防线，最后还是陈诚围攻宜昌给薛岳解了围，这才有了先败后胜。 而第四次长沙会战薛岳又认定日军一定还是会搞中央突破，那么他就可以仍然运用天炉战法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办法对日军实施反包围。 但是薛岳似乎忘了两点。第一，天炉战法之所以能后退决战争取外翼，先决条件就是兵力的绝对优势，（比如第三次长沙会战的30万对6万），这样才能保证中央的“炉膛”不被击穿。  第二，如果横山勇吸取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置重兵于两翼薛岳又该怎么办？ 结果横山勇不仅仅兵力占优，同时在两翼置重兵打击薛岳的外翼部队，又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造成日军能以两个师团近4万人毫无顾虑的围攻长沙，而长沙的守军不足1万，不管是在整体还是局部都陷入了绝对的劣势，长沙的沦陷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都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薛岳显然不是无能之将，但是主将轻敌，岂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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