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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听过《龙的传人》，歌词里说“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人当然不可能是龙的子孙，这种说法非常新，古人根本不会这么讲。可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篇文章，我们就来集中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考古学历史上，有三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和这个话题有关。第一个是在河南的仰韶文化，第二个也在河南是安阳的殷墟，第三个是在山东的龙山文化。 这三个考古发现，是中国有现代考古学以来，最重要的大事。 五千年的彩陶文化推翻“奈亨台东迁”我们先说在河南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被一位瑞典人发现的，他叫安特生，本来是研究地质的，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还兼任着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的所长，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后来却因缘际会，一个瑞典人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1914年，这位安特生被袁世凯政府请来中国，帮助找矿，那时候北洋政府财政吃紧，开矿是为了增加收入。可是过了两年，袁世凯没做几天皇帝梦就死了，北洋政府里也就没人顾得上找矿的事。安特生思来想去，决定转行去调查古生物化石。你可能会好奇，好端端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化石这一行呢? 原来，当时中药里有一味药叫“龙骨”。按照古代医书的记载，龙骨能镇静安神。当时，有一位德国医生对龙骨非常好奇，他收集了很多带回德国，交给一位古生物学家研究。研究的结果发现，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有一枚牙齿甚至可能还是来自古人类。你可以想见，过去我们把龙骨当中药吃的时候，不知道吃掉了多少古生物的化石。 安特生知道了这些事之后，感到这个领域很有前途，就决定投身到古生物化石的调查。1918年，安特生进入河南开始寻找龙骨，他偶然在河南省的西北部，也就是今天隶属三门峡市的渑池县，在一个靠近黄河的仰韶村，被他挖到了陶器，上面有五彩图案，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彩陶”。 三年后，1921年，安特生又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起，在仰韶村正式进行发掘，这次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还有住房、村落的遗址。安特生特别激动，因为仰韶遗址的年代很早，应该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差不多五千年前。那么，这就比拉克伯里所说“奈亨台东迁”的时代，早了有一千年。这下子就部分否定了我们在上一集中提到的，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的“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 几年以后，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里面强调仰韶遗址，应该就是汉族先民居住的地方，他针对的就是拉克伯里的“西来说”的说法。 可是，仰韶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吗？安特生并没有结论。他拿出土的彩陶给瑞典王储古斯塔夫，也就是后来的瑞典国王看，这个王储也是一名业余考古学家。他去英国的时候，又把彩陶带给英国著名的陶瓷专家郝步森鉴定，专家认为，这些彩陶和中亚地区比如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以及东欧，甚至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古代遗物的图案非常类似，比如菱形的几何图案非常接近。 所以安特生又推断，仰韶彩陶文化可能还是从西边来的，也许传来之后，跟本地的土著文化发生了混合。为了证明这一点，安特生不久就去了西北调查，像青海西宁的朱家寨、甘肃广河县的齐家坪、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等，这些遗址中的彩陶，和仰韶非常相似，而其中在甘肃的齐家坪遗址的时代，最早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河南的仰韶遗址还早了五百年。 把这些彩陶的遗址连起来，从甘肃到河南，地理方位恰好是从西到东，于是，这就等于安特生提出了新一波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就是说，彩陶文化从西向东，先从新疆传播到甘肃，再从甘肃沿着黄河传播到河南，进而扩散到整个中国。 这样，安特生虽然推翻了拉克伯里“奈亨台东迁”的说法，却还是不能推翻“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 三千年的殷墟证明商代存在安特生的说法，还是让中国考古学家耿耿于怀，后来的一个大学者，哈佛大学已故的张光直教授就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家始终反感“西来说”。所以，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夏鼐重新发掘安特生曾经去过的甘肃的齐家坪遗址，他修正了安特生提出的结果，他发掘的结果证明齐家文化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2500到1500年之间，在时间上，比河南的仰韶文化要晚，这就相当于否定了安特生关于彩陶文化从西向东传播的结论。 不过，只有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还是不够说明中国文化的独立脉络。一个连续的文化链条，需要有好几个能够证明时代的证据。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考古学的发现，就是三千多年前的河南安阳的殷墟。 无巧不成书，就在前面说的那位德国医生收集龙骨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学者叫王懿荣，他也注意到了这种奇怪的药材，因为他发现有些龙骨上有刻画符号，很像古文字，他就让人收集这些龙骨，这些文字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甲骨文”。 对甲骨文的研究从来也没停过，经过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像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人们知道刻在龙骨上，也就是刻在那些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而且，细心的罗振玉还辗转打听到，这些龙骨大部分都来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终于，传说中的殷墟，也就是殷商最重要的都城被考古学家们发现了。 到了1928年，北伐战争刚刚胜利，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由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考古队对殷墟进行发掘，这一发掘陆陆续续延续了好多年，到今天发掘还在进行中。 殷墟的发掘收获非常大。简单来说， 考古学家个历史学家确认了，这里确实就是殷商国都，因为发现了宫殿和宗庙的遗址，发现了被认为是殷商王陵的大墓群。在殷墟还发掘出多达15万片以上的甲骨文，发现汉字五千多个，提供了大量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知识。 此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有了这些丰富的文物和资料，我们今天对商代的了解，比在两千多年前写《史记》的司马迁、甚至比孔子知道的还多。 四千年的龙山填补空白到这里，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了河南的仰韶文化，又发现了殷墟文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渊源问题，似乎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的脉络了，可是这个脉络还是有缺陷。从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多年前殷墟，中间还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哪儿呢? 正好在这个时候，也是在1928年，考古学家们又在山东历城县龙山城子崖，发现了很多打磨得非常精美、非常薄的黑色陶器。后来，在城子崖周边又陆陆续续找到了几十处类似的黑陶遗迹。这就是能填补空白的第三个考古发现：山东的龙山文化。 为什么龙山文化的发现很重要? 因为它刚好处在五千年前的仰韶和三千多年前的殷墟之间。经过科学测定，龙山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离现在四千年。1931年，从美国回来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也就是梁启超的儿子，梁启超可以说是教子有方，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里面，人文组的院士一共28名，他的儿子就占了两名，一位是梁思永，还有一位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梁思永先生又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了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小屯遗址，也就是殷墟、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一层叠一层的痕迹。这样一来，从五千年前的仰韶、四千年前的龙山到三千年前的殷墟就连成一条线了。 可以想象，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的领袖人物傅斯年先生非常高兴，他特意为龙山城子崖考古报告写了序文，说发掘汉族中国起源，才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而且说，考察彩陶和中亚西亚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能只是看这一点，如果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点，就会误以为“先秦二三千年间中土文化之步步进展，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就是要打破西方人拉克伯里、安特生他们的“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西来说”。他的同事，考古学之父李济也说，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因为“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始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 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20世纪上半叶，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人们一步步地建立起早期中国的历史脉络。在这些考古发现之前，能确凿无疑证明的中国历史，只能到西周，这不光因为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还因为周代还有很多传世的青铜器，能跟文献互相印证。 殷墟的考古发现，不但确认了商代的存在，而且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历史的记载大体上是可靠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了殷商之前，也许是三代里面夏代的存在；而仰韶文化的发现，更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推到文字产生之前，甚至推到炎帝、黄帝这些传说时代。 这些发现，真是非常了不起。可是麻烦的是，这还是不能说明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呀，是不是他们还是更早时候从西边儿来的外来人种呢? 所以，在中国人起源的拼图上，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北京人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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