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到李文忠打进应昌，活捉了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皇后、妃子、宫女、皇子买的里八剌等，与朝廷的大官、卫兵，还缴获了十五颗宋元两朝的玉玺与金印。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向着和林（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的方向逃走。李文忠带了骑兵追，追到北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翼北索博日嘎苏木古城），一看追不上了就回师，经过兴州（滦平县西南）与红罗山，收降蒙古军民五万多人。李文忠回到京城奉献捷报，被朱元璋授为曹国公。
此次北伐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都超过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歼灭的是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部的精兵，李文忠所歼的是元主部，多非战斗人员。徐达不仅完成了此次作战的目，消除朱元璋最为担忧的王保保，无疑徐达应该立下了首功，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所部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朱元璋之所以 “偏心”的认为李文忠的功劳居于徐达之上，是俘获了元昭宗的次子买的里八剌，有了这张牌，或许能达到招降北元的政治目标。数月后，朱元璋派出使者，给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信。信中的口气非常委婉，介绍了明朝招降的优待措施，他向元昭宗表示：你只要派遣使者朝贡，我可以让你安心地在明朝边境牧马，我可以成全你成为大漠地区的一邦之主，号令其他部落。朱元璋对北元的如意算盘，和徐达等前线将领所想，有着本质的差别。朱元璋对北元的基本政策是从政治出发，军事打击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北元派使臣来朝贡明朝，边境线上双方的和解，便成为他郑重的承诺。
徐达等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职业军人，军人的事业在战场。只要敌手存在一天，军人就要枕戈待旦，哪怕针对潜在的对手、潜在的威胁。不过，军人也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获胜之后，往往流露出骄傲轻敌的情绪，那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立功心情，很可能为下一步作战，埋下失败的伏笔。
朱元璋对北元的政治招降没见到丝毫效果，由于军事手段过于软弱，北元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重新集结起来，给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扩廓帖木儿的实力膨胀，引起了朱元璋心中很大的不快。在元军所有的将领中，朱元璋最看中扩廓帖木儿，只是由于多次劝降未果，成为朱元璋心头的一大遗憾。
有一次朱元璋和群臣聊天，突然问大家：你们说，天下谁堪称奇男子？众人答道：常遇春统兵不过万人，却能横行无敌，这是真正的奇男子！但朱元璋略带遗憾地否定说：常遇春虽然是人之豪杰，但毕竟为我所得，成为我的臣下。我始终不能让扩廓帖木儿俯首称臣，他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与北元的岭北之战，就发生在四个人身上：明朝的朱元璋、徐达，北元的君主和扩廓帖木儿。起主导作用的是朱元璋，给朱元璋迎头一击的，就是他格外青睐的扩廓帖木儿。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徐达代表诸多前方将领，主动向朱元璋请战，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徐达说：现在国内形势已经安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平稳。在陛下的号召下，许多蒙古部落的人不断来降，只有扩廓帖木儿这员悍将，还在边境骚扰不停。根据侦察，他现在在和林一带活动。我愿意和前方诸将，率领一支军队，一鼓作气将他们彻底消灭。
朱元璋回复徐达说：扩廓帖木儿只是朔北走投无路的穷寇，灭亡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是乌合之众逃亡到大漠，以死自卫。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有可能逞困兽之斗，现在出兵时间不好，暂时放一放吧。徐达和前方大将坚定地向朱元璋表示：扩廓帖木儿奸诈狡猾，只要他在，终究是大明边境的严重隐患；多少年来，他一直与大明为敌，侵略骚扰不断，前两年被我们击溃。现在趁他兵力不足，羽翼未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也只有趁着现在消灭他，才能永靖大漠。
朱元璋最后同意出兵。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徐达，谁都相信马上到来的这场战争，将只会是胜利，只是胜多胜少的问题。在大明阵营中，只有一个人还能保持谨慎态度，他就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刘基。刘基曾经多次告诫朱元璋：千万不可对扩廓帖木儿轻视。朱元璋也不曾轻视过扩廓帖木儿，所以当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人马就足够的时候，朱元璋又谨慎地命令他再加上五万人马，而且要求兵分三路。
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便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以主力人马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各率兵五万人，三路并进，中路出雁门，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吸引敌人至近边决战，最后必然会击破敌人；东路由居庸出应昌，再次奔袭元廷，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西路由金兰趋甘肃，以为疑兵，让敌人摸不清虚实，从而起到迷惑和牵制之效，以配合中路。命令下达之时，朱元璋同时戒告：“卿等立请北伐，志气甚锐。然而，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兵出三路，但战法应各有侧重。大将军的中路要扬言直趋和林，但不可急于直奔和林，而应缓慢进军，重在引诱元军出战，从而歼灭之；左副将军出东路要神速，出居庸关后经应昌直趋和林，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征西将军的西路军，出金兰直趋甘肃，以疑元军，使其不知所向。卿等要益思戒慎，不可轻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