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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上，一件来自蜀王府的“蜀世子宝”金印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次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也让张献忠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关于张献忠的讨论也再次成为了军事历史爱好者的热门话题。 就在前阵子，咱们写文章谈了郑成功集团在明清战争时期，在基本战略与作战策略上的一些争议性做法。文章发出来之后，有些读者对郑成功部队在福建、广东一带作战时实施的屠杀、屠城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乃至在文章底下回复“谎言，都是清帝国制造的谎言”。还有些读者则顺带提到了更著名的、争议更大的“张献忠屠蜀”事件，认为同样也是清帝国制造出来的、为清军入川屠杀遮遮掩掩的谎言。那么，“张献忠入川屠蜀”、“湖广填四川”真的是清帝国所为、尔后栽赃给张献忠的吗？张献忠在四川内真的是“只杀地主，不伤百姓”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开坑专门谈谈这一问题。 记载张献忠屠川事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之一——《圣教入川记》 其实，要大伊万来说的话，认为“张献忠在四川屠完了四川人”，和认为“张献忠屠川是清帝国制造出来的谎言”，这两种言论很大程度上都走了极端：先说前者，张献忠所部自明崇祯十七年开始大举入川，到清顺治三年开始败逃出川，大西政权真正实现长期控制的也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北、川西一小片地盘，其余部分不是被南明军队余部继续掌握，就是大西军队因实力不足无力掌控，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想“杀光四川人”，也没地方杀去；再说后者，根据目前学界已经发现的、于明清易代之际写成的四川史料，其中记载有张献忠屠杀事件的正史、野史、地方史、个人笔记等起码有四百五十多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明遗民”所作，虽然明史大拿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曾经对这些代表着明帝国地主阶级利益的文人立场提出过质疑，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行为相当严重。至于把一切帽子都扣给“清帝国栽赃嫁祸”，难道清帝国会花大力气编造出几百种史料、甚至还编造出一堆禁书来嫁祸？更不用说，当时还有几个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在张献忠军中经历了全程，他们根据这段经历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一直到1918年才在国内出版，这时候连清帝国都灭亡七年了，难道这本书也是清帝国的遗老遗少们组织起来泼脏水？未免过于荒诞。 反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浮雕，“湖广填四川”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毁灭的直接结果 那么，张献忠所部在四川省到底干了些什么、其人是否真的如一些历史民科所言，在四川“只杀地主，不杀百姓”呢？咱们还是先从张献忠所部入川开始说起好了。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正月，正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作战的张献忠部队得悉李自成在西安建元称帝的消息，为避免与已经控制了陕西、河南广大地区的大顺军发生冲突，张献忠决定率部西进，向四川发展。大西军沿着长江向川渝进攻，连克夔州（今奉节）、涪州（今涪陵），六月进占重庆，随后主力向成都继续进攻，并于八月初九占领成都，大西军占领成都后，张献忠分兵四进，开始攻略成都平原的土地。到1644年年底，李定国率兵攻克保宁（今阆中）、孙可望率兵攻克茂州（今茂县）、艾能奇率兵攻克雅州（今雅安），张献忠自己则于十一月在成都建元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则用了一个略显不伦不类的“大顺”。就这样，张献忠领衔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初步建立了统治秩序。 