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
科幻作家
雨果奖得主
儿童通识学院教育品牌
童行学院创始人
无论未来的科技如何发展，我始终认为既使大脑被扫描了，自己仍然可以感受到内心的这个“我”，也就是我主观感觉到的这个“我”，还是独立完整的我自己。
哪怕我有五个同样的拷贝大脑，分别放到了五个机器里面，那每一个拷贝大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他是他，我是我，因为人的这种独立完整性，来自于自己的主观体验，这个主观体验是你不可能跟任何人分享的，也就是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在你眼中看到的红色是什么感觉，你也没办法把这种感觉分享给别人。
感受到的整个世界，就是你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是永远不可能被拷贝的，因为即使你的大脑被拷贝了，拷贝的也只是一种大脑神经结构，拷贝出来的个体虽然跟你有类似的主观感受，但你还是不知道他的主观感受是什么。
这就是庄子说的“子非鱼”问题，当你思考越多的时候，你就越容易变成神经病。有许多特别善于思考，特别认真思考，对人生特别严肃负责任的人，最后都早早去世了，就是因为他们太认真了。
如果你把自己跟整个大世界，放在同一个框架中时，你知道自己和这个世界不停地在交流，你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周围的环境有认知，这时相对来说，一个人就不容易钻牛角尖钻到死。
很多钻牛角尖钻到死的人，他往往进入到了一种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交流的封闭状态，就好像他周围有一个蛋壳，这个蛋壳让他没办法跟外界有效沟通，他整个的精神、情绪、思想，完全都被封闭在了这个蛋壳里。
事实上，一个人但凡和这个世界有交流，他的精神世界和外界有流动，那么他的很多思考都是在这样一个大世界中，去扩大的。
我之所以选择像脑机结合、人机一体、虚拟现实……这么硬核的前沿科技进行科普，是因为我想要带着普通人的视角，去接近这些硬核科技，让它们显得不那么硬，让它们真正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的科普节目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色，就是跨界对话。我每次访谈一个科技主题的时候，都会邀请一位文艺界的嘉宾，比如马伯庸“马亲王”、电影编剧、插画师、时尚设计师等等，他们在看这些科技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视角。当把更多领域的人的思维方式和想法带进来，和这些硬核科技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跨界对话其实很有奇效。
我希望让普通人觉得，这些硬核科技也没有那么不可接近，也没有那么硬。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相对而言比一些科学家，善于沟通一点，所以我就来负责替大家把很难的一些科技语言，翻译成普通的生活语言。
很多人其实都是通过科幻电影，来了解技术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想象的极限，但现实技术比科幻更有想象力。在我的科普系列当中，选出的十个主题，都是科幻电影中出现过的，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对应，但我在生活中其实还见到了一些其他的主题，是在电影里面没有讲到过的。
比如有一些科学家就在研究新的人造微生物，这些新造的微生物表现出了很多不同的性状，自身又能达到很多的功能，然后我们再用这些微生物替自己做一些事情，比如用于医疗、改变环境等等。这其实也是一个人成为造物主的过程，并且还在不断地探索这样的边界。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正在研究的一种科技，就是量子光栅。光栅就是一种用来分辨物质成分的仪器，而他把光栅做成了一个量子点的晶片，以后可以放在手机上，我们用它一扫，就可以扫出咖啡、化妆品、雾霾、地沟油……的成分，就相当于给每个人练就了火眼金睛。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双火眼金睛，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你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充满了病菌、新病原。这种科学技术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产品化也做好了，正处于一个试图更落地、更批量化生产的阶段。
很多时候，科技是在一些发现的推动下往前走的，而这些发现其实是漫无边际的，没有方向的，但科幻电影中的想象其实局限在我们现有的什么。所以当我们真正去了解科学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现科学的前沿是朝着一些非常奇妙的方向走，这会推动我们人类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凯文·凯利曾说过，技术有可能不是人发明的，人只是技术的载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人类、万物都是整个运行算法中的衍生品，只是自然的一环。
无论自然如何超前演化，我们人都是作为其中的一环，并且正好是这个阶段作为智慧生命体的承载。如果未来人的整个形态，发生了变化、进化，智慧也会以新的方式来承载，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生命3.0》中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埃隆·马斯克和Google的创始人在聊天时各执一词，Google的创始人说你过度地强调了碳基比硅基高级，从生命的角度上来说，它们其实是平等的。人是碳基，人工智能是硅基，但是以后承载智慧的不一定是碳基，也不一定是硅基，或者两者都不是。
转基因兔子属于艺术品，那为什么转基因婴儿就会引发轩然大波？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基因科技本身，二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转基因兔子确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艺术品，它叫做绿色荧光蛋白兔。
有一位科学艺术家，他运用转基因技术，把绿色荧光蛋白转到了兔子的体内，然后兔子的整个身体都有这样的蛋白，只要把这只兔子放在紫外光下，就会发现它变成了一只绿色荧光兔子，也就是一只妖怪兔子。但这只兔子却变成了一个活体艺术品，被放进了一些艺术展馆，进行全球巡演。
