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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元1730年，英国的伦敦塔皇家兵工厂，一种燧发枪开始大量生产，这就是枪械史上赫赫有名的褐贝斯（brown bess）。 褐贝斯是绰号，它最初的名称叫国王燧发枪P1722。P就是pattern，型号的意思。此后褐贝斯不断改进，衍生出大量型号，前后生产了一百三十多年，总共生产了八百多万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生产时间最长的燧发枪。乾隆打缅甸的时候，缅军中就有少量的褐贝斯。 这枪大量装备部队取代火绳枪以后，它伴随着英国军队出现在殖民扩张时代的所有战场上，不但英军使用它，很多其他国家也使用它。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用褐贝斯和英国人对打，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双方全用的褐贝斯，甚至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后膛枪都开始粉墨登场了，南北军队依然有许多褐贝斯。 好几十年前在缅甸，清军就吃过褐贝斯的苦头，公元1840年，褐贝斯登陆了中国沿海。然而在洋枪洋炮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冲突原因来自于政治与经济。 清朝的政治与经济都不可逆转地腐败了。 康熙年间，为了稳固统治宣布永不加赋，这个赋指的是田赋，而田赋这种土地税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政府收入来源，雍正年间搞了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长期以来地丁银占了清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这就使清朝的财政收入基本固定，然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却是变化的。 明朝的张居正搞了一条鞭法，将原本由实物和劳役组成的税收统一为以银两征收，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由此引来的一个问题在以后许多年里慢慢滋生发酵，那就是胥吏数量的膨胀。 胥吏是地方行政的执行者，他们通常由本地有文化有关系的人担当，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管上级任命的官员如何变化，官员的命令总是需要胥吏才能执行下去，在地方上，胥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有的胥吏家族，改朝换代对他们都没有影响，他们可以维持在地方上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优越地位。 一条鞭法的施行，需要大量的计算工作和征收人员，必然需要更多的胥吏，尽管一条鞭法后来逐步废弛，但胥吏数量的增加却成了客观事实。 到了清朝，人口迅速地增加，虽然有一些县会分置出新的县，但总的政府机构增加数量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僚的总数量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人口从一亿增加到三亿，尽管文盲率非常的高，总的读书人的数量还是增加了许多的，这些人自然会谋求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在科举录取数基本恒定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进入地方行政体系，也就是成为胥吏。 同时，人口的增加也带来了更繁重的行政工作，也确实需要更多的胥吏，所以尽管朝廷任命的官员数量基本不变，但是胥吏的数量在不断地膨胀。尽管官方对于吏员的数量也是有一定规范的，但有文化的书吏的数量和有关系的衙役的数量还是在不断地增长。而且新任的官员也不可能去触动这个利益集团，因为裁减冗员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怠工抵制，导致官员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养这些人的经费从哪里来？这些人钻营到这些位置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就是要来捞钱的。 基于田赋的税收已经基本固定，即使有新开辟的耕地地方政府也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上报，那么新的财源来自于哪里？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征收一些附加税。 最有名的附加税叫火耗，就是将众多纳税人缴纳的散碎银两铸造成官银时的损耗，实际上这种损耗极小，不到1%，然而上报的火耗却可以高达20-30%，这部分利益就成了地方政府运行的润滑剂。然而雍正搞了耗羡归公，这一块收入地方政府想做手脚就比较困难了。于是就要巧立名目，比如救灾，比如剿匪，这些都可以名正言顺地用来加税，当然地方政府在加税名目上的想象力要远远丰富得多。 此外，清朝实行的是双本位货币制度，官方征收的是白银，而实际民间流通的则是铜钱，而银铜之间的兑换率是经常变化的，这中间就有大量可以做手脚的空间。 同时，胥吏的任用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权威，地方官员的升迁需要上级官员的提拔，这中间都需要利益的分润，官场上的冰敬炭敬节敬这些陋规是无法革除的，而且只会愈演愈烈，这些最终都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 官场的腐败不止于此，它渗透到方方面面。各地的粮仓，官吏勾结将新粮拿出去贩卖，缺额用陈粮甚至杂草沙土填补，遇到上级盘库就索性放把火烧了粮仓销毁证据。黄河屡次泛滥，治河是历朝历代的大事，清朝专设总督治河，然而各级官僚在治河工程中上下其手，十万两的工程能报成一百万两。漕运也是极重要的事务，清朝专门设有漕运总督办理，跟治河一样这里也是腐败的温床。南方的粮船沿大运河北上，在每个闸口都会遭到盘剥，一百多年里每条船的运费从一百两涨到了五百两。漕运还有专门的贪污术语叫“漂没”，指运输途中沉船导致的损失，后期的漂没居然能高达20-30%。 更大的腐败来自满清统治集团本身。清朝有笔专门的开支叫旗费，是支付给八旗的开销，八旗是专职的军队，这本来算是国防费用，但随着八旗战斗力的腐化，这笔国防经费等于打了水漂，成为全国纳税人奉养旗人的费用。旗费通常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20-25%。而皇帝本人也有自己的产业，内务府负责替皇帝打理各地的皇庄，除了皇庄外，内务府直接插手盐务、织造和海关，每年都从这些最赚钱的行业拿走最大份额的利润。 所以清朝的腐败是体制性的从上至下的腐败，康熙末年的财政已经接近枯竭，经过雍正的大力改革，国库的白银储备达到6000万两，相当于两年多的财政收入，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但经过乾隆的折腾，每场战争动辄花费数千万两上亿两的军费，库银降到了只有800万两，根本无法应付一场战争。 这一百多年里，幸好清朝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所以一直有海外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朝的财政危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朝的年财政收入在3600-4300万两之间，而每年的贸易顺差大约有350万两。 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拮据的财政使得皇帝大力提倡节俭，然而道光皇帝衣服上几两银子一个的补丁改变不了大局，皇帝的个人意志改变不了体制性的腐败。 嘉庆杀了和珅，一方面消灭了政敌，一方面没收和珅的庞大家产也带来了巨大收益。和珅系的官员贬的贬调的调，换上了一批忠于嘉庆的官员，然而这改变不了延续多年的腐败风气，同样出自污浊的官场文化大酱缸，不过是一群新的寄生虫替换了旧的而已。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每个官员离任时都宦囊丰足，留下的是地方政府的一堆公款亏空。所以嘉庆道光时期又象雍正时期一样，大力清理地方政府的积欠，有时候甚至蛮横到需要新任官员去替前任补交积欠。19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欠是压在每个地方官员的心头大石，而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只能更狠地压榨纳税人。有时候地方官员甚至巴不得发生点天灾，这样就可以向朝廷申请免税，在许多年里，有许多地方官为了免税甚至谎报灾情。 但是，外部的环境在发生变化，贸易顺差在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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