大西政权所铸的“大顺通宝”铜钱，“大顺”是张献忠的年号 应该说，张献忠在大西政权建立之初，还是颇想以四川为基本盘做一番事业的，先宣布对西南各省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而后又严格约束入川的大西军人，宣布各将“严禁擅自招兵”、“禁娶本土民女”等等，这些政策颇受当地百姓欢迎。虽然也时不时针对当地反抗的地主武装与明朝宗室展开屠杀，但在整体上还是相对克制的，《绥寇纪略》就评价说这一时期的张献忠“志在帝蜀，虽好杀，时有所纵舍”，张献忠还在成都颁布新历、开科取士、任命地方官吏，一时成都平原等地还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645年夏天的局势，大西政权已经被处于南明势力和清朝的包围中 但是，好景不长，张献忠在四川“有所作为”的日子没持续几个月就迅速结束了：一方面，是因为大西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税收与财政收支体系，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恢复生产、发展农商的措施，政权运行的费用、军队的给养保持着浓厚的“流寇”本色，银子靠抄掠本地富户或明朝宗室，军粮没了就派兵四出“打粮”，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不仅得不到彼时作为社会中坚的地主、文人的支持，还把本地百姓都迅速推到对立面去了，纷纷“逃散殆尽”、“聚众入山，结寨自保”；另一方面，大西军自进入成都之后，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北面的大顺政权就在清军的打击下崩溃，来自清方的军事压力陡增，而南面、东面等则密布着南明政权、地主团练、少数民族的多支武装力量，作战形势又一直非常紧张。二者结合起来，也迫使大西政权不得不迅速采取非常手段维持川内统治的安全。 成都青羊宫内景，这里曾是张献忠屠杀四川读书人的地方，原有的铜制青羊塑像也被张献忠毁掉拿去铸钱 从1645年春大西军丢重庆开始，张献忠与四川百姓的关系陡然恶化，乃至认为，只有杀光反抗者才能保证政权安全，只有杀光反抗者才能获取大西军作战急需的银两、粮草。因此从1645年夏季开始，大西军开始在统治范围内大肆屠杀“逆民”，各种酷刑尽出，其手段之残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大西军杀得越狠，反而迫使四川的百姓反抗越剧烈，以至于大西政权派往各地的地方官，当不了两三天就被当地百姓杀掉。这使得张献忠的神经更加紧张，杀人也更加频繁，而在大西政权内当官的外来官员左丞相汪兆麟等人，为避免四川本土文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还在拼命唆使张献忠屠杀当地官员和读书人，宣称四川老百姓造反，是本地读书人煽惑的结果。为此，1645年的冬天，张献忠借口“开恩科取士”，把川北、川西各县的读书人全部强制带到成都“应考”，然后统统杀光，根据欧阳直所撰写的《蜀警录》的记载，当时“二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斩入水中……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漂流而去”，一次性就斩杀了五千多蜀中的读书人，而杀了一次张献忠还不满足，张献忠后来又组织了两次“开恩科”，前前后后足足杀掉两万多蜀中学子。 2002年，成都新南门立交桥工地发掘出“万人坑”，经专家鉴定为明末清初的尸骨坑，位置和各种史料所记载的张献忠屠杀城中百姓的位置基本对应 此时，张献忠杀人已经杀到了有点病态的程度，不仅大肆屠杀有煽动嫌疑的读书人，还认为成都的市民也有“通敌”嫌疑，也必须统统杀光。于是当年年底，张献忠亲自部署了对成都的“洗城”行动，这次行动万幸被当时在成都传教、与大西政权关系密切的两名罗马教廷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亲眼目睹，在《圣教入川记》中详实地记载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张献忠的部队先控制住成都各门，只留南门口，随后在城内挨家挨户驱赶百姓从南门出城，聚集在开阔地带，四面遍布大西军骑兵，百姓们纷纷对张献忠求饶：“我等都是大王百姓，并未曾犯国法，何故被杀？乞大王饶命！”但此时张献忠已经到了狂躁状态，居然纵马跳入人群疯狂践踏百姓，并招呼士兵立即动手杀人，一时间成都南门口变成了屠场。成都百姓几乎被杀尽后，张献忠又下令把成都城郊的百姓迁入城内居住，此次残暴的屠城行动连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都看不下去了，对部下哭道：“哀哉无辜小民，杀戮尔等者，已绝吾等之望矣。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岂不惜哉！” 