这件事情其实是惊世骇俗的，但也就是因为它惊世骇俗，所以被当成了一个经典的艺术作品，就像杜尚的小便池一样。这件事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艺术和伦理的边界在哪儿？如果某一天有人做出了一个绿色荧光小孩，或者把自己做成绿的了，这算行为艺术，还是算什么？
我们确实应该给自己划上伦理的界限，我们对于自身的改造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现在国际科学界、联合国，还有各国的法律系统，都会有一些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但仍然会存在，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能排除有些人以探索什么为目标。
基因编辑科学家去年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更改一头猪身上的一个基因位点，让猪长大20%，变高、变重20%，据说如果批量做这件事情，可以解决今年猪肉贵的问题，而且他们也测试出转基因猪的口感和普通猪肉没有什么区别。
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人和动物的很多基因起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如果把这个基因位点放到人身上，是不是会产生一个“绿巨人”？这想想就很可怕。我们现在只不过有一些伦理上的禁止，但将来如果真的有科技狂人做这种事情，谁也没办法。
尹烨说过一句话，科技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匪夷所思，发展的时候是勉为其难，到以后就是理所当然。
其实，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很多工作，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职业上、工作上的新方向、新选择，这是我做了全国调研之后的结论。
我在智库的时候，研究的就是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去到江苏、广东那边的很多无人工厂，问老板这个工厂原来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老板说，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两个车间就有一万多人，现在改造了一个车间，已经减少了四五千人，等我们把车间完全改造完之后，全工厂也就剩下两千人，其中还有一大半是坐办公室的，所以整个车间最后可能就剩下几个看着的人了。
我们还去了浙江的绍兴酒厂，他们盖了一栋五层的楼，从五楼把浆泥倒进去，然后顺着一条无人生产线下来，最后就在一楼用坛子接酒，整个工厂里面没有人。所以现在的这些工厂改造了之后，员工人数可能就会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只不过现在还有很多小工厂没有改造，但这个改造过程是从前几年开始，就一直不断上演的。
未来工人的需求会变得很少，那这些人就会转到其他一些非标准化操作的服务业、手工行业。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除了体力工人之外，那种重复性的办公室工作，未来也会慢慢被取代。我们在跟阿里公司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从两年前开始，像双十一这样的活动，96%的天猫客服已经是机器了。
随着技术越发达，很多岗位需求的人就越少，包括机场地勤。那这些人去做什么呢？他们就会转向非标准化的工作，也就是今天做的节目一样，今天做一期，明天做一期，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和位置是取代不了，但如果你今天做的工作跟明天做的工作是一样的，那就很容易被机器所取代。
还有一些人只能成为整个大机器系统的一个附属品，比如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无人机驾驶送外卖，所以人就成为体系中的一个小环节。
为什么特别提倡通识教育呢？实际上，通识有两个含义，一是给你奠定很宽的知识基础。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给他讲科学、人文历史、艺术，帮他把这些宽的知识基础夯实。当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未来是最有用的时候，这些很宽的知识基础，就让他在未来有选择的余地。你给他越宽的知识基础，他以后能够选择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跨界，也就是你现在觉得很不搭的两个领域，它们相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需要的人才岗位。在未来的科技变化情况下，你不知道具体哪个岗位是最需要的，但如果你有这种跨界的能力，你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脱颖而出。
比如，我们最近有一个项目，就是进行美术和科技的一些结合，我们在跟大公司聊天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全国都很稀缺的一个职位，叫做技术美术，意思就是他自己有非常良好的美术审美和功底，而且他可以通过很高深的技术，实现非常漂亮的美术效果。据说这种技术美术，全国也就几百人，而且已经被两三个大公司用极为高的薪水挖走了，一般的小公司都招聘不到，你找他们做一个项目都非常贵。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技术和美术在传统教育里面，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岗位。一个学美术的人，他几乎不可能学会编程序；而一个学编程序的人，他的审美基本上都会被人吐槽。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工种就是独立分开的，只有少数一群人，他们能把这两个工种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稀缺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在搭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时候，真的想把科学、人文、艺术放在同样的框架中，让他们混搭着去学习，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未来的复合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