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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石棺是一个中凹石槽，这里边盛有某位高僧的骨灰及舍利子，石棺之上盖有一个莲花状的石棺盖。同时，石棺又是经幢的底座。经幢主体成锥形八角体，上刻有陀罗尼经全文，并有“大宋开宝五年”和“女弟子刘氏”字样。经幢之上是两个形状基本一致，一反一正相扣的八角莲花顶。
该经幢在濮阳的出土意义非同寻常：它历经１１２８年的地下生活，如今重见天日，为我们揭示出许多历史之谜。
一、经幢直立埋于地下１米处，各组件组合有序，不破不损，说明经幢并非因天灾人祸等原因毁于地下，而是在经幢凿成之初，就按照当时佛家的惯例，深埋于地下的。为何要深埋，这当然与那座石棺有关，显然是寺内某高僧圆寂之后，为了安葬他而特制的。而这位高僧圆寂的时间就是大宋开宝五年，即公元９７２年，距今１１２８年，关于经幢上的“女弟子刘氏”，有人认为是石棺中骨灰的主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自称“女弟子×氏”者，必是寺院外的俗家弟子，因为无论她多么一心向佛，也不可能以此种葬式入土，只有寺内高僧才有可能以火葬方式升天，而后将骨灰及舍利子放入石棺中。因此，“女弟子刘氏”应是这座经幢的出资捐赠人，而非棺内骨灰的主人。
二、经幢上部的所谓顶，只是整座经幢的中间部分，而并非真正的顶。它的上部应是露于地面之上的一座小石塔，这座小塔不知毁于何时，而深藏于地下的部分则被保存下来。
三、经幢出土所在地有资料证实，原是濮阳最大的寺院——太平兴国寺的所在地，此石棺中骨灰的主人应是太平兴国寺住持一类的高僧。太平兴国寺为北宋时期中原一带的大型寺院之一，为北宋朝廷“敕建”寺院，与开封的相国寺、洛阳的白马寺有着差不多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所谓“敕建”，就是由皇帝亲自下诏，国库出钱建造。这类寺院规模庞大、建造精美，主殿堂可享用皇家建筑等级，屋顶可使用黄色琉璃瓦。从出土的经幢上可推测出濮阳的太平兴国寺应建于开宝五年之前，开宝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年号，由此可知，这座寺院是赵匡胤亲自下令修建的。
四、濮阳县城为何会有如此高等级的皇家寺院呢？北宋时，开封被定为国都，而濮阳与开封仅一河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京师开封的北大门，战略、交通、经济地位之重无以代替。北宋时，汉人执掌政权的北宋仅占有江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北方，辽金政权已攻破长城，将北京定为自己的南京。北宋与辽金的边界以现在河北的河间县为界，双方拉锯战不断，因而当时的河北已成为北宋的“北大荒”，许多著名人物都曾被流放到那里。濮阳是北宋北部边疆最后的繁华城市，因 此，它的地位是极其重要和特殊的。
北宋经济、科技、文化都空前发达，但军事实力却十分羸弱。开国皇帝赵匡胤执政之始就毫无开拓疆土、扩大版图的雄心，而只是一味寄希望于北方的契丹、西部的吐蕃及西北部的西夏不要前来犯边。“太平兴国”一直是北宋开国皇帝最大的梦想，这种思想也传染给了他的后人。北宋第二任皇帝赵匡义一继位，就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太平兴国”，足见此种思想在宋代皇族中影响之深。了解了上述背景，那么开国皇帝赵匡胤下令在濮阳修建太平兴国寺院以求上苍保佑大宋子民能长享太平、国家兴旺就不足为奇了。
经幢的出土为我们揭示出太平兴国寺的一角。不妨设想，这样一个皇家寺院如果能部分恢复的话，那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好去处。山西洪洞县当年的大槐树所在地——广济寺现在游人如织、四海知名，其实寺内仅存的文物也是一座经幢。这座经幢建于金章宗成安五年（当时山西为金国地盘），即公元１１９６年，比濮阳这座经幢晚２２４年，洪洞县政府在此旧址上大兴土木，部分重建了广济寺，效果之好出乎人们意料。那么，我们现在手中也有一个经幢，我们为什么不能重修太平兴国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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