江口沉银考古现场发现的装有银锭的木匣，和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装金银的方式完全一致 到清顺治三年，伴随着清军、南明军事压力的逐渐增大，张献忠对川内局势已经日渐绝望，流寇做派又故态复萌了，他开始准备放弃四川，寻找其它地方落脚。由于大西军在成都经营了接近两年，搜刮的财物也的确不少，走陆路难以运输，因此张献忠一开始准备走水路沿江东下，回到长江中下游去另觅发展。1646年夏，大西军出动战船千艘，连樯而下，准备顺岷江过眉山、乐山，从宜宾进入长江，但是船刚出成都没多久，就在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遭到了南明将领杨展的水师拦截，一场大战后，大西军惨败，大量金银财宝全部沉入了岷江之中，带来了流传数百年的“江口沉银”的传说。而2016到2017年夏季由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织的考察队，果然在彭山区江口镇发现了大量沉入岷江中的、由木料封闭的明代白银，还有大西金册、蜀王金印等珍贵文物，从侧面印证了如《蜀难纪实》等文献记载的大西军屠蜀的真实性。 位于成都宽窄巷子景区的“成都古城墙遗址”中关于张献忠将成都变为废墟的内容 大西军在江口惨败后退回成都，只得改走陆路，由于南面已经被南明都督杨展挡住了去路，东面重镇重庆早已丢失，大西军只得迎难而上，迎战已经占据汉中、准备南下入川的清帝国肃亲王豪格。在第二次离开成都之前，张献忠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然再度下令，对不久前迁入城中的成都百姓再度进行屠杀，大西军先挖好了多个十几丈宽的大坑，然后大肆搜掠城内百姓，十个捆成一组，让大西军士兵一个个全部砍死。实在来不及砍的就推到坑里活埋，随后又把成都给付之一炬。在大西军离开成都后，千百年来锦绣繁华的锦官城，“街衢杂木成拱，野行百里，不见行人”。甚至到了清顺治四年清将李国英打进成都后，成都的情况还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经过兵灾、大疫，随后又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虎患，张献忠部对川西、川北部分区域历时不长的统治，终于把四川的一部分区域给折腾成了一座野生动物园。 位于四川省西充县凤凰山的“张献忠殉难处”石碑，现已淹没在荒草中 但是，到这个时候，张献忠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在离开成都之前，似乎预感到自己此去九死一生，张献忠“尽杀其妻妾”，仅有的一个小儿子年龄尚小，“亦扑杀之”，并宣布其战死后位置由孙可望继承。大西军北上不久，由于带着老营行军，家眷太多，行动极其迟缓，张献忠又下令把随军家属全部杀死，一时间“妇女尸身堆集如山”。随后由于军队军粮供应不上，且感觉军内四川士兵军心不稳，张献忠甚至开始用其它省的士兵屠杀军内的四川兵！等到杀光了四川兵，张献忠依然嫌人太多，又开始使用自己陕西的“老本”兵屠杀其他省的士兵，最后甚至开始屠杀大西政权的文职官员。大西政权和大西军经过几次劫难后，士卒都被内部屠杀数万，官员甚至被屠杀到只剩下二十五人，在同清军豪格部接战时，军心严重涣散，张献忠本人也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并未做出高烈度的抵抗就被清军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豪格、鳌拜等人射死，其余大西军则开始分路南下，一代枭雄张献忠与其建立的大西政权就此烟消云散。 位于四川省梓潼市七曲山大庙中重塑的张献忠像，形象参照了原有清代塑像的特点 因此，说了这么多，咱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一，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行为是确凿无疑存在的；二，这种屠杀并不是贯穿于整个大西政权的始终，而是阶段性存在的，尤其是大西政权走向败亡之际，屠杀最为惨烈；三，张献忠的屠杀在前期主要针对明朝宗室和反抗的士绅，但后期已经完全不分良莠，屠杀了大量无辜百姓，甚至还屠杀了大量自己的士兵及士兵家眷；四，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大毁灭，张献忠的屠杀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虽然可能是其中一项相对重要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这段惨烈的历史已经远去数百年，大伊万也真切地希望，这类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房湖公园内的“张献忠圣谕碑”，和所谓的“七杀碑”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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